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末，空间理论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渐成兴旺之势，在继“语言学转向”、“历史转向”等一系列学术思潮的转变之后，学界又开始经历“空间转向”的洗礼，这一转向被称认为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治和知识发展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建筑、地理、文化、政治等不同知识领域的

二十世纪末，空间理论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渐成兴旺之势，在继“语言学转向”、“历史转向”等一系列学术思潮的转变之后，学界又开始经历“空间转向”的洗礼，这一转向被称认为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治和知识发展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建筑、地理、文化、政治等不同知识领域的学者都纷纷把给与时间的关注逐渐转移到空间上来，“空间”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又一热点。本文将追溯空间理论产生的背景，并重点探讨空间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以及空间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的重大意义。

（一）传统哲学及文学领域对空间的误解和遮蔽

人类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架构下存在的，二者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重要维度，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提到的，“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架构。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①]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和理解往往表现为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对时间的侧重一般表现为注重对事物的历时性考查，以事物的线性发展及内在规律为导向，形成以时间化、历史化为特点的理论思路；对空间的侧重则往往将事物置于某空间场域，注重其在场性、构成性、同时性。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时间意识相对较强，而空间则往往被忽视。各门学科都离不开以时间为隐在思维方式的历史叙事，哲学史、经济史、文学史、文化史无不注重研究对象的线性维度和历时性考查。与此相反，空间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这不仅体现为空间理论的缺失，还体现在人们对“空间”的理解上。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空间的盛行观念为：“空间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其内部了无趣味，里面上演着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②]；空间被看做是“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则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③]古希腊时期的人们把空间看做客观的存在，是一种对象化客体，需要人们去认识和感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前者认为空间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神秘替换，后者则认为空间是事物所占位置的总和。古希腊的哲学家，无论其如何定义空间和思考空间，从根本上说是在思考事物在“容器”中的形成、发展、组合、变化，空间不脱它作为容器的预设。近现代的哲学思想在空间观念上有所改变：笛卡尔的空间概念与他的哲学二元论紧密契合，是与精神实体相区别的物质实体的广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调空间的先天性，是先天的感知现象的形式；黑格尔认为“空间是一种单纯的形式，即一种抽象，而且是直接外在性的抽象”，“它们是单纯相异的，没有任何规定的”[④]。传统哲学思想在空间的认识上尽管各有差异，却都强调空间的内在同质性，并且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模式，对空间的理解趋于简单抽象而空洞，即形而上学化，正如谢纳在《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一书中所说，“本体论或认识论哲学的形而上学特性，使空间成为等待人去直观反映或理性认知的纯粹客体，成为超离于人、抽象于人的纯粹实在，空间因此成为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永恒的、无限的、静止的实体存在或神秘存在”[⑤]。受制于形而上学宏大叙事和历史决定论的影响，在传统哲学视野中，空间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空间观念本身，也具有从属性和同质性等特点：空间从属于时间, 是时间演绎的容器；就空间自身来说,追求空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关注其内部各种成分和事物的和谐统一。

与人们在哲学历史领域中的空间观相对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也存在重视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时间性、历史性、事件性等历时性分析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导模式”[⑥]。这种高扬时间和历史的线性思维体现在文学基本原理、作家创作和文本分析等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之前的文学批评中，叙事时间、情节结构、故事逻辑等因素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论著中被反复提及和阐释，空间则沦为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表演舞台，等待事件发生和来临的场所，毫无生机和意义的空洞容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甚至郎基弩斯都提到过文学的整体结构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文学的六要素（情节、性格、言辞、思想、形象与歌曲）中，情节最为重要，因为情节是事件的安排，情节贯穿于作品的整体。德国新古典主义文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以空间和时间来区分诗和画，他认为绘画是空间的艺术，而诗是属于时间的，诗是“时间的符号，宜于表现在时间中持续的全体或部分的事物”[⑦]。亨利·詹姆斯把对人物心理的描绘推崇为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人物是在空间或“场景”中展开的时间建构，空间不过是人物发展的的戏剧得以展开的舞台，被当做一种场景。二十世纪小说评论家E.M.福斯特在其广受欢迎的文学批评专著《小说面面观》不惜笔墨地论述时间在故事中的重要性，“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在小说中，对时间的效忠是强制性的：没有了它就写不成小说了……一位小说家在他的小说结构中决无可能否认时间的存在：它必须附着于他的故事线索之上，不管附着是多么轻微，他必须触及那条无始无终的绦虫,否则他就成了怪物，无人能懂”[⑧]。该书虽称为“小说面面观”，对“空间”这一面却几乎未着一词。伊丽莎白·鲍温也认为，“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⑨]在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空间都沦为一个从属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二）空间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发表，在学术思想界吹来一股强劲的新风，开启了文化思想领域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spacial turn)，极大地挑战和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带来了思想范式的重大转型。在此书中，列斐伏尔开创性地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⑩]的观点。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模式，而不是承载各种社会关系的空洞容器；它既是社会生产的产物又是生产者，空间本身在各种人类行为和社会生产进程中形成，却又反过来影响、改变甚至指导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方式，“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1]；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内含着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动词；它也不再止步于静止的地理或物理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社会概念；空间成为一个流动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动态的变化以及种种矛盾和异质性，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进行重组和建构。在革新了空间观念本身之后，列斐伏尔从不同角度对空间进行了划分，他首先把空间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在这三种空间中，列斐伏尔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空间。从空间的社会属性出发，列斐伏尔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空间阐释模式，他认为，任何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征 ( representationof space) 和表征的空间 ( 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三种相互关联的空间辩证地混合而成。空间的实践就是人类感知的空间，它是一种具体化、社会生产的和经验的空间。空间的表征是指特定的构思空间的方式，它是“概念化的空间, 是科学家、设计师、城市学家、各种政治技术专家、社会工程师们的空间，是艺术精神与科学思想相结合的特定类型的空间，所有这些专家都把现实存在与感知的内容设想为构想的空间”[12]；空间的表征往往与某种社会关系紧密相关，它控制和影响着人们书写和言说的方式并进而支配空间知识的生产。表征的空间是“体现个体文化经验的空间, 包括组成这一空间所有的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等”[13]；表征的空间是指在特定社会中具有象征意义或文化意义的空间, 它是精神的虚构物,象征着特定的空间对符号、意象、象征等更有创意的使用。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大大突出了空间的社会学意义，恢复了空间的本体地位，为空间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多维研究打下了基础。列斐伏尔之后，福柯又从政治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了空间的社会性，把空间看做种种关系和权力角逐和斗争的场所。

列斐伏尔和福柯以及其他空间理论学者如吉登斯、布尔迪厄、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尔、詹姆逊等人主要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并且以此为基础展开自己的空间研究，他们使空间摆脱了原来单纯的地理学属性，赋予了空间以“社会定位”，极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空间观念，打破了原来时间和线性叙事一统天下的独霸局面。

20世纪90年代后，空间理论与文化研究相融合，文化属性成为空间理论的焦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为英国学者迈克·克朗和美国学者菲利普·韦格纳。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克朗从文化定位入手，着重研究地理景观和空间研究中的文化内涵，地理景观被看做具有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他以家庭住宅、英国乡村住宅和园林以及中国皇宫为例，深入研究了社会意识形态与地理景观形成相互影响的过程。克朗还专门辟章节论述了文学与地理景观的关系，在克朗看来,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反映外部世界，而是现实世界复杂意义之网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会改变现实生活中的地理景观，而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也影响着文学中地理景观的表现方式，“在文学作品中，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到的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14]。值得注意的是，克朗和韦格纳从文化角度关注空间的同时，还结合了身份认同理论，注重空间的主体性研究，确定了自我、他者、性别、民族等身份概念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克朗指出，“我们简便地运用空间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根据其居住地对‘他们’进行界定，又根据‘他们’对所居住地进行界定……空间对于界定‘他者’群体至关重要，这种身份认同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作‘他者化’”[15]，由此提出“他者空间”的概念。韦格纳在其长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中，首次提出了文学“空间批评”的概念。他认为，对空间的关注已经从多角度进入了文学研究，诸如后殖民角度、女性主义角度等；并且召唤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姿态和多维的视野进行文学空间的阐释，“有必要在绘制任何全球空间的地图时超越经典的高雅与低俗的对立, 超越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对立, 代之以创造一种新的多点透视观, 以考察文学和文化活动，交换和流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获得对于我们今天寓居其中的全球空间的复杂性和原创性更加丰富的理解。”[16]

空间理论发展到第三阶段，由爱德华·苏贾继续发扬光大，并推出了著名的“空间三部曲”，即，《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1991)，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及《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研究》(2000)。在这几部著作中，爱德华·苏贾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并在借鉴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对空间本体论的构想,他认为,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是所有社会的共有特性,这三个维度共生共存,无法相互替代,任何人、任何生产都同时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中存在,“在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三者之间,或者说在现在可以叫得更清楚一些的人文地理的创造、历史的构建和社会的构筑彼此之间,需要一种恰当的阐释平衡”[17]，由此，苏贾提出了包括“社会一空间的辩证法”和“地理一历史唯物主义”两方面内容的“存在论的三元辩证法”。然而，苏贾最新颖也最有内涵性的理论是其“第三空间”理论。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度空间理论，苏贾提出空间是由物质化的第一空间、概念性的第二空间和实践性与想象性相结合的第三空间构成，并提出了他的三种”空间认识论”：“第一空间认识论”是最为悠久和传统的认识空间的方式，即列斐伏尔提到的空间实践，就是可以通过感知和经验把握的空间；“第二空间认识论”是对“第一空间认识论”客观性和物质化的一种颠覆和反动，它是一种概念化的空间，类似于列斐伏尔所说的“构想的”空间；而“第三空间认识论”既解构了前两种空间认识论，又是对它们的一种重构，“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思维方式,还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知识的手段恢复活力”[18]。一切貌似对立的二元观念都可以纳入第三空间里，诸如自我和他者，主体与客体，抽象与具象、实践与想象、意识与无意识等等。苏贾的第三空间概念，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开辟了一片灰色地带，为种种对立、异质、边缘提供了容纳之所，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给其它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批评理论带来了新的启发。

（三）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

在西方空间理论的构建过程中以及西方文化思想界“空间转向”暗流汹涌的浪潮中，文学理论从来都不曾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与其中，文学理论与空间理论在交叉互动中展开。一方面，西方的空间理论学家，无论其是否从事文学研究，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对文学空间的关注；他们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也往往涉及文学艺术领域，因而从不同角度启发了文学的空间批评；比如，英国的克朗原本是一位地理学家，却在《文化地理学》中，以多个文学文本（如《德伯维尔家的苔丝》、《奥德赛》、《悲惨世界》）为例专章讨论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批评家也通过自己的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研究对空间理论做出了贡献——诸如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乡村与城市》中，以文化变迁和情感结构的变迁为旨归，勾勒出英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中，乡村与城市的错综复杂的地理变迁，表现出鲜明的空间视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把空间和时间看做共融的整体，两者互为呈现的方式，也强调了空间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萨义德从后殖民的视角，以“对位阅读法”剖析包括《曼斯菲尔德庄园》在内的众多文学经典时，虽然重点探讨了文本中种族、阶级斗争、边缘、意识形态等因素，亦展现了对空间、地理、地点的关注。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和文学文本的空间批评在文学理论和空间理论相互渗透和融合过程中，在文学和空间的互动阐释中，得以不断展开，从而形成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影响是深入而多维的，概而言之，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空间理论渗入文学研究领域后，催生了诗学理论对于文学文本空间结构和内部空间意蕴的思考和关注。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早在1945年就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一书中提出了小说空间形式的理论，他认为，现代小说通过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夸大反讽等手段中断叙事的时间顺序，打破线性叙事结构而呈现强烈空间化特点，读者也必须将小说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反应参照等空间化思维才能对作品有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不仅解决了传统叙事理论对现代小说阐释方面的危机和缺陷，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叙事领域——空间叙事学（尽管空间叙事学就其理论内涵和批评关注点与《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相去很远，但其渊源关系却不容忽视）。法国批评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以马拉美，卡夫卡等人的现代主义文本为分析对象，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揭示出空间的内在生存意蕴，体现了空间存在论的理论旨趣。继布朗·肖之后，法国理论家巴什拉于1957年出版《空间诗学》一书，该书将现象学哲学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探索空间内在的生存意蕴和心理内涵；他推崇空间贬抑时间，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放弃时间、忘却历史。只有从时间与历史之中全身而退，人才可能进入充满想象、神奇的诗意空间，从而获得永恒宁静的诗意生存空间。而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小说时空体研究，突破了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形式主义倾向，在对小说时间形式的研究中，做了空间化意义的阐释。

其次，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改变了文学文本中景观、环境等地理因素的诠释方式，文本中的空间不再是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而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和指涉系统，与其他文学元素一起参与文本的叙事以及主题意蕴生成。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往往注重文学与空间环境的线性关系，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再现地理区域中的地域形貌和物象景观，并未触及文学空间的幽深隐秘之处和真正意义内涵。在当代空间理论的视野中，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在空间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得文学空间成为具有深厚历史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场域，文学作品中的空间成为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空间建构。在空间理论的关照下，《简·爱》和《1984年》中的空间，超越了其单纯的地理意义和建筑意义，更大程度上作为伦理道德冲突或权力斗争的场所，空间的社会意义被张扬和阐发。《简·爱》中的罗沃德学校，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和生活空间，更是各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理念冲突和斗争的场所，布洛克尔赫斯特宣布简·爱是一个说谎者并惩罚她站在高椅子上，虔诚信仰上帝的海伦则给与简·爱精神的鼓励和引导；在简·爱的叛逆精神与维多利亚社会准则之间的交锋中，各种精神导向和伦理观念潜在地发挥着影响，使罗沃德学校成为一个包涵丰富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也对塑造人物性格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中，空间更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场所，在“大洋洲国”这个社会空间中，“老大哥”是最高的权力中心，他通过安装于社会各个角落的荧光屏，对全体人民实施监控，人们在权力中心的注视下，失去了隐私和自由，就像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监狱一样，空间成为对人们规训的手段，隐含着规训与惩罚的权力机制。由此，文学批评突破了原来文本空间作为“空当容器”的观点，文学作品中的空间作为文化表征与文本的精神旨趣主题意蕴紧密相关，因此，“文学在文化表征实践过程中如何运用表现、再现、意指、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内在关联”[19]成为文学空间批评和研究的主题和焦点。

再次，在空间理论的视野中，文学从根本上是一种空间生产，文学作品不单是对地理景观做简单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和诠释世界的方法，是一个以地理经历为基础却包容广泛的领域；文学诚然是社会和现实世界的产物，但是文学也反作用于社会和现实世界，影响着现实生活的地理景观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使文学与文学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文学与现实世界不复是原来的模仿与被模仿、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文学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元素共同参与意义建构，成为庞大的现实空间意义之网中的一个环节以及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换句话说, “文学与空间就不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知识秩序——所谓前者高扬想象, 后者注重事实, 相反它们都是文本铸造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20], 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的藩篱被打破，二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而是混杂共生，这使得传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有了理论基础。

文学的空间批评早已从诸多角度进入文学研究，如从殖民后殖民的角度，女性主义和性别批评的角度，通俗文化和风格研究的角度等。文学的空间批评也在空间理论与人类学、地理学、建筑学等跨学科的多维视野中，在文学研究实践与空间理论的互动阐释中不断展开，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和理论生长点，但是文学的空间转向这一过程还远未终结，它仍是处于一种持续和开放的状态，期待更多的文学实践和理论参与其中。

作者简介：

蔡晓惠，女，河北定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公共英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美国华人文学。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4期）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058页。

[②]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③] [法]福柯：《地理学问题》，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2002年版，第392页。

[④]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60页。

[⑤]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中的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

[⑥]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中的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⑦]罗志野：《西方文学批评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⑧] [英]E. M.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⑨] [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20世纪世界小说经典·上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⑩]Lefebvre,Henri.The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Massachusetts:Blackwell, 1991,p.26.

[11]Lefebvre,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DonaldNicholson－Smi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p.165

[12]Lefebvre，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DonaldNicholson－Smith.Massachusetts：

Blackwell，1991：p.38．

[13]Wegner, Philip E. Spac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P laceand Textuality In Julian Wolfreys Ed.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 P, 2002，p.182.

[14]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5]Crang，Mike．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Routledge， 1998： 61.

[16]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17]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一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页。

[18]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一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2页。

[19]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中的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20]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