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横跨元至清末的小冰河时期，约从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开始，到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年）结束，延祐二年的天气不赖，是一个好光景。

易军

壹

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农历二月初一的北京应是没有雪了。

横跨元至清末的小冰河时期，约从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开始，到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年）结束，延祐二年的天气不赖，是一个好光景。

其时，马可·波罗尚在华夏大地兴致勃勃地闲逛，用不时扬起的黄眉毛，惊诧于中国闹市的繁华，还有秀美。他种种溢美之词中，看不见一点雪花影子。

好吧，这年农历二月初一，就是个不下雪的好日子！

空气清冽，阳光如瀑，腊梅花暗香浮动，迎春花欲拒还羞。此日又是龙抬头，北京大街小巷一大早就洋溢着某种隐秘的喜庆与期盼。而这种喜庆与期盼在中午时分便得以验证，紫禁城里传出消息，正值而立之年的元仁宗下诏，宣布正式恢复中断31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启动会试廷试。

真不知道，当这个消息传来，有多少寒窗苦读的读书人被狂喜击倒？有多少滚烫的泪水，一滴滴沉入烈酒，然后被一饮而尽？又有多少匹驿马，在烈烈寒风中狂喷着白气，累倒在传递诏令的路途？

31年，多少青丝变白发！多少雄心成泡影？

这件事，史称“延祐复科”，32岁的浏阳学子欧阳玄满怀信心地走进了湖广闱场。

在此之前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南宋最后一次科举举行。此时的南宋早已风雨飘摇。六月，元世祖下诏攻宁，到处风声鹤唳，这年科举自有免不了的恓惶和潦草。据载，这年科举状元为王龙泽，榜眼为路万里，探花为胡幼黄。这三位喜极未久，临安城便被攻破。因此，含这三位在内的那一科进士，均未授官职。

国破家亡，几顶乌纱真算不了什么，士子们的满腹诗书更算不了什么。

南宋崩溃之际，也是状元出身的文天祥时任江西提刑，身为文官的他变卖家产，招募两万兵勇，准备北进勤王。朋友劝他：对方20万精锐之师，先生仅两万乌合之众，无异于驱群羊斗猛虎。文天祥答：我宋朝三百年恩养士子，今日国家危急，我自不量力，以身赴难，乃希望天下忠义之士，皆能为国效力。

飞蛾扑火的结局不难预料，尽管悲壮。后来，忽必烈亲自招降已被羁押两年之久的文天祥，习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枭雄，估计看不上文绉绉的婉转，把话说得很赤裸：如果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忠元朝，我就让你当宰相。文天祥说：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

翌日，文天祥身穿赤红囚衣，披发昂首，走向柴市刑场。引颈之时，向南三拜。

那里有他故国家园。

与文天祥同为“南宋三杰”之一的陆秀夫来得更为惨烈。面对四面如潮水涌来的元军，陆秀夫先用剑逼迫自己妻儿自尽，然后朝小皇帝赵昺哭跪：德祐皇帝当年被掳北上，已使宋朝遭受莫大屈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8岁的小孩子自然只有哇哇大哭，他懂得什么？陆秀夫不容分说，将国玺系于腰间，背起赵昺就跳入海中。瞬间，君臣二人就被冰冷的海水吞没。

幸亏，君臣二人并不孤独，陪他们跳海的还有十余万人。史称“十万士子殉国”，“浮尸十余万”。十万士子这一数字，应该有点水分，但也不会太过。跟随赵昺这个南宋小朝廷与元朝抗争到底的，都是死忠分子，也是这个末路朝代残余的精英。既为精英，又生在重文轻武的大宋，自然是读书人居多，且是认死理的读书人。要不，面对深不见底的海水，哪能说跳就跳了？

士子们跳海殉国的地点在崖山。

今天崖山，位于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五十公里的崖门镇，银洲湖水由此出海，潮汐涨退时，蔚为壮观。崖山与汤瓶山东西相对，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水，故又名崖门。

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颇为惨烈的大规模海战画上句号。

南宋就此亡国，似乎儒学也就此断然，然而，16的少年欧阳玄躲在浏阳乡下的农舍依旧没有放弃对儒学的探索。

当时文天祥已被俘，在元军舰船上，亲睹了君臣殉国这幕惨剧。

《宋史纪事本末·文谢之死》载：“祥兴二年二月，厓山破，张弘范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曰：‘国亡不能救，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 弘范义之。”

关于张弘范，有一流传甚广的段子。说其在崖山海战后，勒石记碑，在石崖上刻“张弘范灭宋于此”七个大字，以示得意。没想，有个秀才，在这七个大字前又加一个“宋”字，于是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

典型的春秋笔法。

张弘范父亲张柔是河北人，在元太祖时，曾以地方豪强身份，聚集乡邻亲族数千余家结寨自保。后兵败被俘，降于蒙古。

秀才调侃张弘范乃宋人，自然没错。一剑封喉。

崖山海战失败，不光意味着作为非汉族政权，第一次在地域意义上颠覆了数千年来的汉族中原政权。更意味着，在文化意义上，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一脉相承数千年的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之后明清的文明形态跟之前大不相同。

有学者认为，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上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进而提出“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这一说法无疑有绝对化或夸大化之嫌，但作为中华文化重镇的儒家文化，在应该怎么得以传承这一问题上，崖山海战肯定是猛烈的、猝不及防的一击重勾拳。

这大概是十万士子慨然跳海的深层绝望，或者说，最悲情的底层逻辑。元初儒学断层、科举废除，欧阳玄等儒学士子似乎风雨飘摇里的一艘小船，不知驶向何方？

贰

仔细钻研欧阳玄，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绕不过的人物。中国文学史绕不过他，中国诗词史绕不过他，中国史学绕不过他，中国思想史、中国书法史还是绕不过他，甚至中国水利史，也要给他留出那么一段文字，来阐述他治理黄河的所得所感。

如果说历史是个高冷美人，那他就是妥妥一枚暖男，硬生生把美人心给焐热了。走到哪，都赢得美目顾盼，波生柔情万种。

玩笑话。

还是回到“延祐复科”，因为这是锻造这枚历史暖男底色的重要一环。

这场姗姗来迟的科举，给欧阳玄戴了个“探花郎”帽子，他以湖广行省第一身份，登左榜一甲进士第三名。

元朝湖广，涵盖今天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当时的帝国，“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

在那个早晨，报喜的枣红快马撞开薄雾，将浏阳乡下大片灿烂莲花和碧青稻禾一一抛向身后。紧凑的得得马蹄声，透着结结实实的欢劲儿。当快马在那幢徽派建筑前高耸的拴马柱旁猛然刹步、扬蹄欢啸时，一路的豪情，会稍稍受挫。

它眨巴着潮润的大眼，会惊异地发现：那个33岁的长身男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

相反，在礼数周全的谦和下，透着淡然，甚或，骨子里的些许忧愁。

它当然不知道，浏阳欧阳氏一脉，在当时湖湘士子们心里，那是怎样显赫的一种存在。宋濂所撰《欧阳公文集序》载：“其先家庐陵，与文忠公修同出于安福令之后。”也就是说，浏阳欧阳氏先祖与欧阳修同出一门。这一脉在浏阳落根，人才辈出。欧阳玄曾祖父欧阳新以经学著称，曾任岳麓学院讲学。江西同宗、岳麓书院付山长欧阳守道听了课，如此感叹：“长沙自有仲齐，吾何至于此？”欧阳玄祖父欧阳逢泰，经术与作赋高手，被荐为潭州学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局长。父亲欧阳龙生，则在1274年南宋最后一场科举中，高中湖南第二名。

在这样一个家族，科举功名，自然难以收获到范进式的喜剧。

更何况，已跨越残酷的乡试和会试。乡试，全国取三百人，会试，从三百人中取一百人。那真是九死一生。

而这些，尚构不成这种淡然甚或忧愁的全部动因。

错开一笔，谈谈马致远的《汉宫秋》。

《汉宫秋》重新演绎了汉元帝和王昭君。在他笔下，汉元帝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受人胁迫的弱者，失去一个大汉天子尊严，不能保护心爱的妃子。

这是马致远的曲笔。

汉元帝完完全全就是金元时期宋王室的艺术写照，是社稷象征。

“叶落深宫雁叫时，梦回孤枕夜相思。虽然青冢人何在，还为蛾眉斩画师。” 这几句唱词，不光是昭君对故乡思念和对命运无奈的哀叹，更是马致远对家国前途多舛、民族自尊心受到长久伤害的深深悲鸣。

在元朝，汉民族地位下降是不争事实。对士子们而言，这种巨大失落感来得更为猛烈。

儒学自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一直在传统文化中独挽一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受道释冲击，但经唐宋巩固，其地位更为尊崇。

只知“弯弓射大雕”的草原枭雄可不管这些。这片偌大土地，前所未有地有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分别，前所未有地有了诸色户：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灶户等。儒户就是诸色户中一种，比起农户，可享受某些优待，如免除部分差役徭役。

对此，和文天祥一起抗元的谢枋得，有过“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感慨，虽是“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但士子们的优越不再、优雅不再，容不得分辩。

难说元杂剧繁荣，正缘于士子们的优越与优雅不再。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长达数十年，“学而优则仕”价值体系支离破碎。置身于诸色户，广大士子只好走向舞台歌榭，走向市井勾栏，成为“书会才人”。于是有了《赵氏孤儿》《窦娥冤》《周公摄政》《连环计》《渑池会》……在种种剧目中，士子们用满腹的兼济才华和建功雄心，演绎“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演绎“士可杀、不可辱”，演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不同于唐人豪放、高昂的大美，也不同于宋人婉转、清雅的丰美，元杂剧的底色，是悲凉、阔达的壮美。

包括散曲亦然。

这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民族及其精英群体被压抑后的心理使然。

延祐二年，名满天下的马致远步入晚年，已隐居于杭州。他之隐居，有如《四块玉·恬退》中所写：“绿鬓衰，朱颜改，羞把尘容画麟台。故园风景依然在，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

马致远可以“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但欧阳玄不可以。

这个庞大帝国看起来那么强壮，却又那么陌生，是那么生机勃勃，却又好像时时处处潜伏了不安。其善攻不善经营的特色，其以血缘为纽带的黄金家族政治模式，再加上频繁更换的皇帝，以及当时士子们的难言处境等，都给即将出仕的欧阳玄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套用今天的一句话，叫“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如此，方可读懂他的淡然和忧愁。

那匹年轻的枣红快马自然不懂，它只会用潮润的双眼，来回顾盼。

欧阳玄的父亲欧阳龙生对这个儿子期望很高。

欧阳玄25岁生日时，欧阳龙生特作《沁园春》，其中有语：“要经天纬地，拓开实用，嘲风弄月，省可虚词。我亦平生，卮言徒费，犹酌檐花向九疑。团栾好，待老吾泉石，留汝钟彝。”

欧阳龙生在获取南宋科举功名后，作为遗民在乡隐居17年。一生醉心于理学传播，曾重修北宋大理学家、“闽学”鼻祖杨时在浏阳讲学的文靖书院，并出任山长。1295年，浏阳由县升为中州，例设儒学教授一员，欧阳龙生被授为浏阳州儒学教授。

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个“官职”，够不上七品。对此官职，他在心理上应该不拒绝。

他没看到“延祐复科”，也没看到儿子高中，更来不及唤两碗酽茶，与这个儿子在人生最重要关头秉烛夜谈。

想必，在世时候，该谈的都谈了。

包括北方理学传播第一人、号称江汉先生赵复的故事。

赵复被元军俘虏后，一心向死，最后被姚枢一句话劝止：“先生一死，程（二程）、朱（朱熹）之学也将死。”

叁

欧阳玄出发了。

整整衣裳，把浏阳碧空一片云彩，轻轻纳入袖底。

平江、芜湖、武冈；同知、县令、再县令。

按元朝行省制度，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或三级行政机构。若走寻常路，欧阳玄还得在州府官职上徘徊螺旋良久，要做到行省大员，不知猴年马月。

作为一个投胎高手，老天爷好像赋予他某种使命。《元史·欧阳玄传》载：“……八岁能成诵，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千言，即知属文。十岁，有黄冠师注目视玄，谓贯之曰：‘是儿神气凝远，目光射人，异日当以文章冠世，廊庙之器也。’言讫而去，亟追与语，已失所之。”

黄冠师是道士别称，亦可称羽士、真人、羽衣、紫阳等。这个神秘人士做番预言后，便登羽而去，不见踪影。

黄冠师一语中的。

因政声廉名甚佳，一纸调令，让欧阳玄从“蛮僚”杂居之地的武冈，直赴大都任国子监博士，正七品。然后一路开挂，开启长达30余年文臣生涯。曾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两任贡举主考官。在翰林院，还干过翰林学士承旨，相当于院长。

祭酒和喝酒没关系，在元朝是官职，全称叫“国子监祭酒”，乃国子监负责人，掌管教育，从三品；翰林亦即翰林学士，皇帝顾问官，从二品；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

八面来风，仕途通达。

这离不开他的能干。宋濂所撰《欧阳公文集序》载：“……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金缯上尊之赐，几无虚岁。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

也离不开他的运气。要知道，欧阳玄经历了元朝皇帝迭代最频繁年代，从元仁宗到元顺帝，整整八任。最短命的元天顺帝阿速吉八，1328年9月上台，10月下台，接位的元明宗也好不到哪里，只做了8个月。种种宫变内斗，种种官场潜规则，都被他神奇地躲开，并一步步走向核心层。无论是从家学渊源还是从自身经历而言，欧阳玄绝不是一个官油子。他当年在芜湖清理积案，就敢和当地蒙古贵族开干，将他们虐待的汉族家奴恢复自由身。

此等耿直汉，竟能在官场芝麻开花节节高，堪称奇迹。

他也没有背景，在蒙古贵族掌控关键的元朝，也不可能依仗朋党。

如果硬要深挖创造奇迹的背后，只有一个，也是唯一。

那就是儒学“逆袭”。

在欧阳玄出发之前，没死成的赵复早已在太极学院开讲。

太极学院是北方最早的理学重镇。取“太极”之名，乃因宇宙根源为太极，是北宋时期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学说出发点。

这个书院是民间性质，却为官方所许。这是元朝对儒学所行的第一个注目礼，尽管心态复杂。

一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刚开始，自有雄视四方的傲娇，渐渐地，便陷入马上治天下的种种艰难。

金庸笔下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最先意识这一问题。据闻，成吉思汗西征，俘获一善制良弓的工匠，欣慰不已。耶律楚材却对他说：“治弓尚须用工匠，治天下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耶律楚材所说的“治天下匠”，是指和他一样的读书人。

忽必烈是第一个比较正视儒学的，在其任内，曾几度推动恢复科举，但最终未果。

真正推动“崇儒重道”大政的是元仁宗，标志性事件便是“颜佑复科”。

“延佑复科”的深层意义不仅仅在复科自身，更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将蒙古人、色目人纳入科举考试范畴。这一来，那些习惯策马挥刀、大声呐喊的莽汉，为了仕途，不得不放下马鞭，搓去粗手上草泥，扭扭捏捏地捧起经书。抑或用马鞭伺候孩儿，为他将来有个好前程。二是程朱理学地位得到空前提升。一改宋金以“词科取士”风尚，科举题目直接从四书中设问，标准答案皆以朱熹的《四书章句》和《四书集注》为准。程朱理学由此上升为官方学术，并影响了明清六百年科举与传统文化格局。

至于有人感叹“延祐复科”后科举缺乏对程朱之外学术的包容，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延佑复科”构成儒学逆袭，是无疑了。

以儒治国成为元朝中后期朝野共识，儒学教育更是风风火火。元仁宗对于儒学经典中的治国之术甚为重视，并引而作为蒙古、色目贵族阶层必读书目。针对少数民族百姓开设的学校，儒家四书五经作为教材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书院的修建高达400余所，州县学校数量在鼎盛时期，甚至高达2万4千余所。

到处书声琅琅，随处温良恭顺。

大量蒙古人开始改汉姓，取汉名。到了元朝中后期，即便是目不识丁者，也要为自己立字，以示风雅。

草原的粗犷，柔软成中原的文雅。

那时，欧阳玄在干什么？没有记载。但别忘了他的重要职务：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贡举主考官。国子监祭酒主管教育，翰林学士可随时向皇帝进言，主考则可直接选拔儒士。

换言之，欧阳玄是“崇儒重道”大政的直接参与者与推动者。

作为向来谨慎勤勉的官员也好，作为南宋隐居遗民的儿子也好，他没有理由偷懒。

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来华，献上一匹高大“异马”，元顺帝一高兴，便令各族士人题咏。蒙古人马祖常、色目人儒士丁鹤年、蒙古族道士张彦辅等纷纷献诗。

此等雅事，怎能少欧阳玄爱卿？欧阳玄自不负众望，一首《天马颂》传颂一时。其中有语：“不用汉兵二十万，有德自归四海羡；天马来时庶升平，天子仁寿万国清”，以汉武帝得大宛马典故，反衬元朝文治，“以元比汉”，甚至“元迈汉唐”。

元顺帝龙颜大悦。

其实，欧阳玄“不用汉兵二十万，有德自归四海羡”之语，还有隐含。此语用于儒学逆袭，岂不恰当？

肆

插播一段宫斗剧。

一叫伯颜的大臣，将侄子脱脱安插到元顺帝身边负责监视。眼看伯颜一手遮天，脱脱却战战兢兢，他怕。于是乎，上演“碟中谍”。

至元六年（1340年），伯颜约元顺帝出城打猎，元顺帝托疾不去，伯颜挟持太子同往。脱脱觉得机会难得，便与元顺帝近臣商定，封锁京城，且率兵列于城下。

伯颜回来，却见城门紧闭，脱脱倨坐于城楼之上，手持一纸诏书，高声宣布罢免伯颜。

伯颜束手就擒。

就是这个伯颜，曾一度叫停当年礼部科举。还给元顺帝讲了个故事：他说手下有一牵马汉人，好久都没露面，一打听，方知此人参加科举了。伯颜痛心疾首，说自己万万没想到，一个牵马的，竟能混进官员队伍！

元一代，朝廷用人最看重“跟脚”，亦即出身。

在游牧民族特色贵族政治下，出自好“跟脚”的蒙古人、色目人是权力核心层宠儿。因为利益，这些宠儿们对汉儒、汉制并不感冒。不光不感冒，还瞅空子使绊脚。

行与废的博弈，在帝国权力中心不断上演。

儒学逆袭不易。

有元一代，共开科16次，会试中选者计1200余名，人数为统一王朝中最少。而在文治大盛的宋代，单是宋太宗一朝，录用进士就达数千人。元朝文官中，通过进士入仕者，所占比例方区区4.3%，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进士只有20多人。

欧阳玄亦不易。

有没有这样的深夜？更夫拖着疲沓脚步，在京城清冷的街上，用嘶哑喉咙重复着千古不变的警语。欧阳玄突然惊醒，拥一床薄衾猛地坐起，感到巨大的寂寞、虚空甚至不安，潮水般涌来……

欧阳玄是多面手无疑。诗词典雅醇正，散文“意雄而辞赡”，后世将欧阳玄与吴澄、虞集、揭傒斯并称为“元四学士”。且擅书法，明人陶宗仪称其行书、草书略似苏轼，但其中刚劲流畅之处，风度不凡，“末易以专门之学一律议之”……但若与他的史学成就相比，就有点相形见绌。

欧阳玄在朝30余年，除日常事务，主要致力于官方典籍撰述。其史学业绩有：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史；纂修《经世大典》《太平经国》《四朝实录》《至正条格》等；自著《唐书纂要》《至正河防记》及文集。

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宋、辽、金三史的编修，使得欧阳玄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史家之列。

这仅仅是史学意义上的描述，若从更宏大的视野而言，这种描述只抱住大象一条腿。睁开眼睛看大象的话，宋、辽、金三史编修，对现在多民族国家格局的最终奠定，可谓功莫大焉！

就是在三史编修中，欧阳玄确定了重要修史原则，那就是文化正统论。即一个朝代是否正统，不以一家一姓论，而以是否尊汉儒、推汉制为标准。

而在遥远的南方，一些士子还在喋喋不休，大声嚷嚷尊崇理学道统，反对道统依附于政统，从道而不从君。

说到底，他们无法面对外来民族高居庙堂之上。

南宋崖山海面的血，依旧在这些士子们心底激荡，挥之不去。

可以理解，但不能认同。

持此感的应该还有元顺帝。

有史以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不重视修史，元朝从忽必烈开始，就有意编修宋、辽、金三史，一直未果的原因，就是在宋、辽、金谁是正统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元顺帝手下的脱脱，霸王硬上弓，说不要争了，都是正统！可三者时空交叉，哪能那么容易自圆其说？

现在好了，欧阳玄的文化正统论，让所有问题都不成为问题。

急需一个枕头的元顺帝，裂开嘴，欣欣然笑了。

由此，中土农耕区与塞外大漠从文化格局上连为一体，“华夷混一”转为“华夷一统”，继而奠定了了后来明清“中华一统”大局基石。

此等大功，岂是“著名史家”区区四字可涵盖？

南方的士子们有没有嚎啕大哭？

不知道，但儒学逆袭就此成功。

有学者说，好学问“直问生死”。欧阳玄文化正统论便是这样的“好学问”。看似退了一大步，其实进了两大步，一大步是给了元顺帝们一个松软舒服的好枕头，再一大步就是通过这个好枕头，用政统手段，将儒家道统思想践行于世。

南方的士子们只会哀叹，只会掉书袋子，有用吗？

如果把儒学逆袭比喻成规模空前的攻防战，欧阳玄实际上扮演了“战略间谍”角色。

不管他心里承不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是一场完美的“潜伏”，没有欧阳玄的“潜伏”，真还不知道儒学还要多少年才能恢复道统。所以，在那样的深夜，他会悚然惊醒，会猛然拥衾独坐，会有巨大的寂寞、虚空，甚至不安……

来源：长沙晚报掌上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