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五代十国是一段浓墨重彩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时期。自公元 907 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到 960 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短短五十余年间，中原大地政权更迭频繁，如走马灯般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周边还林立着前蜀、后蜀、

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五代十国是一段浓墨重彩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时期。自公元 907 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到 960 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短短五十余年间，中原大地政权更迭频繁，如走马灯般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周边还林立着前蜀、后蜀、南唐、吴越等十个割据政权 。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凋敝，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政权的频繁更迭背后，是军事力量的激烈角逐。在那个武力至上的时代，军队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天下、维系统治的关键。而牙兵与禁军，作为五代十国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军事力量，犹如两颗投入历史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波澜，深刻地影响着王朝的兴衰荣辱。牙兵，作为中唐以后节度使的私兵，是节度使专兵的产物，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禁军，则是中央政权的核心武装，承担着保卫京城、护卫皇帝的重任 。这两支军队，一为地方私兵，一为中央禁军，看似泾渭分明，却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演绎了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成为了王朝兴衰的关键变量。

魏博军的历史，要追溯到安史之乱这个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那场几乎颠覆大唐江山的叛乱中，安禄山的旧将田承嗣凭借着狡黠与武力，在乱局中崭露头角。叛乱平息后，为了安抚这些安史旧部，唐朝采取了妥协的策略，任命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让他管辖魏、博、相、贝、卫、澶六州之地，魏博军就此诞生，开启了割据一方的历史。

魏博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它位于河北南部、山东北部，靠近东都洛阳，是华北东部的战略要地，堪称掌控着华北东部动向的钥匙。田承嗣深知魏博的地缘优势，他野心勃勃，不甘心只做一个名义上的唐朝臣子。在魏博，他拥兵自重，积极扩充实力，将魏博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他表面上对唐朝中央恭敬有加，实则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他随意攻击友军，一旦失利，便上表请罪，做做样子，而唐代宗因无力消灭他，只能默认他的割据行为。在这种半独立的状态下，魏博军凭借着当地丰富的资源和险要的地势，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了河朔三镇之首，实力不容小觑。

田承嗣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魏博军中挑选了一万名身强体健的士兵，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军队 —— 牙兵。这一举措开创了藩镇节度使设置牙兵的先河，此后，各藩镇纷纷效仿，牙兵制度逐渐在中晚唐时期的藩镇中普及开来 。

牙兵作为节度使的私人武装，有着鲜明的特点。他们待遇优厚，享受着远超普通士兵的俸禄和赏赐。他们装备精良，配备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和铠甲，这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牙兵只对节度使个人效忠，他们与节度使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忠诚并非基于国家大义或民族情怀，而是基于个人的利益和恩宠。在牙兵眼中，节度使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和命运主宰，他们愿意为节度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这种忠诚度极高的私人武装，成为了节度使在藩镇中稳固统治的重要支柱。

随着时间的推移，牙兵的势力逐渐膨胀，他们的骄横跋扈也日益凸显。在魏博镇，牙兵逐渐成为了一股无法无天的势力，他们废立节度使如同儿戏。只要节度使的决策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兵变，将节度使赶下台，甚至杀害，然后拥立一个新的节度使。这种情况在魏博镇屡见不鲜，使得魏博镇的节度使更迭频繁，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

在唐德宗时期，田悦继承了魏博节度使的职位。他试图加强对牙兵的控制，减少他们的特权，结果引发了牙兵的强烈不满。牙兵们发动兵变，将田悦围困在城中，田悦无奈之下，只得向其他藩镇求救。这场兵变不仅让田悦的统治陷入了危机，也使得魏博镇陷入了混乱之中。而在唐穆宗时期，田弘正担任魏博节度使，他一心想要回归朝廷的怀抱，加强与中央的联系。这一举措触动了牙兵的利益，他们认为田弘正的行为会削弱他们在魏博的地位和权力。于是，牙兵们再次发动兵变，将田弘正杀害，并拥立了史宪诚为节度使。

牙兵的骄横不仅造成了魏博镇内部的混乱，也对唐朝的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们凭借着强大的武力，无视唐朝中央的权威，使得唐朝对魏博镇的控制名存实亡。为了维持牙兵的高额待遇和装备开销，魏博镇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导致民生凋敝。牙兵的肆意妄为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使得魏博镇乃至周边地区的百姓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禁军，作为中央政权的核心武装力量，其历史可追溯到唐朝。唐朝的禁军分为南衙十二卫和北衙六军 ，南衙十二卫主要负责守卫京城和宫城，北衙六军则是皇帝的贴身侍卫，承担着保卫皇帝安全的重任。然而，随着唐朝后期府兵制的废弛，南衙十二卫逐渐沦为虚职，其实际军事职能大大削弱。而北衙军则成为了皇帝最为倚重的侍卫军和王朝武装力量的核心，禁军也逐渐成为北衙军的专称。唐肃宗时，北衙军形成了左右龙武、羽林、神武的六军建制，这六军成为了禁军的核心力量，因此常常以六军代指禁军 。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禁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各政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禁军的建设和发展，将其视为维护统治的关键力量。五代十国时期的禁军，在唐朝禁军的基础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各朝开国皇帝大多出身于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他们在长期的征战中培养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中的亲军，随着主将成为新王朝的开国者，也一跃成为国家禁军。这些禁军在各朝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王朝的兴衰产生了深远影响 。

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原是唐末的宣武军节度使。他在篡唐称帝后，对禁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朱温以宣武军为基础，组建了后梁的禁军。他将原来的宣武节度使亲兵左右长直、左右内卫、左右坚锐、夹马、突将、左右亲随军将等军，分别更改为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 。这些军队成为了后梁禁军的核心力量。

开平元年（公元 907 年）四月，后梁刚刚建立，朱温就对六军进行了整改，将左右长直改为左右龙虎军，左右内卫改为左右羽林军，左右坚锐夹马、突将改为左右神武军。此时，后梁六军实际上有龙虎、羽林、神武等 3 个军号，每军各有左右，共计 6 支部队 。次年十二月，梁太祖又对六军进行了重加改造，改左右天武为左右龙虎军，左右龙虎为左右天武军，左右天威为左右羽林军，左右羽林为左右天威军，左右英武为左右神武军，左右神武为左右英武军。六军名称再变而为龙虎、天武、羽林、天威、神武、英武等，每军仍然分为左右两支 。

此次变易军号，不仅是为了彻底改造六军，更重要的是将中央直属部队的统兵权授给勋旧和功臣，从而严密控制六军。例如，赵辈之子赵霖，因其父竭力追随朱温，“数年之间，悉力委输，凡所征调，无不率先”，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十二月，被 “授羽林统军”，“其后累当近职，连典禁军” 。梁太祖外甥袁象先，随军多年，被 “授左英武军使，再迁左神武右羽林统军” 。勋将霍彦威，被 “授左天武军使” 。

后梁六军之中，以龙虎军实力最为强大。龙虎军的前身是天武军，原为宣武军的一支，战斗力颇强。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十月，为赏赐天武军援救晋州的解围之功，“以左天武军夹马指挥使尹皓为辉州刺史，以右天武都头韩瑭为神捷指挥使，左天武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 。更名为左右龙虎军后，这支军队依然屡立战功。开平三年（公元 909 年）六月，右龙虎军十将张温等 22 人于潼关擒获叛将刘知浣，送至行在，太祖敕曰：“刘知浣，逆党之中最为头角；龙虎军亲兵之内实冠爪牙。昨者攻取潼关，率先用命；司则擒获知浣，最上立功。颇壮军威，将除国难。” 末帝贞明二年（公元 916 年），庆州叛附于岐，“诏以左龙虎统军贺琅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将兵讨之”，大破岐兵 。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了龙虎军在禁军中的突出地位和强大实力。

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原是河东节度使。他在灭亡后梁后，将后梁的禁军全数收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顿和扩充。后唐的禁军主要由河东军和后梁禁军组成，军号繁杂。后唐明宗继位后，对禁军进行了整理和改编，将多支军队并入六军之中，充实了六军的实力 。

天成二年（公元 927 年），李从厚被拜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在平定朱守殷叛乱后，石敬瑭被擢为侍卫亲军马步军总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的地位大大提高 。天成四年，李从荣继任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长兴四年（公元 933 年），李从荣联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发动兵变，却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昭所挫败 。此后，六军改编为侍卫亲军，判六军诸卫事被合并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逐渐形成了捧圣马军与严卫步军两大番号 。

顺应元年（公元 934 年），以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岩州刺史皇甫遇为忠正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骑军与步军并立，侍卫亲军有了侍卫马军与侍卫步军的区别，此后多称 “侍卫马步军” 。侍卫亲军由此定型，仅末帝更改军号，以捧圣马军为彰圣左右军，严卫步军为宁卫左右军而已 。

后晋的侍卫亲军主要源于石敬瑭天平军节度使的元从亲军 —— 护圣、奉国二军。后晋建立后，原有的彰圣、宁卫也被编入两军之中 。两军都指挥使，皆能迁为侍卫步军与马军都指挥使，两军地位大大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后晋时出现了侍卫亲军的统御机构 —— 侍卫司，通常由侍卫亲军马、步军指挥使掌管 。天福元年（公元 936 年），杨光远同时出任 “判六军诸卫事” 及 “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唐六军建制虚化，“标志着自唐代以来的六军诸卫禁军管理制度彻底崩溃” 。

后汉的军制沿袭后晋，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后周则对中央禁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周世宗鉴于五代以来禁军军纪松弛、兵骄将惰、老弱混杂等弊端，决定大力整顿禁军 。他首先严整军纪，淘汰老弱病残，之后在全国挑选身强力壮、作战勇猛的藩镇士兵补充中央禁军，之后加强军事训练 。在经过周世宗的改革之后，后周中央禁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为后来的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 。

在五代十国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兵变如同家常便饭，频繁发生，成为了政权更迭的重要催化剂。据史料记载，后梁太祖朱温在位期间，就曾多次遭遇兵变的威胁。开平四年（公元 910 年），镇州王镕与定州王处直背叛后梁，归附晋国，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中，后梁军队内部矛盾重重，士兵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兵变的隐患逐渐滋生 。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建立后唐后，志得意满，沉迷于声色犬马，对朝政逐渐懈怠。他宠信伶人，赏赐无度，导致军队待遇下降，士兵们心生不满。同光四年（公元 926 年），魏博镇发生兵变，士兵们拥立李嗣源为帝。李存勖在前往平叛的途中，被自己的亲军所杀，后唐政权也因此陷入了混乱 。

后晋出帝石重贵时期，由于与契丹关系破裂，双方爆发了多次战争。战争的消耗使得后晋财政陷入困境，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开运三年（公元 946 年），契丹军队大举南下，后晋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此时，后晋内部发生兵变，将领杜重威投降契丹，导致后晋灭亡 。

这些兵变频繁发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各藩镇拥兵自重，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藩镇节度使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扩充军队，培养自己的势力，使得军队成为了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兵随将走，士兵们只对自己的将领忠诚，而对国家和朝廷缺乏认同感。一旦将领有了野心，或者与其他势力发生冲突，就很容易引发兵变 。

军队缺乏忠诚也是导致兵变频发的重要原因。在那个乱世，士兵们为了生存和利益，往往会频繁更换阵营。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忠诚的对象，谁给的好处多，就为谁效力。这种缺乏忠诚的军队，如同墙头草，在政治风云变幻中，随时可能倒戈相向，引发兵变 。

藩镇财政在五代时期的军事格局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与兵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藩镇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大权，他们通过征收赋税、经营商业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本应用于地方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维护国家的安全，但实际上，大部分都被藩镇用于养兵 。

为了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藩镇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士兵的俸禄、装备的购置、军事训练的开销等，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在魏博镇，牙兵作为节度使的私人武装，待遇优厚，他们的俸禄和赏赐远远高于普通士兵。为了满足牙兵的需求，魏博镇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这使得魏博镇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 。

长期的养兵耗费使得藩镇财政陷入了困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藩镇不得不加大对百姓的剥削，增加赋税，甚至进行横征暴敛。这使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对藩镇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百姓的不满也会影响到士兵的情绪，他们看到百姓的苦难，再加上自己的待遇可能也无法得到保障，就会对藩镇产生不满，为兵变埋下隐患 。

当藩镇财政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时，士兵们就会感到不满和失望。他们认为自己为藩镇出生入死，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于是就会产生反叛的念头。一旦有合适的时机，他们就会发动兵变，以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五代时期，许多兵变都是由于士兵对待遇不满而引发的，这充分说明了藩镇财政与兵变之间的紧密关联 。

财政困境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给五代时期的王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王朝的实力。由于财政困难，王朝无法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物资和装备，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在战场上，士兵们缺乏足够的武器和粮草，难以与敌人抗衡，这使得王朝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无法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和镇压内部的叛乱 。

财政困境也使得王朝无法有效地控制军队。为了维持军队的稳定，王朝不得不对军队进行妥协和让步，给予将领们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这使得将领们的势力逐渐膨胀，他们拥兵自重，不听从朝廷的号令，甚至与朝廷对抗。后唐时期，李嗣源在魏博兵变后，凭借着手中的军队，成功夺取了皇位。此后，他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和安抚，以换取军队的支持。这虽然暂时稳定了军队，但也使得军队的骄横之气更加严重，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

政权更迭频繁也是财政困境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在财政困境的压力下，王朝的统治变得摇摇欲坠，无法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这使得各地的割据势力纷纷崛起，他们相互争斗，争夺地盘和权力，导致政权更迭频繁。在五代十国的短短五十多年间，就先后出现了五个朝代和十个割据政权，这种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得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混乱之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也是财政困境的一个必然结果。长期的战乱和政权更迭，使得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农田荒废，农民流离失所，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商业活动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交通不畅，市场萧条，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后梁时期，由于战争频繁，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

财政困境在五代时期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角色，它不仅削弱了王朝的实力，导致政权更迭频繁，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深知私兵制的危害，他决心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削弱地方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彻底终结私兵制带来的乱象。赵匡胤以 “杯酒释兵权” 这一巧妙而温和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让他们交出手中的军队，到地方担任节度使等虚职，享受荣华富贵，但不再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

除了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还设立了中央禁军，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这些禁军直接由皇帝统领，成为了北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他还设置了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和军事管理，枢密院与禁军将领相互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实行 “更戍法”，让禁军定期更换驻地，将领不得随军调动，使得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从而削弱了兵将之间的隶属关系，防止将领拥兵自重 。

在财政和司法方面，北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留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由转运使全部运送中央，这就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为了扭转节度使控制地方司法的局面，规定地方司法人员改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需报请中央复审核准 。

私兵制的存在，使得军队沦为了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严重破坏了国家的军事秩序和财政稳定。在五代十国时期，牙兵和禁军的骄横跋扈、兵变频发，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牙兵凭借着对节度使的忠诚，肆意妄为，废立节度使如同儿戏，导致藩镇内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而禁军则成为了各政权争夺皇位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权力的诱惑下，频繁发动兵变，使得政权更迭频繁，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之中 。

私兵制也给王朝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维持私兵的高额待遇和装备开销，藩镇和王朝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统治者又不得不加大对百姓的剥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使得王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动摇 。

私兵制无疑是导致王朝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让军队失去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成为了个人私欲的牺牲品。在私兵制的影响下，国家的军事力量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无法抵御外敌的入侵，也无法维护社会的稳定。 私兵制的存在，也让统治者无法有效地控制军队，导致权力失衡，政治腐败，最终使得王朝走向了灭亡。

从五代十国时期的私兵制中，我们可以汲取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对于当代的军事和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军队必须实现国家化，这是确保国家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前提。军队应该是国家和人民的守护者，而不是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工具。只有实现军队国家化，才能保证军队的忠诚和战斗力，使其能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合理分配财政资源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在五代十国时期，私兵制导致的财政困境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合理规划财政支出，确保军事开支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避免因过度的军事开支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同时，要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防止资金的滥用和浪费 。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关键。在私兵制下，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将领们拥兵自重，肆意妄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建立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

五代十国时期的私兵制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它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军队、财政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为当代的军事和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

五代十国历史中，私兵制影响重大且负面。牙兵与禁军本应保家卫国，却在私兵制下沦为权力附庸与暴力工具，成王朝兴衰催化剂，致时代动荡苦难。牙兵骄横，随意废立主帅，搅乱藩镇政治；禁军陷入权力博弈，引发政权频繁更迭、国家分裂战乱。

私兵制危害深远，它警示我们军队忠诚稳定是国家稳定基石，一旦沦为个人或利益集团工具，国家危矣；合理财政制度和资源分配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当代虽远离战乱，仍应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完善军事制度与治理体系，加强军队建设管理，培养军人忠诚与使命感，注重财政规划和资源分配，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为国家长治久安打基础。历史是镜，五代十国私兵制的警示意义长存，提醒我们珍惜和平，维护国家稳定发展。

来源：不让叫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