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1年4月的一个清晨，云南耿马县的佤族猎人岩勐蹲在山顶的榕树上，望着山涧里蠕动的黑影。这些背着美式步枪的陌生人，正用砍刀劈开挂满毒藤的密林——他们不知道，这个皮肤黝黑的猎手，已经悄悄在沿途的树干上刻下了三个三角形记号，这是给解放军的信号。

1951年4月的一个清晨，云南耿马县的佤族猎人岩勐蹲在山顶的榕树上，望着山涧里蠕动的黑影。这些背着美式步枪的陌生人，正用砍刀劈开挂满毒藤的密林——他们不知道，这个皮肤黝黑的猎手，已经悄悄在沿途的树干上刻下了三个三角形记号，这是给解放军的信号。

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深处，历来是匪患猖獗之地。1950年，国民党第8军残部在军长李弥带领下逃入缅甸境内，蒋介石随即委任其为"云南游击军总司令"，妄图以缅北为基地，建立所谓"反攻"的桥头堡。这些残匪与当地个别土司勾结，不仅种植罂粟牟取暴利，还频繁窜扰我国边境村寨，仅1951年第一季度就制造了12起袭击事件，抢走耕牛300多头，烧毁民房78间。

更危险的是，境外势力通过泰国曼谷的秘密渠道，向李弥部输送了大量武器。据云南军区档案记载，1951年2月，一架C-47运输机在缅北孟萨空投了200支卡宾枪、50挺轻机枪和10万发子弹，这些武器很快就出现在中缅边境的冲突中。李弥甚至狂妄宣称："年内就要打回昆明，在五华山有所动作。"

云南军区决定展开"清边行动"。3月15日，14军40师118团从临沧出发，兵分三路进入高黎贡山区。战士们穿着草鞋在瘴气弥漫的雨林中行军，裤腿被荆棘划得满是口子，不少人染上了疟疾，只能靠随身携带的奎宁片硬撑。

侦查连在勐董河谷发现了大片罂粟田，田边的窝棚里还留着国民党军的制式饭盒。顺着田埂上的马蹄印，部队追踪到一个隐蔽在溶洞里的军火库——洞内整齐码放着200多个木箱，打开一看，全是印着"USA"字样的迫击炮弹。战士们正要清点，突然听到洞外传来马蹄声，原来是匪首谭忠带着100多名匪徒回来取弹药。

连长张福林当机立断，让一个班抢占洞口制高点，其余人隐蔽在溶洞两侧。当匪徒们扛着箱子走出洞口时，张福林大喊一声"打"，冲锋枪的火力立刻封锁了狭窄的谷口。谭忠想骑马突围，被战士李根生甩出的手榴弹炸翻了马，最终被活捉。这场战斗缴获的弹药，足够装备一个整营。

剿匪部队深知，边境稳定离不开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118团政委王其梅带着盐巴、布匹等礼物，亲自拜访佤族最大的头人岩帅。第一次上门时，岩帅紧闭寨门，让手下人传话："汉人的军队和国民党没两样，都是来抢地盘的。"

王其梅没有放弃，他让战士们帮寨里修水渠、治病，还把缴获的鸦片当众烧毁——要知道，这些鸦片在黑市上能换1000多头黄牛。当看到解放军把抢救出的粮食全部分给灾民时，岩帅终于打开了寨门。他握着王其梅的手说："你们烧鸦片、分粮食，是真为我们佤族人好。"

在岩帅的带动下，周围12个佤族村寨组建了自卫队。猎人岩勐就是其中一员，他熟悉山林地形，总能在关键时刻为解放军带路。有一次，他带着战士们穿过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石缝，绕到匪巢背后，活捉了50多名正在酣睡的匪徒。

匪患往往跨境流动，单靠一国之力难以根治。云南军区与缅甸掸邦政府建立了秘密联络渠道，约定双方在边境5公里内进行联合巡逻。1951年5月，中缅边民在南伞街召开了"反匪联防大会"，佤族、傣族、景颇族和缅甸的克伦族代表共同签署了《联防公约》，约定"见匪就打，见赃就缴，不分国界"。

这种协作很快见效。6月12日，一股匪徒抢劫我国芒卡寨后逃往缅甸境内，岩勐带着自卫队追过去时，缅甸的克伦族头人已经带着族人堵住了匪徒的去路。两边合力夹击，不仅夺回了被抢的财物，还俘虏了匪首李国辉的副官。据统计，仅1951年，通过跨境联防就歼灭匪徒300多人。

1951年10月，"清边行动"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残匪1200余人，收复被侵占的边境村寨47个。李弥残部被迫退到缅北更深的丛林里，再也无力大规模窜扰我国边境。

战后的南伞街渐渐恢复了生机。解放军帮助当地群众建起了农贸市场，缅甸的商贩用大象驮来棉花、宝石，换回我国的布匹、茶叶。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如今矗立着一座"中缅友好井"，井边的石碑刻着："共饮一井水，同守一片山。"

佤族老人岩勐的孙子现在是南伞口岸的边检员，他常给游客讲起爷爷刻三角记号的故事。在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展览馆里，还陈列着当年战士们穿的草鞋和缴获的卡宾枪，旁边的照片上，中缅边民载歌载舞的场景格外动人。

这场边境剿匪斗争，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更在各族群众心中播下了团结的种子。正如王其梅在总结大会上说的："边境的稳定，不是靠铁丝网拦出来的，是靠人心连起来的。"从高黎贡山的密林到南伞街的集市，这段历史印证着一个真理：只要军民同心、中外协作，任何分裂势力和匪患都无法撼动边疆的安宁。

来源：嘉年华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