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无政府补给，所需全靠自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日日行军，处处战斗，几万人马的肚子如何填满，实在是个难题。

长征路上，红军向西北挺进，食物也随行军日益缩水。

吃什么？大约有人会说：草根、树皮，甚至皮带。

这话未必全错，却也不尽然。

红军无政府补给，所需全靠自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日日行军，处处战斗，几万人马的肚子如何填满，实在是个难题。

能吃的，当然不会挑剔。粮食有时能吃上点。肉类偶尔也能尝到。

野菜、野果、草根、树皮，甚至野兽，只要能咽下去，都成了盘中餐。

红军吃得简单，却吃出了生存的智慧。

长征路上，红军从东南挺进西北，风俗变了，饮食也得跟着变。

但变最多的，还是胃口。

不是因为挑剔，而是因为不得不缩减。

没有政府补给，给养全靠自己解决，行军作战，腹中空空，成了常事。

几万人马吃什么？这问实在是要命。

白区作战时，倒还算过得去，毕竟还有些粮食。

但进了深山老林，眼见得饭越吃越少，饿得人前胸贴后背，吃饭成了头等大事。

麦面，野菜，野蒜，蘑菇，青稞，皮带，苞谷……

能咽下肚的，统统吃了个遍。

这还不算完，光有食材不行，还得能做。

江西出来的老战士当了炊事员，平日里擀面蒸馍倒是拿手，可到了西南，瞧见青稞麦和玉米粒，顿时犯了难。

推磨找不到，煮饭不会做。

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学，见了少数民族，就央着人家教做饭。

炊事员一到宿营地，别人放哨的放哨，警戒的警戒，他们倒好，四处乱转，就为找碾子推磨。

即便如此，饭还是不够吃。

顾玉平回忆，长征途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每人定量一包，菜也是一份，领导也不例外。

周恩来也和士兵一样，就连李德，也不过是多了个炊事员，至于饭菜，那是半点不比别人好。

吃饭，成了一场持久战。

红军一路西进，地势险，粮更紧，吃大米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到了黔藏地区，见不着米饭已是寻常事，青稞、苞谷倒是天天端上桌。

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记下了一桩“豪奢”之事——与苗民买糯米。

当时买到的尽是糯米，一听这消息，有人皱眉，有人欢喜。

皱眉的嫌贵，觉得细粮难得，掏钱肉疼；欢喜的则只因这东西平日里过年才能吃上一回。

有人听信“糯米伤腿”的说法，怕吃了走不动道，推三阻四，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罢了，当过年罢！”

这年味儿维持不了多久，苞谷、青稞依旧是每日的主食，一直挨到滑河南岸，才算又吃上几顿久违的大米。

可大米是大米，做法却变了，煮得黏黏糊糊，尝一口，嘴里满是苦涩的满足。

吃饭难，吃得惯更难。

刚进藏区，红军遇上了“酥油糌粑”这道坎。

这是藏民日常，青稞炒熟，磨成粉，拌上酥油，用手抓着吃。

当地人吃得津津有味，红军战士却是皱着眉头，闻着那味便犯怵，直言难以下咽。

江西、湖南来的老兵尤为难受，吃不惯，嚼不动，宁愿饿着肚子。

政工机关一看这情况，急得团团转，干脆发下文件，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此物乃强身健体之佳品，益处甚多，食之有利。”

可真要让人张嘴，还是得硬着头皮，闭眼咽下。

自筹口粮不易，沿途“打土豪”补给是常事，从敌人手里夺食物也不是稀罕事。

夺来了，也还得识货才行。

红三军团渡金沙江前，缴获一批铁桶饼干和罐头，战士们喜出望外，却没人知道罐头是什么东西。

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王平看了半天，觉得这玩意儿来路蹊跷，摸不准，索性随手扔了。

结果被政委张爱萍捡起，瞧了瞧，辨认出是果子酱，二话不说，抠开盖子吃了起来。

王平瞪着看，半信半疑，皱着眉头嘀咕：“当真能吃？”

生怕敌人动了手脚，怎也不肯下嘴。

张爱萍笑笑，舔了舔嘴角，回了句：“不吃，后悔。”

一路行来，吃什么不重要，能吃上才是要紧事。

红军走到哪，胃口便得适应到哪。

米饭、苞谷、青稞、糌粑，吃得惯也罢，吃不惯也罢，吞下去，迈开步，总不能饿死在半道上。

答案是，吃的。并非传言，并非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的血泪事实。

红军进入草地，给养枯竭，能填肚子的东西越来越少。

走在前头的尚能翻找些残羹冷炙，落在后头的，连野草都没得拔。

活人总不能被饿死，战士们只能把目光投向身上仅存的“食物”——皮带，马具，牛皮制品。

有人犹豫，有人皱眉，最后还是忍着取下腰上的皮带，掏出刀割成小段，扔进锅里煮。

倘若能找到水，那就算是“佳肴”了。

可这皮带，和今日商场里卖的精加工皮具不同。

那是最原始的皮革，未经化学处理，许多本就是为了路上充饥而随身携带的。

可即便如此，吃起来仍是艰难。

煮开了，闻着还有点香，入口却嚼不烂，咽不下，嘴里满是黑水，混着苦涩，混着泥腥，混着血汗。

有战士勉强咽下一块，捂着肚子皱眉苦笑，说这是“煮牛肉”。

众人听了，干笑几声，嚼着嚼着，眼里却满是泪。

任弼时与贺龙率部过草地，途中饥饿难忍，许多战士昏倒在泥水里，爬不起来。

别无选择之下，他与警卫员分了皮带，一人三块，煮了再吃。

味道如何？难以下咽。但总比死在路上强。

草地走出去了，剩下的半条皮带，他一直珍藏着。

1938年，他从太行山回延安，将这半条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

解放后，这皮带被捐了出来，上头的刀痕仍清晰可见，刻着当年生死攸关的岁月。

但，皮带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水。

草地上的水，非毒即污。

喝了，腹痛如绞，痢疾不断，许多人倒下，倒了就再也没起来。

剩下的玉米和青稞，眼看也快吃完了。

战士们饿极了，拔野菜来充饥，可野菜也未必能吃，吞下去，轻则呕吐，重则毒发。

朱德走过的长征路，比旁人更长一万余里。

三爬雪山，三过草地，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红四方面军不脱离党中央。等他带着红二、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中央主力红军已在那里等了一年。

朱德不是一般人，这一路苦，他吃得，吃得踏实，吃得干脆，吃得带着几分风趣，仿佛走的不是死亡之地，而是风光大好的人间。

松潘大草地，七八天的路程，能不能活着走出去，全靠那点干粮吊着命。

每人每天只准吃二三两，勉强够个半饱。

警卫员们凑在一处，商量着让朱总司令多吃点，自己饿着也没关系，反正还能拔点野菜充饥。

可这事哪能瞒得住？

朱德盯了几天，冷不丁地问：“小鬼，你们肚子空空的，而我吃得饱饱的，这算哪门子道理？”

警卫员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总司令，让你挨饿，我们心里不好受。”

朱德一听，眼睛一瞪，笑着反问：“让你们饿着，我心里就好受了？”

干粮吃完，便是吃草的日子。

草也不是随便吃的，一口下去，可能活命，也可能要命。

有人饿极了，见草就吃，结果肚子翻江倒海，甚至丢了性命。

朱德听说后，皱着眉头道：“不能什么草都往嘴里塞，得先试试。”

警卫员立刻站出来：“总司令，您是主心骨，怎么能拿命去试？”

朱德摆摆手：“小时候在老家，野菜吃得多了，总比你们这些没吃过的人懂点门道。”

说完，叫人把采来的野草全端上来，一样一样挑拣，挑出四五种，煮了吃下去。

这一夜，警卫员们守在朱德身旁，瞪着眼睛不敢合。

天亮时，朱德伸了个懒腰，神色如常，拍拍肚皮，笑道：“小鬼们，发个通知，告诉大家，这几样草，能吃。”

众人一听，眼里都泛了泪光。

消息很快传开，战士们拿着草样往后方奔走相告：“朱总司令亲自试过的，这草，吃不死人！”

多年后，别人提起过草地的苦，朱德却摆摆手，悠悠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

众人听了，哭笑不得。

朱德是朱德，草地是草地，旁人只看到艰难，他却总能从苦里咂摸出一丝趣味。

可谁都知道，这苦，是真苦，这路，是真难。

这一路，红军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挑，野菜野草，树皮草根，鱼虾野兔，牛骨熬汤，甚至连烧成灰的骨头也拿来充饥。

凡是能咬得动的，都咬；凡是能吞得下的，都吞。

饿极了的时候，战士们围坐一圈，盯着锅里翻滚的草根，吞咽着口水，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吃顿饱饭。”

有人说，红军是铁打的。

可他们不是铁，而是血肉之躯，是饿着肚子，却义无反顾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他们是最平凡的人，也是最伟大的人。

来源：古道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