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5月3日，军令部向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发来密电，要求他率暂五师、川军二十六师（刘雨卿师）等部奇袭和夺占南昌，占领后即向全世界广播，以扬国威，密电中同时称，胜利后对参战所有官兵均有重大奖赏。陈安宝当即下达作战命令，命暂五师担任右翼进攻，截断南浔铁路，断绝
1939年5月3日，军令部向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发来密电，要求他率暂五师、川军二十六师（刘雨卿师）等部奇袭和夺占南昌，占领后即向全世界广播，以扬国威，密电中同时称，胜利后对参战所有官兵均有重大奖赏。陈安宝当即下达作战命令，命暂五师担任右翼进攻，截断南浔铁路，断绝敌人外援，命刘雨卿师担任左翼及正面攻击，直接夺取南昌城。
接到命令后，刘雨卿师立即轻装向南昌进发。夜行途中，在绕过敌人所占领的点线哨所时，他们发现了多处用骷髅白骨筑成围墙的庄院，这些骷髅白骨都是被杀害同胞的遗骨，敌人采取这种恐怖行径，为的是恐吓抗日军民，使其不敢接近庄院。
经搜索查明，庄院实际上是敌人的食品被服仓库，院外没有哨兵，里面也仅有少数日本兵，且正在鼾睡。部队行军中有一条禁令，规定不准说话和鸣枪，于是战士们便越墙潜入，用刺刀刺死数名敌人，又活捉了三人。被俘虏的三个日本兵居然都已年过花甲，经审问，他们回答说是退役后第二次被征来中国作战的，由此可见当时日军兵员已十分奇缺。
5月6日拂晓，一五四团潜入了南昌飞机场沿线。机场上停有数架飞机，但守卫敌兵很少，一五四团立即以破坏或烧毁敌机为目标，派突击班袭击机场。
突击班的十余名士兵匍匐前进，在接近飞机后，有的爬进机舱，有的在机翼上进行破坏。不料日军飞行员是全天候值班待命，遭袭击时机舱里都有人，见情况不妙，他们连忙驾机仓促起飞。眼看着飞机冒着黑烟，突然摇摇晃晃地逃向数百米上空，尚在机翼的士兵躲避不及，全部由空中坠落，壮烈牺牲。据目测，敌机因被破坏或焚毁，也有三架受到重创。
同一时间，刘师主力进至南昌城郊狮子山一线。一五六团担任先头攻击，所属的三个营从三个方向朝城内挺进。先头部队在推进至城垣银盘街时，即遭到敌人火力阻击，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城内敌人大受震动，其随军眷属及后勤人员纷纷向南昌以北撤退。
敌人在受到猛烈攻击的情况下，处境困难，于是紧急向九江之敌求援。按照原计划，右翼的暂五师负有断绝敌人外援的使命，但结果该师却被敌人堵击在了龙门桥、万寿宫，未能完成截断南浔铁路的任务，以至于敌人得以用火车将驻扎于九江的增援部队迅速运至南昌。
得到大批援兵后，敌人气焰更加嚣张，战局也逐渐被扭转过来。战至下午，大队敌机突然向刘师后方部队轮番轰炸，大炮也进行密集轰击，敌步兵和装甲车则开始进行反击。军、师两部后面的通信连、辎重排和一五五团、一五四团被敌人拦腰截断，一五五团团长谢北亭不幸中弹殉国。
见攻占南昌的目的已无法达成，且形势已危如累卵，陈安宝、刘雨卿等人急忙指挥所部向抚河西岸转移。此时周围各据点的敌人也都闻风而动，大量集结后蜂拥而至。
7日拂晓，敌人进攻的枪炮火力更加密集，增援部队更多，空中还有六架飞机不停轮番轰炸。刘师所处地域狭小，伤亡过多，四周已被敌人包围。刘雨卿督令官兵沉着应战，准备傍晚冲出重围。
战至下午4点，日军一部攻入桐城庙西北高地，刘雨卿亲率特务排反攻，夺回了桐城庙高地，从而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激战中，刘雨卿左腿中弹，血流如注，但仍坚持进行指挥。
5点10分，在左翼龙里张方面，敌我展开肉搏，陷于混战状态。陈安宝率随从官兵，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赶去龙里张督战，途中不幸中弹殉职。
刘师的预备队此时已经全部都打光了，危急时刻，刘雨卿想到了自湖口战役时开始便脱颖而出的“锤子兵”。傍晚时分，他命令以“锤子兵”为主组织突击队，掩护残余官兵进行突围。
“锤子兵”李宏毅被火线提拔为机枪连代理排长，他接到命令，要带着重机枪连的士兵参加突击。有的士兵不干了，说我们的职责是坚守重机枪阵地，凭什么这个时候要去冲锋？李宏毅一听火了，把军帽摘下来攒在地上，骂一声“锤子”，端起一挺轻机枪就冲向敌阵。其他士兵一看排长这么豁得出去，便也都跟着他一道往前冲锋。
敌人发现了他们的意图，遂用凶猛火力进行拦截。部队要想突出重围，除将前进路上的一座敌碉堡炸掉外，别无他法。“锤子兵”张汉良奋勇向前，在躲过敌堡的疯狂扫射后，点燃炸药包扔向敌堡。不料敌人反应很快，又将炸药包反扔了回来，张汉良见状紧紧抱住炸药包扑向敌堡，轰隆一声巨响后，与敌堡同归于尽。在此次会战中，“锤子兵”共伤亡一百余人，战后刘师共有二十二名士兵得到表彰，其中“锤子兵”就有十一人。
经过勇猛冲击，刘师终于得以突围。突围后清点人数，部队损失惨重，营、连长以下伤亡达两千余人。刘雨卿躺在担架上给上级打电话说：“日军全线反攻，战斗激烈，部队伤亡过半⋯⋯陈军长阵亡，我负了伤，请示今后部队的行动？”
按照上级指示、刘雨卿结束了对南昌的进攻，并把师长职务交给副师长代理，自己去后方养伤。事后军令部对作战不力、贻误军机的部队进行议处，但认定刘师行动迅速，作战英勇，决定擢升刘雨卿继任第二十九军军长，所部调往贵溪整训，优先补充。
1939年是抗战的第三年，虽然日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较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已降低不少，而且兵员也严重不足，但进攻南昌之役的功败垂成，证明要攻克敌坚固阵地和大城市仍为时过早，采取守势作战仍是持久抗战的最佳选择。
每次大的战役结束，抗战力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在武汉会战中，许绍宗集团军几乎被打散了架，总、军、师都失去了联系，各部溃不成军。撤逃途中，军长廖震、副军长王泽浚、师长官焱森、杨勤安、张竭诚等人围坐在一间小店里，大家相对无言，谁也拿不出一点主意。第五战区长官部的一名参谋前来传送命令，询问店里谁是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几个人竟然没有一个敢承认，他们同时还示意身边随行人员，要求不准说出自己的职务。
一直到1938年10月初，廖震等人才得以辗转逃到集团军驻宜昌办事处。当时这些高级官佐个个状如乞丐，身上仅着一件烂汗衫和一双烂皮鞋，王泽浚摸遍全身，只额外多出了一把牙刷。其他官兵撤逃之苦，更是可想而知。
办事处处长万德明将这一情况电告成都，代理四川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知后着实吃了一闷棍，他赶紧命令万德明携带电台到当阳，转令各军、师在当阳收容整顿，不得再退。
10月中旬，各军、师先后到达当阳，副总司令许绍宗率总部和直属部队最后一批到达。全集团军清点残部，人员损失过半，连一个完整的营都没能保存得下来，集团军本来就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总部直属的重迫击炮营有四门重迫击炮，一直当宝贝一样侍候着，可是这次也都全部丢光了。
王缵绪知道蒋介石不会给他补充部队，于是便提出了由四川自身力量予以补充的计划。经过蒋介石同意，集团军兵源由四川顺营（顺庆、营山）师管区征补，武器由廖震军、许绍宗军原来存在四川的武器补充，同时王缵绪又自己拿出金条，向刘湘的原亲信人员刘树成、周晓岚等人购买了一批武器。
在进行人员和武器的补充后，廖震、王泽浚、官焱森等人知耻而后勇，开始对各部展开整训。官焱森师的杨守玄旅在武汉会战中损失最大，官焱森就集中精力亲自抓杨旅的整顿，并且亲自到各连队进行检查督导，该旅士兵都说：“师长把团营连长都当了。”
经过大半年的整训，许绍宗集团军终于大体恢复了元气。按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许绍宗将集团军总司令部置于当阳的河溶镇，所部以襄河西岸为重点，沿东西两岸进行守备。
1938年12月，梁静珊团奉命渡过襄河，进攻敌三阳店据点。敌据点地理位置优越，碉堡坚固，所组织的火力也很强。梁团虽在整训期间进行了武器补充，但补充来的武器多为备用枪支，比他们第一次出川时所用的枪支还要简陋，有的是打坏了修好的，有的是内战时期手工打造的“夹板枪”，这种枪扣一下扳机打一颗子弹，一个夹板（弹仓）统共三发子弹，三发打完就得换一个夹板。因武器和火力方面与日军相距太大，梁团尽管组织多次进攻，付出了很大伤亡代价，也无法接近敌据点。
201战斗已经形成一种胶着状态，团长梁静珊忧心如焚，不顾部下阻拦，决定亲自参与攻击。1939年1月11日，黎明时分，在火力掩护下，梁静珊身先士卒，率部再次向敌据点实施冲锋，结果遭到碉堡内敌机枪的扫射，身中七弹，英勇牺牲。
团部将梁静珊的遗体运至宜昌，王缵绪亲临默哀，嘱令购棺装殓，护运回乡。这次战斗的失利也给许集团军留下了一个血的教训，那就是抗战不能单靠死打硬拼，还是得多动动脑子，学会扬长避短。
李宗仁为了使各部队能够协同拒敌，令许集团军暂归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统一指挥。张自忠在与许绍宗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各派一旅由沙洋渡河，在汉宜公路（汉口至宜昌）上阻敌进犯，以便进一步巩固襄河河防。
许绍宗派的是孙黼旅，部署在公路正面的杨家峰。1939年1月底，敌人约一个联队沿汉宜公路西犯，他们先进攻公路左翼的张自忠部，在击退张部后，又由正面进攻孙旅。孙旅与敌人激战一天，至傍晚奉命向右翼下游的多宝湾方向转移。
在孙旅转移之前，集团军总部已预先将西岸沙洋正面的沿河船只调集到多宝湾待命，半夜时，即集结孙旅兵力，重新向杨家峰之敌施行猛攻。战至拂晓，敌人被迫向应城撤退，总部这才把参战部队全部撤至多宝湾，然后安全返回襄河西岸。
敌人经过侦察，发现孙旅曾向多宝湾集结，于是便由下游就近派出一支部队到多宝湾，企图对孙旅进行袭击，结果当他们赶到多宝湾时，孙旅已经过了河。见天色已晚，敌人便在附近镇上宿营。总部一直观察着敌人的动静，见其已失去戒备，便在夜半时派出何鑫团的两个营，由多宝湾上下游分别渡河，对多宝湾之敌进行夹击。敌人猝不及防，死伤过半，其余急忙逃窜而去。
许集团两次主动攻击敌人，采用的都是川军最为擅长的“摸螺丝”战术，也就是以夜色为掩护发动奇袭，但他们把“摸螺丝”和对地形的利用结合了起来，称得上是对传统打法的一种积极创新。经过这两次战斗，在以后约半年的时间里，敌人都未敢再直接进犯沙洋。
敌人西犯时，曾出动九架飞机对沙洋狂轰滥炸。负责守备沙洋的是李秾团和附属该团的一个营，团长李秾根据观察，发现日军飞行员的胆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大，所驾驶飞机不仅越飞越低，如入无人之境，而且航线也没有多大变化，于是便将四个营的重机枪连集中在既设阵地，组织火力进行对空射击。
机枪手朱焕清从军多年，一直在苦练如何低空打飞机。他操纵着一挺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仰头向其中一架敌机猛烈射击。敌机往返盘旋了好几圈，企图通过技术动作进行躲避，但仍被朱焕清死死咬住，突然，一股黑烟从机尾冒出，被击中的敌机笔直地栽向地面。
这是一架由侦察机改造而成的大型指挥机，因多次立下战功，所以被命名为“天皇号”，没想到却被川军给揍了下来。敌机坠落在沙洋镇东北方大约二十里的襄河东岸，很快就被部队搜寻到了，可以看到机身上的膏药旗下用红色油漆明确涂着“天皇号”三个字。
“天皇号”被击中时，乘员渡边广太郎大佐、滕田雄藏少佐等六人就已弃机跳伞。他们在襄河东岸着陆后，从老乡手里夺得一只木船，想自己驾船沿襄河逃往汉口。在沙洋上游的新城附近，李团河防部队发觉了他们，立即鸣枪勒令其靠岸，船上的敌人不但不从，还向岸上盲目开枪射击。
其时西北风很大，敌船顺风顺水，跑得很快。李秾接到报告，在下令守备新城的杨怀本营予以全力截击后，又亲自赶到堤上，指挥船只从新城下游进行拦截。
河防部队乘着船只靠近敌船，命令对方缴枪投降。敌人一边开枪拒降，一边把随身携带的什物抛入河中，其中一人跳入河中，试图泅水逃跑。见敌人拒不投降，河防部队一齐开枪，将敌人悉数予以击毙。
随后，所有抛入河中的什物也都被一一捞出，加上其他缴获的战利品，计有文件、地图、日记、军刀、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广太郎的军刀上，刻有“日本天皇所赐”字样，他本人的日记上还详细记载了他所指挥的日机两次轰炸陪都重庆的经过。
次日，坠机“天皇号”被运回，并送至重庆展出。消息对外公布后，日本军部开始还一个劲地加以否认，最后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才不得不承认，并为渡边广太郎降半旗一天致哀。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