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夏天，我在江苏无锡县女中初中毕业。毕业前忙了一阵，又是毕业考，又是全县各中学毕业会考，我都应付自如，得了第九名。考高中，我考上了省立苏州中学。小小的严家桥又轰动一阵。这时一般人家都望子女成龙，严家桥有几名男生考苏州中学，都名落孙山。我考上了，父亲特别

不愿做亡国奴

1935年夏天，我在江苏无锡县女中初中毕业。毕业前忙了一阵，又是毕业考，又是全县各中学毕业会考，我都应付自如，得了第九名。考高中，我考上了省立苏州中学。小小的严家桥又轰动一阵。这时一般人家都望子女成龙，严家桥有几名男生考苏州中学，都名落孙山。我考上了，父亲特别高兴。得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早晨，还特为我买了一碗汤团，作为犒赏。这是给我一个人吃的，我当然也给弟妹们每人一个分享快乐。

如果说十三四岁的初中小姑娘只埋头在书本里的话，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要看看书本以外的事物了。1935年秋天，我进入省立苏州中学，正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学校生活同无锡县女中完全不同。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不抵抗，这股思潮在学生里像海浪滚滚。学生一写作文就是满篇的："连年内战，民穷财尽"、"民不聊生"、"中国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但国家的说法是老一套，什么"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啊，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啊，引起学生极大的不满和反感。这个矛盾一天天深化，这股热气一天天膨胀，逐步走到顶点，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们省立苏州中学的学生也卷入了这个救亡运动的浪潮。

我们学生的队伍浩浩荡荡从三元坊出发游行。男生在前，女生在后，一路上呼口号。开始秩序正常，但到日本租界青旸地时，警察出来干涉，把租界门关起来，不让学生经过。学生说这是中国的土地，坚持要过。警察不许，殴斗起来，男同学被打伤好几个。我们对军警不满，对校方帮助警镇压学生也十分愤慨。

这一个时期，社会上紧张，学校紧张，师生之间紧张，舍监女先生天天查女生宿舍。一天，舍监又到我们宿舍东张西望。查不到什么，就对我说：你的裙子放得不整齐（女同学都在蚊帐中间横一根小竹竿，裙子挂在竹竿上面）。我就把裙子拿下褶好再挂上。她还唠唠叨叨说个没完。还说你们还冲青旸地日本租界，找麻烦。我一听火了，就同她辩论。我说学生游行没错，日本租界原本是中国的，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过？说得她没法驳，最后她说你等着瞧。

第二天，校长邵鹤亭叫我到办公室去，近视眼镜里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斥责说，你们游行错了。我说不错。最后邵鹤亭说，你停课一星期，回家反省一星期再回校检讨。我去了杭州，当时我姐夫刘端生在浙江大学当讲师，我姐姐也在。一星期后回苏州，校长叫去，问我这一星期在大学当讲师，我姐姐也在。一星期后回苏州，校长叫去，问我这一星期在何处，问我写了检查没有？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检查。校长说，你看到没有，学生会主席开除了，我怜惜你考入这个学校不容易，看你检查如何再处理。我说我不检查，我没错，有错可能对 xx 老师礼貌不够好，领导游行喊口号过青旸地不检查。他要我向 xx 道歉，我说我无歉可道。他说，那末你没有好结果，我们不可惜你。他还说，你这么大嗓门对校长，你是个乡下人，你一点"教养"都没有。我说，乡下人也是人，没有农民种田吃什么？他还问，你去杭州在何处？我说在"浙大"。他说，"浙大"也"闹"。他并说我知道你姐姐程银娥也是个危险的人物，你要在她教养下成不了好人。我说，你无权批评我姐姐。他十分气愤地说：你给我走。我说走就走。说着，我昂着头大踏步走出去。他还说：你看你，这么骄傲，脚步这么响。他恼羞成怒了，拍着桌子。我不管他，"砰"的一声把他办公室的门关上。

这时，邵鹤亭的反动面目更露骨，在纪念周大会上说学生不要受共产党欺骗，说校园里道山亭下面发现共产党的传单。还说，不要信什么《大众生活》的宣传。说明他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同学们把他看透了。我给家里写信，写抗日的道理，写学生运动排山倒海之势。父亲很支持我，父亲说，国土沦丧，不抗日不能救国。寒假回家，讲起一二九运动中的一切，家里人都没有责备我。

寒假里，我接到苏州中学的通知，说：学生程桂芬侮辱师长，不守校规，勒令退学。想不到初中三年品学兼优的学生到高中落了个"不守校规"。游行叫"不守校规"？真是荒唐。这时全家全镇的人，亲朋好友都支持我。但也都为我着急，今后怎么办？

无锡县女中初中同学中有不少在无锡私立竞志女校上高中的，其中有宋品珍，王庄人，离我家只有几里路。初中时同我住一个宿舍，我们关系好。她引荐我去竞志女校上高中。竞志女校校长侯保三，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积极人物。就这样，1936年春天我去了竞志女校高中插班。

进竞志女校不久，选举学生会主席，大家都推选我。我估计：县女中同学觉得我功课好，为人正直；苏女师转来的同学希望我继续领导学生运动；竞志的同学可能觉得我是从省立学校来的，基础好。可是我这时思想上有点顾虑，开除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再开除往何处去？但又想到学生就应该有个组织，学生不能光埋头死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下，我接受了学生会主席的工作。

我还是努力学习，老师也喜欢我。舍监先生是个老太太，只要安分守己，不严厉的干涉我们行动。校长也找我谈话，好像很器重我。但学生这一方面与学校那一方面的矛盾还是有的。首先，是学生所交经费昂贵。在无锡县女中只收伙食费40多元，省立苏州中学更少，而竞志收伙食费60多元。无锡各学校伙食比竞志女校好，学生要求伙食费要有收支账目，要公布于学生。其次，是校长领导学生走的方向与学生的思想倾向不同，这是政治上的不同。竞志女校的三民主义老师李康复上课时，公开提出中国要走德国的道路，中国要走法西斯的道路。考试时出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要走法西斯的道路？我解答：法西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能走德国的道路。于是这位老师在我答卷上打了个大叉。这样一来，有些教员又对我另眼相看了。可是语文老师很喜欢我。他是个老学究，只会文言，不少同学的作文是白话文，他经常要我去帮他看看，提提意见。

在竞志的两三个年头里，遇事不少。遇到鲁迅逝世，我从同学那里见到不少鲁迅出殡的照片。我沉思，一个作家去世为什震动那么大，有这么多人送殡？联想到鲁迅的《呐喊》、《彷徨》等等作品，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孔乙己》、《在酒楼上》的出路、前途，感到鲁迅是同情青年的，关心青年出路的。尤其惊天动地的事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东北军、西北军要抗战，共产党主张共同抗日。这些国家大事，在学生中立刻形成两种意见，两种主张，两派。那些千金小姐们，父母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啊，或在南京、镇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所在地）做事的官员，几个同学在一起，甚至掉眼泪。我和苏女师来的罗涵之等，及县女中同学宋品珍、原竞志女校严永洁等人，是另一种主张。看了她们这样表情，罗涵之冷笑说，你们别着急，你们的领袖死不了，就是死了，还有别人呢！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有的同学要放鞭炮，我们不主张，不同意。

我到竞志女中后，不光是死读书了，星期日到崇安寺走走。书店里从《大众生活》到《新生》到《永生》，对我很有启发、教育。这是反对蒋介石压制抗日、压制救亡的呼声。看到邹韬奋、金仲华先生等办杂志，真是奋不顾身。停了，换个名再出；又停，又出。人民的抗日呼声如火如荼，抗日的气氛正如"山雨欲来风满楼"。

有一次，看到崇安寺贴了张广告：内容是骆耕漠先生作报告。我并不认识骆耕漠，只是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调查及杂志文章中知道他。我想听听他讲什么。那一天，我一个人去那个学校，进去一看发现有同学，还有初中时的地理老师陈友梅也在座。他们看到我去很奇怪。我以后才明白，这是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的半公开的活动。当时骆先生讲的是"统一战线"等问题，我第一次听到。我当时只知法国有人民阵线，对中国的统一战线不懂。他讲完后大家讨论，实际上他们都是会员。我这个人有时胆大冒失，我起来发了言，大意是学校应该团结同学及老师，推动他们一起来做救亡工作，但这些人的脑子像石头一样，摇不动。大家看看我，觉得我很胆大直率。

会后没有几天，会客室就有一位客人来访，这个青年叫薛葆良。他说，他听了我在会上的发言，他们大家希望我也积极作抗日宣传工作，如愿意，可以加入他们的读书会。我一口答应。他带来不少杂志书报。他还领我到一个小学楼上与读书会的负责人接头，女的叫孙顺，男的名舒仁岳。我们竞志女校有几个女同学参加，如罗涵之、严永洁、宋品珍。于是我跟着这些青年人学《大众哲学》，讨论"雷峰塔为什么会倒"，讨论三大定律（讨论到"否定之否定"就抗战了）。薛葆良有时忙，由张士英同志来联系，他大概是省锡中高中的学生。他既聪明又老实。我们很谈得来。我们讨论了不少当前的社会问题。

1937年上半年，许多课外读物吸引着我。我如饥似渴地看了不少进步作品。我从谢冰心、叶圣陶、朱自清、夏丐尊、巴金、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的作品里解脱出来，看了张天翼的不少讽刺小说，看了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时，除看进步革命书籍外，我们几个人还开展了各种救亡活动，经常向同学们讲时事政策，把一部分中间人物团结争取来要求抗战。当时，无锡有一批进步青年到绥远前线去打仗。我们在学校发动做棉手套，做棉背心，送到前方去。这时学校方面也有转变，同意做些抗日救亡准备工作。我们每周上救护课两堂，请医院护士小姐上课。我们都学会了包扎、消毒及一般的急救护理工作。我们还通过家长会、文艺活动会宣传抗战。我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宋品珍演老头，我演小伙子，另一位同学演香姐。演出轰动了全校，本来只有语文老师较喜欢我们，后来连教生物的、平时不大来往的老师也喜欢我们这一群学生了。

1937年暑假，我在家大病一场，发烧了好多天。查不出病根，中医说可能是伤寒，但又不像。我一病全家慌张。事有凑巧，严家桥不知哪家财主家有个人病危，雇了船到张泾桥请了个西医。于是我家乘便请这位西医来给我治一治。一化验是恶性疟疾，打了几针，很快退烧。不久，银娥姐来信，要我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参加团体，有组织地去进行工作。我立刻带了行李进城，先去竞志女校。这时，罗涵之已在城租了一间房子，要我与她一起住，把这个地方作为活动的基地。我们觉得学校开不了学了。于是竞志女校原有"读书会"的女同学统统加入了无锡青年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救亡活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又有八一三上海抗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达到了，全民抗日了，内部矛盾暂时缓和了。我们全力以赴投入救亡工作。我从城里赶回家去，又动员了我妹妹小兰跟我走。还去西街动员小学时的同学殷梅倩（后改名为殷曼倩，又名殷倩），说服了她妈妈，动员小学时的同学殷梅倩（后改名为殷曼倩，又名殷倩），说服了她妈妈，小殷也跟我们一起走。

到无锡城里立刻投入工作。我们听了一些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记得薛葆鼎作过一次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报告。无锡各界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学生都纷纷组织起来了，组织了不少个队下乡去宣传抗战。我们拿着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旗帜，带着战争形势地图，唱着抗日歌曲，浩浩荡荡地到乡下去宣传。到一个村庄，在墙上刷标语，地图一，起歌来。村里的男女老幼都出来了，围成一个圈子。我们就借个板凳站在上面讲打仗的事，老百姓都静静的听着，不断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孙顺家还有张士英家，都是我们落脚的地方。教我们唱歌的是王枯昭同志，他是个工人，为人直爽、痛快，大家叫他"夏伯阳"。孙顺同志也是受人欢迎的女同志，她大大方方、泼泼辣辣，不像一般女同志那样拘束腼腆。

那时，我们被分配到东峰（即周新镇）伤兵医院工作。周新镇是离无锡不到十公里的一个市镇，附近前线下来的伤兵不少，大夫不够，也无人做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批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大夫。我们去，医院是很欢迎的。我们是无锡青年界、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派去的，来自无锡四面八方，约有二十多人。有徐福康、施力仁、邵忠、傅一夫、龚彭祖、华仁义、蒋士良、严永洁、罗涵之、我、小殷、小兰等等。我们看到了许多前方下来的伤兵，有的缺胳臂断手，有的胸部呼吸透气出脓，有的大腿削掉一大片。各种各样伤势很重的伤员从火车上抬下来，呻吟着、呜咽着。我们帮着大夫拿药盘，递医疗器械。空下来我们为伤兵写信。在同伤兵的接触中，了解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法西斯的横行，激起我们无比愤慨。

我们有时进城开会，请上面指示，也参加一些城区的工作。10月6日，我们正在张士英家集合（张这次不在），来了飞机轰炸。飞机在城市上空来回转，转一圈，扔一枚炸弹，声音巨大，房屋玻璃都震破了。事后听说炸了无锡火车站。这以后各机关、学校、居民挖防空壕。我们不怕敌人轰炸，还是在伤兵医院及城里两边忙着。11月12日，我们各队集合在学前街县初中（男中）礼堂，准备出发到各地去做宣传工作。这天是孙中山先街县初中（男中）礼堂，准备出发到各地去做宣传工作。这天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所以想先开个纪念会再下乡做宣传工作。刚集中，敌机（是意大利飞机）来了，对着这个城市狂轰滥炸。我们急忙进入礼堂下面的防空壕，这是自10月6日初次袭击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差不多是毁灭性的轰炸。我们在防空洞里面，上面灰土纷纷下落，防空洞两边紧压，十分危险。出洞时，我看小兰满脸是灰尘，她说耳朵嗡嗡作响，听不见声音（好几天以后才恢复听觉）。出大门，我见到一个卖菜的人倒在血泊里，头歪着，肩上还有扁担，两个菜筐跌在两边，令人目不忍睹。

这次大轰炸后，无锡市里居民搬空了，伤兵医院也要搬走了。无锡各界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商量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上千会员往何处去？

"锡流"

1937年11月无锡大轰炸后，城区居民纷纷逃难。蒋介石的军队在京沪线全线溃退。无锡各界抗敌后援会决定，改组成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简称"锡流"，一面撤退，一面继续做救亡工作。当时京沪线青年服务团不少，但以无锡最为集中，因此，几个服务团包括上海服务团，都参加了无锡青年流亡服务团，名字都简称为"锡流"。

在"锡流"的名下，我们一起撤退的有一百多人，分几个队。我们队有几十人，其中有学生、老师、店员、职员、家属及各方面的青年人。

撤退前，我们十几个人，先在孙顺家集中、轻装，我把娘娘最后给我的一只手提箱忍痛丢下了。孙顺的妈妈开明、进步、能干。我们都像她女儿一样。出发前，她给我们烧了一大锅饭，还做了葱炒芋头。我们吃得很香，心里很激动，不知何时再回无锡。老人家送我们出门，她很乐观，要我们打退日本鬼子后回来。

我们在周新镇集中后，分队步行出发。只知先向溧阳方向走，各人背了一些简单的行李。第一天夜里住在乡间，老百姓跑光了，屋里堆满了稻子，我们就在稻草堆上睡觉。天已冷，又潮湿，不过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一路走，敌人飞机一路轰炸，路上行人千千万。一路上的市镇、乡村人都走空了，房子里还有粮食和盛满鸭蛋的罐子。我们到了溧阳，在一个老同志黄金淦的家里小歇。几十人都在他家吃饭。领导在讨论行动方向问题。听说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继续撤退到安徽，还有一种意见是回无锡去，在无锡农村打游击。最后决定还是往安徽撤退。

我们走的路线是东坝、高淳、芜湖。每天走几十里路。由于从未出过远门，也没走过这么多路，晚上脚肿得像馒头，又胀又痛，睡不着觉。我们有先遣部队"打尖"，先到目的地找宿营地，搞稻草，烧水煮饭，大队到后休息吃饭宿营。敌人的飞机一路追赶我们，对市镇、乡村狂轰滥炸。我们慢慢地也摸到一些规律，敌机往往是八点钟来袭击轰炸，天黑后离去。于是我们天蒙蒙亮就赶路，八点以后避开市镇，天晚再赶一阵路。可是有时经过一个市镇，也没有那么凑巧。记得我们过鲁港时，前面一批人正赶上鲁港大轰炸。幸亏轰炸时我们还未进镇。我们经过时见到不少炸死的同胞的尸体，血肉模糊，还看到炸碎的片片衣服及妇女的鞋挂在树梢，真是惨不忍睹。

整个流亡中最危险的一段是遇到芜湖大轰炸。我们快到芜湖的时候，准备从芜湖坐轮船到安庆，再到九江，到江西去工作。江西是红军的老根据地，中央苏区所在地，三年游击战的根据地，目前部分红军正在改编为新四军。

我们各队到达芜湖轮船码头时天已大亮。江上停着几艘大小不一的轮船、汽船。靠着码头的一艘最大，有好几层。有有组织的团体，有居民，争先恐后地纷纷上船。还没有轮到我们上船，突然，警报一响，敌机来了。大家立即分散、卧倒。来的敌机还是意大利的转圈的轰炸机。在上空转了个圈观察一番，接着重磅炸弹下来了，天崩地裂似的，码头上尘埃四起，人像在雾里。我们看到不远处，陈仇同志伏在地上。一震，发现他的下颚下垂，嘴巴张开，咧着大嘴合不拢。小兰指给我看。我们几个又紧张又没法去给他接上。正着急，又是轰的一声巨响，天崩地裂，这一响这一震，陈仇同志张着的嘴又合上，下颚震上去了，嘴闭了。这一炸，轮船起火冒烟，轮船及码头上大乱。已经上船或正在上船的不少人掉进江里，有的是船着火人往江里跳，有的正在上船，轰炸时给挤到江里。船上岸上乱成一片。当天晚上，我们还是到芜湖码头集中，准备坐船，长江里白天被轰炸的大轮船还燃烧着熊熊烈火。火光与烟柱冲向黑色的夜空，白天掉在水里的人群的呼喊声犹响在耳边。夜色中滚滚江水映得通红，看不清是燃烧着的船的反照，还是炸死的中国老百姓的鲜血。

我们没有船可坐，还是走啊，走！背着背包，沿着长江，在江南岸一天几十里，一天几十里地走，从芜湖经过荻港、大通、贯池……，天上，敌机还是恶狠狠地跟随着，地上，是大群大群的人流。到了安庆，才坐上了轮船到九江。当时，无论大、小城镇都空空荡荡，没有店铺，没有买卖，只有逃难的人流。

我们终究还是找到了几条大木船，按队上船。领队的大哥、大姐们亲自撑篙摇橹。他们吃苦在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像李伯敏同志，不多说话，经常为我们这群青少年的安全问题、生活问题思虑，划船的也经常是他。还有孙克定同志，他是个学者，也是个长者。我们大家尊敬他，他也爱护我们小字辈。有时敌机在头上盘旋，轰炸又要开始时，他好像没有事似的说，根据数学的计算，飞机炸弹的命中率不是很高的。飞机在飞，船在航行，要命中这条船的话，低空都困难，何况高空。孙克定这么讲，稳定了大家的情绪。飞机往下丢炸弹我们也不害怕了，船还是前进。

由南昌到铅山

不管是上海来的、无锡来的、丹阳来的、溧阳来的各种救亡服务团，也不论是坐轮船、坐帆船、走路的、坐车的，各种救亡团体都到南昌集中。南昌有党的领导机构，有新四军办事处，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锡流"几百人到南昌后，一些著名人士都来探望慰问我们。薛暮桥、罗琼同志从长沙来，带给我姐姐、姐夫寄来的一大包衣服及钱，内中有咖啡色的毛衣、蓝布黑边的旗袍。我们原有的衣服差不多丢光了，于是小严、小杨、小兰、小殷、我大家分配，钱交给领导。在敌人的残酷轰炸下，我们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不分你的我的，有衣大家穿，有饭一块吃。

领导上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今后行动方向，决定先到上饶，再分三批出发。第一批去浙江丽水、云和、龙泉一带工作，这批人要求年龄大一些，最好是已从事过工作的职员、老师等。第二批人去铅山、河口、玉山等地从事救亡工作，最好是中学生、青年人。第三批人员是青少年或没有参加过工作的人，准备去红军老根据地石塘学习。至于小兰、小杨（两个小杨）、小殷、冯大兴等等都是刚从蛋壳里孵出的小鸡，高小毕业没有见过世面，领导上经多方考虑研究，决定他们到老苏区学习。

我究竟是去浙江、还是去铅山，或者是去石塘学习没有确定。张士英希望我与他一起去浙江。我觉得去铅山较合适，我一个队里的人都动员我同他们一起去铅山。因此，我没有与张士英同去浙江。不管是去浙江的还是去赣东北的，都坐浙赣铁路火车往上饶集中。上饶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顾祝同统治的中心。

在南昌上火车也不容易，乘车的人如洪水一般，军队、伤兵、逃难的百姓，各种团体，都争着要上车。我们几经交涉，才坐上了几节货车，大家把行李包往铁皮车厢的地上一放，坐下来，唱开了救亡歌曲。孙克定同志还教大家学拉丁语新文字，他拿起粉笔，往铁皮上写拉丁文，要大家念字。还叫几个人起来念，大一点的不好意思，最积极站起来哇啦哇啦大声念的是小兰，还有杨荫农的弟弟小杨。

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还要换车，大概到了东乡附近，又换。我们已经在一辆客车车厢里安顿下来了，又把我们哄下来，换到靠前面的两节车厢里。火车开了，正走着，忽然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又是飞机扔炸弹，车厢内一阵大乱，有人急忙从车窗里跳出去。火车停了下来，下车一看，几节车厢后的一节客车给前后两节车厢挤轧得竖了起来。车厢轧的粉碎，玻璃碎片与人的尸体混在一起。血流在铁轨上，再流到轨道的两旁。也有的木板梢刺在人的胸腔里，血流如注。有人在喘气，也有人在喊叫、呻吟、咒骂。那轧扁的车厢就是我们坐上又被哄下的那一节。我们并不因为避免了锡流服务团全体人员的死亡而庆幸，我们因这节车厢里的无辜同胞全体死亡而痛恨日寇。

一路上，敌机不断轰炸、扫射。"锡流"队伍中有一个小同学叫冯大兴，才十五六岁，当敌机来轰炸时就蹲在地上，右手在胸前左右比划，祈求上帝保佑。大家都笑他，说他，他也不恼火。也许他真的相信上帝，也许在死神的威胁面前求得安慰吧。

到上饶我们耽了一阵，主要任务是到国民党部队里去讲解抗日战争的形势，开展救亡运动。我们还建立了几个救亡室，画了许多招贴画。但工作不容易开展。不久，我们就分散去铅山、石塘等地，准备扎下根来工作。

铅山名义上是个城，实际还不如江、浙各省的一个市镇。这时南京、上海已经沦陷，可是这里却没有一点抗日救国的气氛。在国民党五次"围剿"中，赣东北老根据地遭到摧残，变得默无声息。我们"锡流"的十几人到铅山后，先与国民党上层联系，取得合法地位，安顿下来。我们唱起救亡歌曲，开展抗日宣传，演出《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还在全城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我们建立了救亡室，每天晚上救亡室里一屋子的群众，我们与他们交谈，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我们还准备组织地方青年，想把他们培养成为地方工作骨干。可是国民党县政府与我们争夺青年。铅山的中学生本来就少，在国民党反宣传下也不敢与我们接近。我们要求县政府选几个女青年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结果来了四个女青年，但开始比较靠近我们的只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是说话互相不懂，他们不讲普通话，我们的"无锡官话"人家也不懂。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用最大努力激发她们的抗战热情，使她们逐渐与我们接近，直至与我们一起下乡宣传、演戏。

离铅山不远是石塘镇，是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的地方。小兰、小杨他们在这里学习，我们曾去探望他们。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戴着有红星的八角帽的相片。在这里学习的小兰、小杨、冯大兴、沙氏兄弟等，穿上了崭新的灰布棉军装，打了绑腿，很神气。小兰等告诉我们这儿的领导陈少敏是个女同志，是坚持三年游击战，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展开搏斗的老大姐。我们都肃然起敬。小兰他们情绪很高，说到了这儿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官兵平等。上级与他们一起吃饭，都是一大脸盆大白菜烧猪肉，真香。上级没有架子，老同志像大哥、大姐一样爱护他们。我还听说，在工农红军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的时候，红小鬼们把红星帽徽摘下来的时候有的哭了，有的不肯交出，把它包着珍藏起来。这些孩子都是老红军的后代，许多是烈属。在那儿，我还看到了苏区的报纸，上面有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文章。我看到了红军时代留下来的石印的歌本。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送郎当红军》等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中有一条是"洗澡避女人"。我当时一点不理解，为什么有这么一条。后来我在江西耽了一、二个月以后，才有领悟。江西夏天热，热得汗淋淋的，非在水塘里泡泡不行。可是小河、小塘、山溪边到处有妇女们淘米、洗菜、洗衣服，天气又热，如稍不注意，男孩子赤条条跳下去，很不礼貌，所以红军有这条规定。在这里遇到冯大兴，就想到芜湖大轰炸，他"祈祷"上帝的那一幕。现在他灰军装、皮带、绑腿，俨然像个军人。问他还信上帝吗？还叫"阿门"吗？他做了个鬼脸，不愿人家挖他的疮疤，装着大人的样子说："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我相信革命的理论。上帝不能救中国。"这个可爱的青年人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小兰、小杨（兰珍）学习期满后，也到铅山与我们一起工作。在这小小的城里，设立了两个小学。我与小兰、小杨三人负责教几十个小孩唱歌认字。我们把两个小学作为工作基地，团结一些周围的群众，同时培养服务团里的几个本地女青年，逐步由她们负责这两个学校。

【程桂芬（1918-2003），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