摘要：1 930年，许倬云出生于一个江南士大夫家庭。 他的人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既有着旧式文人的气质和情怀，也能把握时代脉动、紧跟社会潮流。 他的学思历程纵横东西之间，既带有东方文明的视角和认同，也深谙西方文明的往来之道。 他的历史写作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既有扎实
今 年（2020年）七月，历史学家许倬云年满九十。 最近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也将成为他的封笔之作。
1 930年，许倬云出生于一个江南士大夫家庭。 他的人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既有着旧式文人的气质和情怀，也能把握时代脉动、紧跟社会潮流。 他的学思历程纵横东西之间，既带有东方文明的视角和认同，也深谙西方文明的往来之道。 他的历史写作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既有扎实的学术成就，也因历史通俗写作而蜚声于世。 他试图为学界与大众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这“桥梁”蕴含着许倬云对中华文明的深深眷恋和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切与责任。 在专业化与通俗化两种写作模式日渐泾渭分明的当下，许倬云的公共历史写作，是否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呢？
对许多人来说，许倬云就是那位写出“中国三部曲”的著名历史学家，而 对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游移于东西方、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许倬云知之甚少。
为何许倬云会为大众写历史普及著作？ 这跟他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联系？ 事实上，许倬云的严肃学术著作和通俗历史著作中的问题意识和所使用的视角是相通的。 与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学者不一样，许倬云所关心的问题，和他探索问题的方向，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浑然一体。 通过梳理他的学思历程，我们能从中找到日后他学术研究和介入社会的蛛丝马迹。
《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06版专题 《许倬云——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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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经历
浸染出成长底色
在采访许倬云的那期《十三邀》里，有一处感人的段落：当许倬云聊到抗战时期的经历，他眼里忍不住泛红，声音变得沙哑。妻子孙曼丽赶紧过来打圆场，帮他擦眼泪：“一谈打仗他就会哭得稀里糊涂。”就像好的编剧在设计人物时，都会精心设计该人物童年经历的大事，这些事会深刻影响人物的性格、观念甚至潜意识里的欲望，是人物成长的底色。抗战之于许倬云就是这样的大事。
抗战时，许倬云的父亲是经济委员会委员，负责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年幼的许倬云跟着父亲到处奔波，深入中国内陆农村的百姓生活，得以看到富庶的江南未看到过的景象：贫苦百姓日常如何劳作、如何接待战争难民，当然，还少不了饥饿和恐慌。 抗战开始时许倬云才七岁。由于天生残疾，他还不能站立，直到十三岁才能拄拐走路。正因为行动不便，许倬云经常被摆在农村的土墩、石磨或板凳上，静静地旁观这个世界。历史学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也正因这段经历，许倬云对中国农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感兴趣。 这段经历直接触发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研究对象的选择——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许倬云曾说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的变化不大，他当时看到的农村与汉代差别不大。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的这两本研究专著，也让他踏入了学界的大门。
士绅阶层的出身，让许倬云在对社会的思考中，更为强调社会网络的功能。士绅阶层有着城市和农村双重属性，他们是政治权力和农村社会的连接点，还不断生产知识分子、为官场提供官员，并通过社会网络传播政治信息。他们通过婚丧喜庆等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控制着社会资源和财产，亦官亦商。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许家家境中落。许倬云的父亲早早考上海军学堂，接受了英式的海军教育，并参加过辛亥革命。他父亲虽是武官出身，但人文素养很高。抗战胜利后，许倬云的父母就劝他去上学，于是，他就去了辅仁中学读高中。在这之前，许倬云并未系统上过学。父亲读什么书或报刊，他就跟着读。父亲会把文章仔细分析给他听。因许倬云当时爱看武侠小说，父亲就劝他读《史记》，这是他最初的历史启蒙，也奠定了他对历史的喜好。
辅仁中学的附近就是东林书院旧址。明代东林士风讲求忧心家国、经世致用，这种学风也影响了当时辅仁中学。学校的教育让许倬云之前杂乱的知识体系有了框架。许倬云的强项是理科，但由于身体原因，他有次拿不稳试管几乎引发火灾，这断了他读理科的心。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国史大纲》在抗战时期产生，那时正值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所以《国史大纲》的史观是一种民族史观，这也深深影响了许倬云。直到许倬云出国后，他的民族史观才有所改变，这使他后来能写出像《万古江河》这样具有世界史观的作品。
2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
奠定治学范式
以赛亚·伯林曾有个著名的比喻，即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许倬云明显是“狐狸型”的学者——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游走横跨于不同领域。虽然如此，万变之中不变的是，他有着成熟稳定的核心问题意识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这些大都从他的求学时代开始逐步被建立起来。 许多人对许倬云的转系故事耳熟能详。入读台大之后，他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傅斯年校长注意到他入校考试的国文和历史的成绩，建议他去历史系，还有其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也如此建议，就这样，许倬云转入了历史系。在芝大，许倬云的导师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觉得许倬云不该读中国的东西，劝他去搞比较研究，让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于是，许倬云就跟约翰·威尔逊学埃及学，此外也学习巴比伦学与亚述学。学习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后，许倬云将它们的历史和中国上古史作对比，由此，他提出了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观点——首先，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深，互相影响，并影响了波斯、古希腊、雅利安、犹太教等文明。其次，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互相影响的形态反观中国，许倬云发现中国本身不是统一的一整片，而是黄河流域、长江与淮河流域和长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区互相影响而发展出来的。在前两片地区融合之后，南方的吴越和西南夷成为了第四片地区。这些地区互相影响，最终融合。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像长江和黄河流域一样，而古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片地区。假如中国的长江和黄河之间不是一些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的沙漠地带，那这两片地区就可能不会如此融合，而会独立发展。类似的观点和推论在许倬云的许多文章里都有体现，许倬云十分关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 这或许是受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许倬云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曾说，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定律，而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雅斯贝尔斯曾提出，在超越性的关怀出现时，古代文化才突破进展为文明，其中的若干人成为特定的价值观的阐释者和传授者。许倬云则聚焦于，在个别文化突破进入文明后，到底是哪几种特色决定了这些古代文明日后开展的特定方向。以此，许倬云才能得以进一步解释韦伯命题和李约瑟命题的意义。 当时，芝大是马克斯·韦伯思想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许倬云也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后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很“韦伯”——他尝试使用统计方法，根据春秋战国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和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变量如何配合而变动，还顾及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升降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许倬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看问题的角度，就会经常会关注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他不认为历史是由哪一种特定的力量推动的；每一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一系列变量配合才有其特定变化。“网络”、“变量”、“关联”、“互动”一直是许倬云历史著作里的高频词汇。这种看待历史和社会的特定视角，贯穿了许倬云一生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写作。在讨论中国历史的分与合时，许倬云还将这种方法总结为“体系网络”，颇具有系统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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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成为“半个记者”
许倬云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和关怀。早在许倬云上高中的时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遗风，就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辅仁中学，他早熟的同学们会因为政见不合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许倬云并不理解，为何歧见能演变为人身攻击，但这也是他政治辩论的启蒙。 在芝大求学时，许倬云并没有一头扎进书斋中。在他赴美时，一位美国教授曾叮嘱他，此行不只是读一个学位，更是要珍惜机会研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这本大书。 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好被许倬云赶上了。许倬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认识了许多年轻的神学生和年轻牧师，他们来自不同的教派和宗教，却都有激烈的反叛意识。他们吃饭、洗澡的时候，经常一起激烈辩论一些跟文化价值观念有关的，吵的比学术研讨会还要激烈。这些争辩打碎了许倬云的宗教观。为此，许倬云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许多民权运动者的事迹和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病。为了帮助他的舍友们，许倬云还参与到民权运动当中，抵制美国地方政客的胡作非为。这段经历也影响了许倬云的立场取向。 在许倬云读完博士之后，他回到台大教书。当时大学里斗争十分激烈。在1962年到1970年期间，许倬云与几十位大学教授成立了“思言社”。实际上，“思言社”是在模仿英国的费边社——即英国工党的祖先，他们希望温和渐进地推行社会福利体制。但这也给许倬云招来祸患。来源：小镇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