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摘要：现藏美国旧金山的《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是杨维桢存世最晚书迹，本文从墨迹文本、书风、钤印三个方面论证其真实性。该墨迹书风特殊，在传世铁崖书迹中为仅见。其中有杨维桢致仕官衔和“国”字缺笔，也是铁崖作品中仅见，为杨维桢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

内容摘要：现藏美国旧金山的《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是杨维桢存世最晚书迹，本文从墨迹文本、书风、钤印三个方面论证其真实性。该墨迹书风特殊，在传世铁崖书迹中为仅见。其中有杨维桢致仕官衔和“国”字缺笔，也是铁崖作品中仅见，为杨维桢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

关键字：杨维桢；芝庭处士；致仕；避讳

元末明初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1297-1370），其传世书迹大多为晚年寓居松江时所作。其最晚作品，过去我们能见到的是天津博物馆藏《梦游海棠城记》，书于明洪武二年（1369）正月十五日。2021年保利春拍面世的《壶月轩记》，书于同年二月花朝日，比《梦游海棠城记》稍晚。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杨维桢《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书于洪武二年四月，是杨维桢存世最晚书迹，非常重要，却罕有人知。

《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

《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附图），纸本，纵25.4cm，横141.6cm，正书59行。曾著录于《平生壮观》卷四、《过云楼书画记》卷三、《张葱玉日记》。卷内有马曰璐（半槎）、张珩（葱玉）题跋及阮元、陆云、谭敬（区斋）等人鉴藏印。

晚清苏州收藏家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书卷三载：“杨铁崖《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册。元末常熟富民有福山曹氏、半州徐氏、芝溪虞氏，世所称虞宗蛮是也。今芝塘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相传皆虞氏故迹，见《柳南随笔》。此小玲珑山馆藏廉夫为虞德章铭，首云‘世家常熟之芝川’，末叙平生好义事，有‘丧者施槥，疾病妊娩者给药饵饘粥，告急于门者未尝以有亡为解’，犹见当时赀财雄乡里情形。文存《铁崖漫稿》。考《漫稿》又有《虞垕墓志》，亦云葬虞山西麓小涧，未知真迹尚在人间否？延津双剑倘有合时，铁史有灵，亦当抚掌。”[①]顾文彬提供了几点重要信息：1.该作品当时为册页（后来在张珩手上重裱为手卷）；2.虞氏为常熟有影响力的大家族；3.此作曾经扬州著名盐商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收藏；4.除此之外，杨维桢为常熟虞氏还写过一篇《虞垕墓志》（即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所载《虞隐君墓志》）。

杨维桢《芝庭处士墓碣铭》墨迹于20世纪上半叶经张珩、谭敬收藏，后流至海外，1989年出现于纽约苏富比秋拍（中国古代书画13号拍品），再进入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唐炳源、唐温金美家族捐赠）。国内学者对此知之甚少，真伪尚无定论，故有必要先确定真伪，再讨论其意义。

1

文本比勘：墨迹优于文集

据《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卷一《春晖堂记》可知，明洪武二年（1369）春，杨维桢应常熟双凤乡虞宗海（字伯源）之邀，前去小住，参加其母的寿宴，并于四月八日为虞氏撰《春晖堂记》。虽《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未署年月，但根据文中“去之（指虞父去世）十有四年”可推算撰文于1369年，与《春晖堂记》为一时一地之作。

由墓文可知芝庭处士虞德章（1301-1355），字子文，世居常熟芝川（又名芝塘、支塘），为唐虞世南、宋虞允文后裔。虞德章有四子：宗海（字伯源）、宗祐（字伯承）、宗道、宗益。杨维桢《春晖堂记》称“今伯仲（指宗海、宗祐）皆有成材，出从儒绅辈游，冠珮整肃，像容侃侃，称韵人雅士”[②]。

《芝庭处士墓碣铭》并非佚文，它载于《铁崖漫稿》清抄本和《杨铁崖文集全录》清抄本卷二，近年已被编入《全元文》第42册和《杨维祯全集校笺》第8册。对比墨迹本和上述两种文集本，字句确有少许不同。总体来讲，墨迹本能纠正文集中的一些差错，更具文献价值。例如：

①该文标题，两种文集均为《芝庭处士虞君墓铭》，墨迹本为《芝庭处士虞君墓碣铭》。墓碣是圆顶石碑，它放在墓的外面，与放在墓室中的墓志有所不同。根据文意，墓主殁于至正十五年（1355）十一月，次年下葬；十四年后（1369）请杨维桢撰文，并未言及重新下葬，则应放置墓外，称“墓碣铭”是准确的。

②文集中“孤子宗海，思其亲者胸弗置”一句，语意不通；而墨迹本作“思其亲者曾弗置”，意思是，念及老父亲后事还没有办妥。“曾弗置”为倒装句，即“弗曾置”。文集出错的原因，在于“曾”“胷”都是上下结构，字形相近，当为传抄之误。

③文集中“君性朴厚”，墨迹本把“性”字点去，在旁边标注“为人”二字，很小，誊抄时被忽略。

④《铁崖漫稿》中“幼尝从吴门克斋先生学”，《杨铁崖文集全录》作“幼尝从吴门克斋齐先生学”，因“斋”、“齐”二字繁体相近，《全元文》杨维桢分册校勘者认为“齐”为衍文，删去[③]。而墨迹本“克斋”之下先写“徐”，后改为“齐”，说明这个“齐”为姓氏，并非衍文。

⑤文集中“繄周王让虞有昆，孰云投荆嗣亡闻”，墨迹本作“繄周让王虞有昆……”，一字颠倒，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前者语意不通，后者就好理解——“周让王”是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放弃王位，远赴句吴，杨维桢《虞隐君墓志铭》中亦有“周让王”之句；“虞有昆”是说仲雍的次曾孙后来被周武王分封在虞国，承祀仲雍，故仲雍又称虞仲，是虞氏始祖，子孙不绝。仲雍葬于常熟虞山，《芝庭处士墓碣铭》说“奎阁（指虞集）南归，至吴访虞山谱”，因为虞山对于虞氏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墨迹本的文字通顺、严谨，比文集本更优。文集本显然源自墨迹，但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几处差错，甚至导致文义不通。试想，后世的作伪者，根据差错的文集本还原出一个准确无误的真本来，这可能吗？

2

书风对照：铁崖行书楷写

《芝庭处士墓碣铭》的风格比较特殊，与我们熟知的杨维桢书风有一定距离。它是否为铁崖真迹？会不会是根据原作复制的仿本呢？这就要依据作品本身，与杨维桢已知可靠的书迹作对比分析。

历代对《芝庭处士墓碣铭》看真的学者，除了清代鉴藏家顾复、马曰璐、顾文彬之外，还有近代鉴藏巨眼张珩。他在日记中记录：“（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访邦达，出示杨铁崖书《虞君墓碣》册，极晚年笔，楷书，有颓气，不精。”[④]而在原迹后面，他的跋语叙述更详：“此志以至正乙未后十四年考之，当作于洪武己酉。铁崖年七十四矣，明岁遂为紫微绛阙之游，故行笔已露颓气。余得之过云楼顾氏。因改册成卷，俾复旧观，幸后人勿再割裂也。吴兴张珩书于木雁斋。”张珩认为这是铁崖“极晚年笔”，“有颓气，不精”，但特意“改册成卷，俾复旧观”。两段文字综合来看，可能是经由徐邦达的介绍，张珩从顾文彬后人手中购入此作，随后改册为卷并题跋。

唐孙过庭《书谱》论作书有“五乖五合”，表明人在不同环境、心理状态下的字迹有很大区别。书画鉴定首先是鉴别真伪，其次才是判断优劣。如何透过不同时期、不同字体的笔迹差异找到同一书家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要从一系列作品中去探寻作者几十年养成的稳定、细微、不易被模仿的动作习惯。正如谢稚柳先生谈书画鉴定时说：“鉴别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是它的本质。……性格自始至终是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之中的，如以某一作品艺术高低为标准，不以它的各种性格来进行分析，这是没有把性格从不同的作品之中贯通起来。”[⑤]所谓贯通于不同作品之中的艺术个性，并不虚无缥缈，它也是可观可感的。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书法风格特征分解细化，从字形大小、行笔速度、提按转折、结构方式、倾斜方向、牵丝形态、章法特点等多项指标来观察比对。以《芝庭处士墓碣铭》为例：

①空间比例。《芝庭处士墓碣铭》有乌丝栏，结合杨维桢另几件有乌丝栏的作品来看，字距、行距构成的空间感稳定一致：字形宽度占行宽的六至八成；字距总体较小，有时接近于零；文字在乌丝栏中偏右，偶有笔画向右伸展越出边栏的情况。

②结构挪移：杨维桢楷书受欧阳询父子的影响，行书同样保持了纵长紧结的字形。为求生动，其结构时常错位挪移，且习惯于上部偏右，下部偏左，姿态与杨维桢其他字迹一致。（表1）

▲表1

③提按峻峭：杨维桢的用笔习惯同样深受欧体影响，点画起止锐利，提按转折分明，起收必用力，横折必有关节。但笔势飞动，粗细转换顺畅自然，如“门”“世”“笔”等字，显示出极佳的控笔技巧。（表2）

▲表2

④特殊写法：杨维桢诗风、书风都求新尚奇，字形和笔顺有时异于常规。如“与”字长横穿越“”，“将”字、“状”字左侧写三点， “题”字左下减少一折，“孰”字的左右部件连笔，“庭”字左撇有时减省，都是杨维桢的特殊写法。尤其是“门”字，常规写法是先竖再点，但杨维桢是先点再竖，随后以大跨度的牵丝连接右半部分。这些特殊写法，如果没有见过大量杨维桢真迹，是很难得知的。（表3）

▲表3

⑤个性细节：一个人长期养成的书写习惯，特别是隐秘的动作细节，是不可能被他人完全模仿的。例如《芝庭处士墓碣铭》中“之”字第二笔上挑，再弧线向右下折而向左；“原”字长撇舒展出尖，下部左右两点向两侧分挑，类似隶书；“孙”字左偏旁的提，从左下角较低处径直拉长线到右上角；“谓”字纵长且棱角分明的写法，以及“月”字的弧撇和斜向结构；“自”字左竖和下横连写，右竖则直接钩上来写两短横。这些标志性的点画细节特征均与杨维桢其他墨迹吻合。（表4）

▲表4

⑥杂糅章草：《芝庭处士墓碣铭》书写较为工整，可是有少数章草字形杂糅其中。这并不是疑点，而恰恰与杨维桢晚年对章草的兴趣是吻合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之后的铁崖行草书墨迹，常常能看到章草字形。但是为何在楷书中掺入章草，这也许只是杨维桢晚年书写习惯的一种流露。（表5）

▲表5

《芝庭处士墓碣铭》的真伪问题，在笔者脑海中盘旋多年，经与杨维桢笔迹反复对比，始终无法找出其作伪的破绽。与杨维桢其他传世墨迹对照，《芝庭处士墓碣铭》的章法、字形、用笔、笔顺乃至书写细节全部吻合，无一字、无一笔不符合铁崖书写习惯，这是任何伪作无法达到的程度。

至于《芝庭处士墓碣铭》的书体，它大致属于楷书，同时又兼融行书和章草笔意。与杨维桢十年前的小楷《周上卿墓志铭》相比，书风差别巨大。杨维桢此时已经74岁高龄（去世前一年），虽然还能够外出游玩，但是精力、体力都明显下降，或许很久不写小楷了。这次常熟之行他撰《芝庭处士墓碣铭》后，又受托工整誊抄。虽然杨维桢主观上是写楷书，尽量笔笔断开，但日益衰老的生理机能又不允许他写出当年的小楷，以至于行草书笔法不时掺入，起收笔处常有牵丝。严格来说，称这幅作品是小楷，不如称它是铁崖行书的楷写——与其晚年随性挥洒的诗文稿有所不同。这一特殊书风，在铁崖传世墨迹中为仅见。

3

印章鉴别：俱为晚年真印

在古书画鉴定中，印章是极为重要的辅助因素。世人往往认为钤盖印章时所蘸印泥厚薄、按压轻重、衬垫软硬乃至印章残损程度不同，印蜕效果不尽一致，故仿刻印章容易鱼目混珠。然宋代米芾在《书史》中早就指出：“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唯印不可伪作，作者必异。”[⑥]这是因为，印章不论朱文白文，尺寸大小和线条位置是固定的，不会因印泥厚薄、印面残损而改变，这是鉴别印章真伪的关键。如果仿刻印章，必有细小误差，一方印章中几十根直线曲线组成的空间位置，不可能被全部模仿到位。特别是前人手工作伪，必定与真印有区别。除非丝织物装裱拉扯导致的印章变形，一般纸本书画上的钤印都是可以鉴定真伪的。长期以来人们依靠肉眼目鉴，精确度不够，容易被伪印欺骗，所以才会认为印章不是铁证。而如果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印章图像做精确分析，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成都赵华先生运用了印章图像数字解析的方法来鉴别印章真伪，为古书画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表6

朱文印“铁史藏室”（表6）钤盖于作品右下角，为杨维桢晚年常用压角印。约1362年《题杨竹西小像》所钤印蜕线条干净清爽，更晚的几件作品上的印蜕线条略粗，且有不同程度的印泥粘连。矫正图片畸变后，对比发现包括《芝庭处士墓碣铭》钤印在内，所有印章的笔画主体部分吻合，可判断为同一方印章。由此情况也可知杨维桢平时使用印章后，擦拭得并不干净。

▲表7

朱文印“李黼榜第二甲进士”（表7）是杨维桢使用频率最高的闲章之一。此印在1361、1363年钤盖时都是四边完好，到了1365年《张氏通波阡表》钤盖时，边栏呈现多处残破，尤其是“黼”字右侧、“士”字左侧边栏残破，成为铁崖晚期书法系年的一个标志。1369年《芝庭处士墓碣铭》该印边栏残破符合这一特征。需注意的是，约1361年《题杜甫诗意图卷》“黼”字右侧断痕位置稍高，以及“甫”上部不完整，却不是印章残破，而是蘸印泥时的缺失。又，《张氏通波阡表》和《芝庭处士墓碣铭》所钤印蜕的左下边栏外撇，疑为铜质印章变形所致。

▲表8

白文印“杨廉夫”（表8）也是杨维桢常用印，线条姿态柔美，有小篆笔意。此印钤盖于约1362年《题莲舟新月图卷》时，四边完好，而此后的几个印蜕，“杨”字右侧和“廉”字左侧边栏都有明显损坏。《芝庭处士墓碣铭》该印蜕不仅线条位置吻合，左右边栏的残破亦符合上述规律。

白文印“抱遗老人”（表9）是杨维桢的别号印。此印保存状态甚佳，对比多个印蜕，十余年间几乎没有发生破损和变形。《骏骨图》和《芝庭处士墓碣铭》所钤印蜕局部有印泥漫漶，以及后者右侧边栏略粗，属于蘸印泥和按压力度造成的痕迹差异，而印章线条位置并无抵牾。

由是，我们可以判定《芝庭处士墓碣铭》所钤四印俱真。元代文人使用印章还是以铜质为主，像杭州鲜于枢墓出土的两方印章都是铜印。石质印章偶有使用，但占比是极小的。不管铜印石印，它即便经过撞击、残损、重剜，所有线条的位置和走向不会改变，如有残损、变形也是基于印材的物理特性而发生。且残损、变形的状态是不可逆的，一旦发生，它会长期保持并加重症状，这是鉴别印蜕时间早晚的重要指标。

4

史料未载的加衔致仕

《芝庭处士墓碣铭》墨迹写在乌丝栏中，表明这是正式的誊抄本。不但文本内容优于文集本，而且在格式上特别完整。尤为特别之处，在起首四行：“有元进士、奉议大夫、翰林院直学士致仕会稽杨维桢撰并书篆盖。”这条关于杨维桢致仕官衔的记载前所未见，非常重要！可惜《铁崖漫稿》和《杨铁崖文集全录》两种文集本，收录该文时均漏了这句话。

据文献知，杨维桢于承务郎、建德路总管府推官（从六品）任上，至正十八年（1358）遭遇明军攻城，建德失陷，而仓皇逃往杭州。随后授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从五品），但因战乱道阻，他并未赴任，次年徙居松江。宋濂撰《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曰：“居无何，升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未上。会四海兵乱，君遂浪迹浙西山水间。”[⑦]殷奎《祭先师铁崖杨先生文》曰：“致祭于先师故奉训大夫、儒学提举铁崖先生杨公。”[⑧]两篇文章都撰于杨维桢去世后，却未言及铁崖致仕之事。

致仕指官员交还权力，即退休。元政府沿用了中国古代王朝的致仕制度，规定官员七十致仕（原则上）。皇庆二年（1313）定百官致仕资格，即三品以下汉人官员，升一等散官致仕；三品以下蒙古、色目官员，职事、散官皆升一等致仕。三品以上官员致仕由皇帝批准，四品以下官员致仕由行中书省或吏部批准。对正常致仕的官员，依照品级不同，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不为人知的杨维桢晚年加衔致仕，有亲笔墨迹《芝庭处士墓碣铭》作为物证，这为其生平仕宦经历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浙西大片地域被张士诚占据。张士诚一度归顺元朝，诏为太尉，后自称吴王。在这十几年间，杨维桢与张士诚弟弟张士信、杭州路总管谢节以及众多松江官员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为他们撰文称颂，也有诗歌唱和。至正十八年（1358）杨维桢升任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因兵乱并未到任，但是也未辞官——证据是他任教松江府学时，所撰多篇文章落款皆署该职务，如《有馀闲说》署“东维者，泰定丁卯榜进士、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稽杨维祯也”，《嘉定州重建儒学记》署“前进士、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维祯撰”。可见杨维桢虽未赴任江西，但官方并未撤销这一任命，杨仍然可以以这个身份行走江湖。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杨维桢年满七十，例应致仕，可是此时元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丧失了对南方大片地域的掌控。杨维桢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致仕，这很可能是张士诚政权给他的待遇。不过“好景”不长，次年（1367）九月明军攻陷苏州，张士诚政权和元朝相继覆灭。

在杨维桢几种文集中，也收录了一些撰于明初的文章，但是完全找不到关于其致仕官衔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笔者推测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杨维桢的诗文稿或书画题跋，落款一般不写官衔。他的落款常用格式为“年月+籍贯+别号+姓名+书写地点”，如《壶月轩记》墨迹落款为“龙集己酉春二月花朝庚辰，会乩抱遗叟杨祯廉夫甫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还有一些诗文落款隐去姓名，只写别号，当然也不会写官衔。

二是碑文、墓志等准备刻石的文章，为郑重其事，需要写出撰文及书丹者的官职，但这些内容未必会收录在文集中。笔者统计了杨维桢的碑志文章，发现一个规律：如果作者的官阶、职事、署名在文章后段，与正文连贯，就可能被编入文集（亦有文集不收录而地方志收录的情况）；而这些信息如果单独写在碑文、墓志的开头，则不被视为文章的内容，文集均略去不录。

▲表10

由杨维桢撰文的《龙洲先生墓表》（在昆山亭林园）和《嘉定州重建儒学记》（在嘉定文庙）两块碑刻，就是很好的例子（表10）。《龙洲先生墓表》落款在文末：“大元至正廿一年冬十月五日，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扬维桢撰，将仕郎、杭州路海宁州判官褚奂书” ，一字不落被收入朱珪《名迹录》和《（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而《嘉定州重建儒学记》把撰文、书丹、篆额三人的官阶、职事、姓名单独列于开头（第二三四行），后人编辑《吴都文粹续集》时，把这三行内容略去，从而也丢失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宋濂比杨维桢小15岁，两代文坛巨子相互推重，杨为宋濂文集写序，宋为杨维桢撰墓志铭，足见二人交情深厚。杨维桢加衔致仕之事，宋濂大概率知晓，但他为铁崖撰《墓志铭》时也许是有意回避了这个情况，因为与张士诚有关。至于铁崖弟子殷奎，他是昆山人，明初出任咸阳教谕，《祭先师铁崖杨先生文》亦作于咸阳。当元末明初，殷奎和杨维桢已经分隔两地，对其致仕之事可能确实不知情。

5

国字缺笔的讨论

《芝庭处士墓碣铭》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细节：在“国史”、“战国”、“雍国公”、“雍国”句中，先后四次出现“国”字，都缺末笔（表11）。这也是杨维桢研究中从未遇见的问题。

▲表11

古代文献中的缺笔，通常与避讳制度有关。古人避讳主要分为国讳和家讳。宋人避讳甚严，但进入元朝以后，由于皇帝名字为蒙古文，汉文仅是音译，不需要避讳。陈垣《史讳举例》卷八“元讳例”云：“元帝名皆译音，又不如辽金诸帝之兼有汉名，故元世文书上避讳之例甚少也。”
明初避讳亦疏，万历以后渐严，但明清两朝皇帝名中都没有“国”字，显然亦非后世作伪者避讳。又，家讳方面，元代社会普遍没有避讳的风气。杨维桢父亲名宏，祖父名敬，曾祖名文修。笔者检索《东维子文集》，共有9个“宏”字、79个“敬”字、108个“修”字，可见杨维桢是不避家讳的。

“国”字缺笔是杨维桢个人习惯吗？也不是。在杨维桢1360年墨迹《沈生乐府序》、1366年《如心堂跋》中，可以见到两个“国”字，一楷一行，都没有缺笔现象。在杨维桢存世的所有墨迹中，未曾发现任何字有刻意的缺笔。那么，与《芝庭处士墓碣铭》同时的明初文人墨迹中是否有“国”字缺笔现象呢？笔者搜寻良久，未有发现，说明“国”字在明代并非避讳字。

回看《芝庭处士墓碣铭》墨迹中四个“国”字，首次缺笔出现在“先子生不服官政，姓名不得挂国史”句中。墓主虞德章卒于至正十五年（1355），此处“国”当指元朝。是否可以猜想，杨维桢借“国”字缺笔表达“国破”的寓意？似有可能，但也站不住脚，杨维桢这么洞明世事的老人，加之弃官多年，会冒着政治风险来表达这种小心思吗？

兜兜转转，还得从避讳方面找原因。陈垣《史讳举例》卷八“明讳例”云：“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据明史，随从太祖数人，有丁玉初名国珍，吴良初名国兴，吴祯初名国宝，胡美初名廷瑞。胡美传云：‘避太祖字易名。’然终明之世，太祖名字，并未尝避。”[11]他说了两层意思：一是明初部分大臣改名，是因为太祖名元璋字国瑞；二是因元、璋、国、瑞都是常用字，避讳仅限于人名（如画家赵元改名赵原），日常行文遵守“二名不偏讳”的规矩，只要不是二名连用，就不必避讳。

既如此，杨维桢于洪武二年（1369）撰书《芝庭处士墓碣铭》“国”字为何要缺笔？笔者推测，这或许与他“宁过勿不及”的心态有关。杨维桢一生宦海沉浮，经历过蒙元、淮吴、朱明三个政权，深知吏治之弊与民生之艰，也学会了如何在艰难环境中自保。元朝不讲避讳已经百年，张士诚也不讲避讳，然当时明朝开国不久，各项制度逐步建立，皇帝对避讳要求是宽是严尚不可知，杨维桢为求稳妥，就采取了相对谨慎的做法，主动写“国”字缺笔。时人王彝评价杨维桢“混迹斯世，与时低昂”，语气带有贬义。但这何尝不是乱世文人的一种无奈呢！

综上，杨维桢墨迹《芝庭处士墓碣铭》不但校订了文集本的细节差错，且呈现其去世前不久“行书楷写”书风的独特面貌，为铁崖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此外，该墨迹蕴藏了两个前所未知的重要信息，加衔致仕和“国”字缺笔，涉及到杨维桢与张士诚、朱元璋两个政权的关系及其政治态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感谢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高清图片以及张子宁、赵华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黄毫金（愙斋）

80后，出生广东雷州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

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会员

湛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雷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理事

《书法雷州》编委会成员

来源：愙斋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