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文科天才，六神曾是新华社的记者， 也是非常优秀的自媒体人，他写的《六神磊磊读金庸》可以说是让武侠照进了现实，让人看得大呼过瘾。不过想来我们上次聊天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次我们主谈的，是他们团队的新书《历史的照妖镜》。
底色的冰冷是最可怕的
一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文科天才，六神曾是新华社的记者， 也是非常优秀的自媒体人，他写的《六神磊磊读金庸》可以说是让武侠照进了现实，让人看得大呼过瘾。不过想来我们上次聊天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次我们主谈的，是他们团队的新书《历史的照妖镜》。
即便我们不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或教授，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都需要一种历史视角，但在目前重理轻文的环境下，人文教育或者说通识教育不但是缺失的， 而且被认为是没有用的。这就导致我们在理解世界的时候缺了一个工具箱。
六神磊磊：谢谢一诺老师。其实在我心中，你才是一直在路上，不断超越自我的精英。 说到这里， 在讨论书里的内容前，我想先请教一个现实问题，你有没有感到， 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精英们越鄙弃什么，公众就越喜欢什么；老百姓觉得， 精英们是不接地气的、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假大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诺：是这样的，“精英”现在都快成一个负面词汇了。我在美国与大学老师聊天时也有同感，或者说，象牙塔内的世界越来越脱离实际了，这种现象似乎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撕裂。
那些学术机构似乎自成一体，很容易就裹挟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一套封闭的语言和叙事逻辑，能够非常有效地覆盖掉个体的声音，阻断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交流，让身在其中的人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旦无法沟通了，大家对机构产生厌恶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认为这就是政治庸俗化和极端化的一个原因——既然你说的话我听不懂，那我宁可相信一个满嘴跑火车，开口就是谎言的人，但却承认“我骗了你们”的人，这是很糟糕的。我想，不脱离实际的前提应该是保持独立、回归常识、让自己不被机构化。
六神磊磊：哈哈，我自己就是一个厌恶过度政治化，游离在机构外的人，所以我可以理解公众对那些所谓精英的抵触。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切不过是精英之间为了抢占资源与荣誉而进行的私相授受、“近亲繁殖”，既然横竖无法加入，还不如掀了这个摊子。
一诺：是的，《精英陷阱》一书中也提到：一开始大家都对一件事情不满，希望可以改善状况，但最终却使社会底线不断地降低，类似的事在历史上一再重现，美国历史上的塞勒姆审巫案就非常典型：当年，清教徒们为了追寻求宗教自由，逃离英国国教漂洋过海到了新大陆，却仅仅借“女巫的痕迹”（如胎记）这种可笑的理由掀起了更为残酷的宗教审判与镇压。所以我觉得，如果人一旦失去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很容易就会变得没有下线。
六神磊磊：这就好比一个19 世纪的中国人，不喜欢清朝的昏聩没落，转而向往太平天国，那就完了。现在有些人的底色里缺乏人文情怀，他们懂技术，能够引领变革，嘴里也说着要和平、关爱生命等普适词汇，然而你能感觉到他的底色是冷酷的，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这让我觉得很可怕。
一诺：中国长期以来也有这种冷酷的，被学界称为外儒内法的传统。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在我看来，第一，要正视事实，不管当下的环境多么让人不满意，要承认这些黑暗在历史上早已出现过多次，现在仍然是通向未来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想想孔子、孟子、黄宗羲、郭嵩焘，他们在各自时代的权力体系中也都是比较边缘的人，但他们的睿智、洞见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下来。
六神磊磊：我有一位朋友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评价政治人物不要看他们的私德，而是要看“TA 给多数人带来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么被教育的。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里把郭靖的好兄弟托雷描写得有情有义，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郭靖的这个好兄弟在中亚屠城的时候，可是淡定地坐在宝座上，看着他手下的蒙古士兵杀人，直至面前血流成河，遍地屎尿——人在面对这种惨状的时候，往往会紧张到大小便失禁。
有的朋友看到这里会说： “托雷西征促进了文明的传递，扩大了蒙古的版图”。但我认为，历史要告诉我们的，应该不是一个被粉饰后的答案， 而是真实的“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并把我们从一种宏大的、甚至是虚伪的叙事里打捞出来。
一诺 ：我非常同意。我们应该想清楚，一个普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读历史，是帝王视角还是草民视角？当我们沉浸在秦皇汉武视角下“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幻境中时，可曾想过，如果真的穿越回古代，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极有可能成为埋在长城下的森森白骨，成为所谓“推动文明”的代价，即便如此也要歌颂那些丰功伟绩吗？
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教育中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反思，这和公德私德没有关系。当然，阿旁宫也好，长城也好，确实都是古代世界了不起的建筑杰作，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最应该被铭记的是为之付出的生命。
看穿、想清，并挺过来
六神磊磊：我在某个层面上可以理解这种不合理，毕竟，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网络环境就摆在那里。 在历史上，很多时候“不合理”也是一种常态，以史为鉴，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不合理，并且去想办法改变它。
大家可能听说过狄青，他是宋仁宗时代战功显赫的一代名将，在民间一直流传着包公是文曲星转世，狄青是武曲星转世的说法，就是这样一位名将，在朝堂之上却被无数文官上书弹劾。有人上书宋仁宗说，正是因为陛下爱重狄青，才应该贬他的官，成全他的名声，放在今天的职场上，这样的逻辑也太荒谬了。甚至写下《醉翁亭记》这样不朽名篇的欧阳修也上书仁宗说：水者阴也，兵者亦阴也，正是因为陛下重用狄青，阴气太重，所以发大水了，赶快把狄青给贬了吧！
除此之外，被误解也是历史长河中的大概率事件，还是在狄青身上，宋代武官地位之低可见一斑。据载，在“焦用案”中，狄青曾为犯了过失的部将向韩琦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对此嗤之以鼻，并说了一句名言：“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意思是说，只有金榜题名、高中状元的人才能配叫好男儿，你们这些舞刀弄枪打仗的，凭什么叫好男儿？当我读到这个故事时，内心感到无比凄怆。
第三，历史是有周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看穿、想清并且挺过来。宋高宗的时代谁敢为岳飞说话？就连高宗的亲叔叔替岳飞求情都被“串死建州”，那时何等黑暗。 但是宋孝宗一继位，岳飞就被平反了，这时距岳飞之死也不过二十年，如果他还活着，这个时候也才 59 岁。
我相信，绍兴年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目睹岳之飞死都会觉得无比痛苦，甚至患上政治创伤，想追随岳飞于地下。但历史恰恰告诉我们——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一诺 ：是，熬过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曾有一位学者说过，在那些最艰难的岁月中，能不能熬过来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身边家人的态度，那些被家人举报的人，很容易在精神上先放弃。让人崩溃的不一定是外部的压力，而是亲人的背叛。越是在外界都误解你的情况下，有一个支持你、理解你的小圈子就越显得弥足珍贵。
《历史的照妖镜》这本书有不少篇幅都在讲述赵构与岳飞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赵构对岳飞是如何从倚重到嫌弃、讨厌，直至最后要除之而后快。我的问题是，作为臣子，岳飞为什么就是不愿加入赵构的“政界夸夸群”呢？赵构也有自己的小圈子，你觉得他的圈子与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小圈子本质区别在哪里？
六神磊磊：区别就在于赵构是用权力对别人进行胁迫和收买，而我们普通人之间的连接是基于友谊与勤奋，权力的介入会改变这件事的逻辑， 但我们有时候往往看不清这一点。
一诺：我同意，公权力本来的含义是“公众所赋予的权力”，但是帝王在拥有权力后会对普通人构成绝对性的碾压，以帝王为核心的“圈子”是建立在胁迫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构建自己的圈子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之上的。
每一丝善良都是宝贵的
六神磊磊 ：说到小圈子，我顺便和大家讲讲我家险些遇到的灭顶之灾的故事。当年我家老太太（我奶奶的妈妈）还在时，有一天看着墙上的领袖画像说：“墙上的老人家是死的，北京的才是活的”。
不得了，这句话正好被我爷爷听见了，他是在内蒙古当的兵，接受的也是军队文化，一听到这个话顿时就火了，揪着老太太就要去告发。幸好，他的领导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说：“老太太是贫下中农，没有文化、不懂得表达，但对领袖的感情是真挚的，你们回去批评教育老人家就行了，好好说话，不要瞎说”。
现在想想，他绝对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毕竟在那个年代，能揪出一个“坏分子”塑造典型，对有些人来说是巴不得的事。
一诺：我想，决定一个人一闪念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善和恶，善恶的背后是一个个有思想、有价值观的人。可能史书中永远不会记录这些秉持善念的小人物的名字，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都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中，也正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事情才不那么糟糕。所以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观和思考体系，以及通过读史带来的反思，都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价值。王笛老师写过一本书叫《碌碌有为》，我觉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可以碌碌有为的。
六神磊磊：说的真好，我都被感动了。这本书里面也记录了很多小人物的善举，话说岳飞冤死后，一个在枢密院编修的八品官员做了一件事——上书为岳飞鸣冤，不止如此，他还求斩秦桧。那可是最黑暗的时代啊，若以得失计，我们会说这人莫不是疯了！秦桧当时是什么身份？他又什么身份？以卵击石！不出意料，最后他被赵构贬谪并死在海南了。
还有一个名叫刘允升的人，他甚至连“基层公务员”都不是，仅凭着一腔孤勇，以布衣之身上书为岳飞鸣冤。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有身份的和没身份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平头老百姓讨论这等敏感事件，面对的就是另外一套逻辑了——他甚至没有等到公开审判，就被虐杀在监牢中。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这次记住了这些有勇气的小人物。他们也好，那个拯救了我们全家的领导也好，都是用自己的一时之善造福了别人，我以后要把他们的故事和名字都书写下来，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碌碌有为。
来源：奴隶社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