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芝酒志》蕴涵千年景芝历史与酒文化

摘要：2014年春，接到族叔李福仁先生电话，请我想办法通过北京文博朋友，能否帮我们联系国家第一档案馆，复制一份清乾隆八年（1743）朱批，关于山东景芝等镇烧酒太多，影响农民生活。我接受任务后，马上电话联系安丘籍在京文化名人、美术考古专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岩先生。

2014年春，接到族叔李福仁先生电话，请我想办法通过北京文博朋友，能否帮我们联系国家第一档案馆，复制一份清乾隆八年（1743）朱批，关于山东景芝等镇烧酒太多，影响农民生活。我接受任务后，马上电话联系安丘籍在京文化名人、美术考古专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岩先生。我们是多年老朋友，请他帮忙联系如何？事情有了很大转机，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郑岩先生用微信传给我相关电子版资料。我接到后如获至宝，马上传给李福仁先生，并且提出如果需要，可以考虑去趟北京，复制一件做为景芝酒厂档案馆展厅存档或者在展览馆展出。

景芝,山东三大古镇之一,地处鲁中腹地,西瞻泰沂,东望渤黄,域内潍河、渠河、浯河三水并流，物产丰硕，商业发达，文化昌盛。人云:镇乃景酒根，酒乃芝镇魂。

1957年发掘的“景芝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所出土的黑陶高柄杯等系列酒器，佐证景芝酿酒史可上溯至五千年前，是中国酒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距今一千四百多年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由是可证齐鲁在唐时酒业的兴盛，以及“齐地”(景芝当时属齐地)在中国酿酒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北宋时景芝即以盛产高烧声名远播，被誉为“齐鲁酒都”。元、明、清三代，景芝酒业大盛，一度成为经济重镇，颇受朝廷重视,元顺帝至正十二年“立高密县潍川乡景芝社巡检司”;明朝由“社”改“镇”万历七年设莱州府通判一员驻扎本镇;清朝以县丞驻之。清末民初是景芝酿酒业的鼎盛时期，七十二座烧锅薪火相传，造就出景芝独特的文化气质。

《景芝酒志》承载着历史与发展的光焰，亮丽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她以丰富的史料，追溯酒之源头，向大家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酒史演变的历史画卷，较为完整、系统地重点记录了国营景芝酒业68年来的发展变迁;讲述景芝酒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以“人立品为先”为品牌主张的一个个真实案例;记述“创新景芝、品质景芝、文化景芝、生态景芝”，向世人展示了景酒人秉承传统、不断创新的时代风采。一段段文字，穿越岁月时空，汇集成一条澎湃汹涌的美酒长河;一幅幅照片，胜过千言万语，勾勒出景芝酒业发展的整体脉络。林林总总，囊中尽收。这里面有经验，有教训，有启迪，有思考，更多的是深感景芝美酒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景芝是著名的酒乡。据考古学家考证，景芝周边一带是中国古代谷物酿酒中心，是中国古代白酒酿造技术的滥觞之地。从大舜“倡酒”，到汉代“事酒”“清酒”，再到苏东坡笔下的“高烧”，景芝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雨洗礼。从始于洪荒，历经三代(夏商周)，进化于东汉，发展于唐宋，盛于明清，繁荣于近现代，其历史影响和品牌效应，彰显出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祖辈生在景芝、长在景芝，就一直被这片土地上萦绕的酒文化力量振奋着。景酒人得其苍天厚土和山水之灵气，勤劳智慧，刚毅敦厚，热诚豪爽这些优秀品质深深融入我的血脉。与大家一起借鉴前人的创业经验，共同谋划未来夙兴夜寐，敢于担当，提出“一个中心、五项战略、一个优化、一个提升、一个保障的总体发展战略，全力向“百亿景芝”和“中国北方生态酿酒第一镇”目标挺进，将企业引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创业过程中，认识到只有清楚企业及产品的文化渊源脉络，才能古今融合，创新发展。处在这样一个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也有责任为后人留下一部系统地、翔实的史料，一份鉴古知今的宝贵文化遗产，从而为景芝现在乃至将来各项建设提供借鉴。更重要的是，通过志书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引导广大员工“认识景芝、了解景芝、热爱景芝、建设景芝”，弘扬优良传统，奋力拼搏，不断攀登新的高峰。这就是提出编纂《景芝酒志》的初衷。

2011年5月，景芝酒业、景芝酒文化研究会成立编志队伍，开启为时五年的《景芝酒志》编纂工作，终于成书。通过本志能够全面、深入了解我们企业的历史，是十分幸运的事。更重要的是能以史为鉴，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为员工、为企业、为社会多做有为有益之事。相信还会有许多同仁志士或将从这部百万字的志书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和教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芝酒志》的出版问世，不啻景芝酒业文化建设中“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一件大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景芝酒志》编写的这五年中，景芝酒业在岁月的更迭中，因不断汲取文化营养而更加活力生动，各项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10年，景芝酒文化研究会成立《景芝酒志》编委会，审时度势，科学提出了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三大重要支撑之一，2014年创新性锻造出企业文化建设指导纲领《景芝宪章》，确立了“致良知、植良能、造良品”三良文化为企业文化之魂，和“做酒，我们坚守品质;做人，我们崇尚品格;生活，我们追求品味”的三品文化，并确立了“以德聚人，以智成业”的企业精神，培养和形成了适应景芝企业文化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在文化清泉的灌溉下，具有创新智慧的新一代景酒人，科学决策，锐意创新，形成了一套符合市场经济特征，适应企业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和市场运作的经营模式，不仅在全国开启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酿酒生产先河，还在全国率先开创了“白酒、文化、健康”三大产业领域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特别是在以利润为中心的卓越绩效管理上取得丰硕成果，荣获第三届山东省省长质量奖和第十四届全国质量奖。企业五年迈出五大步，实现“三年翻两番，五年翻三番”的发展目标，在新常态下走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型升级之路。企业正以新的作为践行“让中国人生活更精彩”的神圣使命。

回眸征程，我们将永远铭记为景芝酒业发展献出青春和热血的先贤前辈;将永远感激长期关心景芝酒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我们将永远感谢所有曾经和正在为“景芝大厦”添砖加瓦的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员工。景芝有酒五千年的血脉传承，景芝国营建厂68年彰显的人文精神，景酒人那种“忠于使命，勇于创新敢于成功,勤于内省,精于执行”的价值情怀,将牢固地渗透到每一位景酒人的骨髓里薪火相传，代代不息。

《景芝酒志》又是一部古镇景芝的历史文化史，对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与古镇景芝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国汉代、魏晋、唐宋、元朝的酒文化研究，对景芝古镇制酒业的发展与历史，都有较详细介绍。特别是明清时期，景芝酒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是景芝酿酒业兴盛期，酿酒作坊不但集镇有，还波及到农村。官府允许的私人烧锅皆应势而兴。到清朝中叶，镇内经营白酒较为著名的铺号有“益泰”“源隆”“协和”“益利”“德源”“德茂”“泰和”“德顺”“恒泰”等。这些铺号资本较雄厚，多数本身是经营白酒业者又兼酿酒的“锅主”和“房主”。

后来由于人口的繁衍分户和市场的竞争等原因，先后出现过很多经营白酒的商号。如“益”字号的有“益泰”“益隆”“益盛”“益昌泰”；“茂”字号的有“德茂”“广茂”“益茂”；“德”字号的有“德源”“德源复”“德顺”：“泰”字号的有“泰和”“泰和顺”“泰和楼”“泰和信”等。另外还有“三顺”“风顺”“慎源”“瑞源”“天和泰”“顺和”“日升祥”“永源”“汇丰”“中和”“德聚”“源盛永”“广盛永”“元享利”“裕兴”“益源”“华昌和”等。

乾隆年间，景芝酿酒业由于太盛遭朝廷“查禁”。乾隆八年(1743年)农历十一月六日,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喀尔吉善上奏皇帝,禀报下面阳奉阴违,令行不畅,“私酿”泛滥。称“察知私踩私烧聚集之所，如阿城，张秋，鲁桥，南阳，马头镇，景芝镇，周村，金岭镇，姚沟并界联江省之夏镇，向多商贾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贩运渔利”,“潜藏影射未能尽无”;后罗列行禁措施数款。乾隆帝朱批:“好，应如是留心者也，饮此。”这是一份难得的有关景芝酒的历史文献，藏国家第一档案馆。

至清末，景芝有名的烧酒厂子有“井东”“松树底”“南棚(北崖头)”“益泰场”“下崖”“庙角子”“南苇湾”“西高场”“巷子里”“南楼”“明楼”“家庙东”“明楼后”“云轩”等十几家。而产酒数量多质量好的厂子要数“井东”“松树底”“南棚”“益泰场”“下崖”等几家。在商人的运作下，景芝烧酒清末已远销沈阳、大连、江宁、钱塘、上海、南京等地，年对外销售烧酒一百万斤以上。关外的商人赶着骆驼队来景芝贩酒，景芝街上有专门的骆驼店。最有名的酒是传统美酒“桃花瓮”。诸城诗人刘翼明(字子羽)在《自渠丘同马三如宿王申甫峒峪别业》有句云:“桃花柳絮春开瓮，细雨斜风客到门”。

光绪年间《安丘乡土志》(马步元编纂)卷十六载:安丘居民多以农为本，素无富商大贾，其贸易较繁盛之区首推景芝镇，南关次之，西乡之平原、高崖，东乡之石堆，担山、彭旺、朱子，南乡之白坟、官庄又次之。”其“物产”条下又说:“酒曲以小麦制之……烧酒以高粱制之，出自景芝者最醇，他处所不逮，为特产大宗。”清《宣统山东通志(二)》(孙葆田、杨士骧编纂)卷四十一“物产”条下记载:“酒,各县皆有，黄酒黍米所酿，蓬莱、即墨为盛;烧酒(即高粱酒)以安丘景芝镇为最盛，新泰、莱芜、泰安诸县次之……。"

捧起卷帙浩繁的《景芝酒志》(上、中、下)，一股敬佩情感润湿大家的眼眶。特别由衷地感谢原景芝酒业原董事长李福仁先生，退休后担负重任，率领的历经五载呕心沥血编纂《景芝酒志》的全体编志人员因为有了大家认真负责、忘我敬业和真实记录的精神，才有了这部皇皇酒志的出版。这部酒志从采访、编写到出版，一路走来，洋洋洒洒，其智慧和辛劳一点也不亚于创办一座酒厂。历史将铭记参入编辑的所有工作人员！

附：1，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山东巡抚朱定元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