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南浔法院西侧，坐落着全省体量最大的未成年人道德法治体验馆。2024年底的一天，这里作为探望权执行基地，顺利完成了一次隔代探望权的执行。在法官、区妇联干部等相关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爷爷奶奶不仅完成了对孙女洋洋的探望，还在体验馆共同度过了一个充实有趣的周末。这还得

当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权益发生冲突时，谁能完全站在孩子的角度发声？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探索的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或许能给出参考答案。

本文刊于《中国妇女》杂志

在南浔法院西侧，坐落着全省体量最大的未成年人道德法治体验馆。2024年底的一天，这里作为探望权执行基地，顺利完成了一次隔代探望权的执行。在法官、区妇联干部等相关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爷爷奶奶不仅完成了对孙女洋洋的探望，还在体验馆共同度过了一个充实有趣的周末。这还得从一起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说起。

前夫离世，债主找上门

洋洋刚上幼儿园，父亲田浩与母亲曾倩的婚姻便走到了尽头。两人协议离婚时，约定洋洋由女方抚养，登记在曾倩、田浩名下的一套房产过户给曾倩，待洋洋18岁后归洋洋所有。

可是，人生无常，房屋过户手续还没来得及办理，田浩却意外离世。离婚前，田浩与曾倩曾欠下50万元债务，债权人很快将曾倩告到法院，要求曾倩偿还债务。

除了抚养女儿，曾倩还要独自承担50万元的债务，处境很艰难。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曾倩想把仍登记在她与前夫名下的这套房产出售。但是，因为涉及遗产继承等问题，她与洋洋的爷爷奶奶协商过户事宜并不顺利，加之两位老人仍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不同意把房屋过户到曾倩名下。

无奈，心灰意冷的曾倩把田浩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及女儿洋洋告到南浔法院，要求确认自己为房屋所有权人。

随着未成年人作为家事案件“隐形当事人”的情况越来越多，自2021年起，南浔法院率先在全省探索未成年人案件“三合一”审判执行模式。只要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都会移送到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曾倩提起的这起确权纠纷，最初是由派出法庭受理的，因涉及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很快移送到法院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该庭庭长沙鋆成为案件承办法官。

妇联干部，为孩子发声

审判工作之余，沙鋆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普法和宣讲。

当时的洋洋刚5岁，站在哭红了眼睛的奶奶、不断叹气的爷爷和神情紧张的妈妈中间，她不知所措地低垂着头。事隔半年，沙鋆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洋洋时的情景。

这套房产本是父母离婚时约定，待洋洋成年后归其所有，但曾倩确认房产所有权的目的，是想尽快把房子卖掉还债。如何才能确保洋洋合法权益？当父母权益和未成年子女权益冲突时，谁来为孩子发声？这是沙鋆最开始接触案件时首先考虑的问题。

幸运的是，近年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湖州市法院积极探索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在父母权益和未成年子女权益冲突较为严重的家事案件中，由妇联、关工委等部门选派具有一定经验的工作人员或专业律师，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参与案件调解和庭审，发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见，让未成年人的声音被听到，权益得到更好保护。南浔法院在探索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方面先试先行。

根据案件情况，沙鋆先是想到了妇联。她与洋洋生活所在地的妇联取得联系，当地妇联十分配合，给法院推荐了有着丰富调解经验的南浔区东迁街道马嘶村妇联主席沈雪芬。最终，沈雪芬担任洋洋的权益代表人，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第三方角度参与诉讼。

庭审前，沈雪芬对洋洋的成长、生活、上幼儿园等情况进行细致的走访问询，形成了全面而立体的“成长档案”。

有了这份“成长档案”，沙鋆把曾倩及田浩的父母约到法院，以双方对孩子有着无条件的爱作为突破口，在圆桌法庭进行“背靠背”调解。除了有原、被告双方，圆桌法庭还多了沈雪芬，她以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的身份出席，为洋洋发声。

随着沈雪芬的讲述，洋洋的成长背景逐一还原在法官面前。原来，田浩和曾倩平日工作繁忙，爷爷奶奶承担了大部分对洋洋的养育责任，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包括接送洋洋去幼儿园，以及英语、钢琴课外班的学习等。沈雪芬还发现，洋洋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经常会过敏，爷爷奶奶为此付出了不少的精力。

“洋洋从学说话到学走路，都是爷爷奶奶在悉心照顾，都说隔辈亲，现在洋洋是他们全部的寄托和希望。”

“曾倩独自带着洋洋，担子也很重，要是爷爷奶奶能帮她分担一些，也会给洋洋创造更好的条件。”在法官释法说理的同时，沈雪芬适时地从第三方的视角、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积极参与调解。

经过几轮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爷爷奶奶自愿承担一部分曾倩与田浩的共同债务；田浩的剩余遗产由曾倩及爷爷奶奶共同管理，后续双方将给洋洋购买一份教育基金；曾倩每周会将洋洋送到爷爷奶奶家过周末，实现两位老人隔代探望的意愿。

暖心方案，源于深入走访

案件的调解过程虽然不易，但结果令人欣慰。作为洋洋的权益代表人，沈雪芬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中，调解协议里有关双方共同偿还债务、给洋洋购买一份教育基金及隔代探望方面达成的共识，正是基于沈雪芬的建议而达成的。

沙鋆坦言，这一案件中存在一个情况，曾倩作为洋洋的母亲，既是原告又是被告，相反的角色可能会让曾倩放弃孩子的一部分利益。相比于网格员或者村委会的干部，作为一名妇联干部，沈雪芬对洋洋生活所属地的很多家庭情况相对熟悉，做调解工作也更加柔性。所以，她是洋洋权益代表人最合适的人选，可以完全站在孩子的角度，在调解阶段提出更加暖心及人性化的方案。

比如对房屋所有权的约定，沈雪芬对着两位老人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今的债务对曾倩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想想去世的儿子，田浩与曾倩签订离婚协议时，内心深处就是要把房子留给洋洋，不如把田浩的想法变成现实。”经过耐心讲解，两位老人听取了沈雪芬的建议，这也成为后来双方和解的前提。

沙鋆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法官审理案件时，都会以“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为原则，但实际上家事案件通常都很复杂，如果孩子自己不能发声表达想法和切身感受，其他人很难真正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正是未成年人权益代表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隔辈探望的达成，也离不开沈雪芬的发声。对洋洋来说，已经失去了父亲，如果再失去长期陪伴她的爷爷奶奶，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肯定会有爱的缺失。在沈雪芬的建议下，曾倩体谅到老人不易，并同意老人对洋洋进行探望。

沙鋆解释说，刚开始的几次探望都是安排在法院的探望权执行基地——南浔区未成年人道德法治体验馆进行的。其初衷是希望两位老人与曾倩放下心理芥蒂，把探望权执行基地作为一个双方沟通及搭建信任的平台，在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彼此解开心结，为孩子的成长共同发力。

经过回访，目前，双方已建立信任，洋洋每周都能到爷爷奶奶家过周末，祖孙两代还经常到户外活动，成为相互最温暖的依靠。

为了孩子，多走一步。沙鋆说，未来法院将继续协同妇联、心理协会等部门，将综合服务贯穿到涉未案件全周期，协同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的帮扶一跟到底。

来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