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富有韵律的句子简洁有力，在看似从容不迫的氛围中，那文松和梅遇影的命运渐渐“失控”，涓涓细流的儿女情长与波澜壮阔的家国情怀奇妙地合流。他们的人生，即将开启未知的旅程。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赵欣

“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雾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公元1933年2月5日。”

这个富有韵律的句子简洁有力，在看似从容不迫的氛围中，那文松和梅遇影的命运渐渐“失控”，涓涓细流的儿女情长与波澜壮阔的家国情怀奇妙地合流。他们的人生，即将开启未知的旅程。

《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那未知的旅程，与故宫文物南迁的隐秘征途密不可分：1933年2月，山河飘摇之际，如那文松般的故宫人，带着首批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开北平紫禁城，开始漫长的迁徙。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2025年春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用本文开篇那个句子，展开了长篇小说《国宝》的叙事，为这部60万字的鸿篇巨制，埋下了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

“《国宝》记录了抗战烽烟中的故宫文物南迁，那是故宫百年历史上一段不应湮灭的远去时光，故宫人以文弱之躯扛起了保存文化血脉的重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正是这段宏大叙事的见证缩影。”3月9日，祝勇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他说，“重庆，也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祝勇。孙佳妮摄

记忆重构

首次用小说完成故宫文物南迁叙事

“600年的宫殿、7000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踪影。”从2002年的首部故宫主题作品《旧宫殿》出发，祝勇开始与故宫持续对话。20余年来，“故宫”已成为他鲜明的文学标签。

“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是我写作的灵感之源。她不只是我的写作对象，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故宫文物南迁历史非常重要，我将它视为立足故宫观察中国史的新探索。”两年前，祝勇以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填补了南迁历史书写的空白；如今，两卷本的《国宝》成为了南迁叙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故宫文物南迁有多重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安全考虑，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1.9万余箱，分批南迁：文物被运离北平，先至上海、南京，后又分南、中、北三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现属重庆）、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这场历时20余载、横跨10余省市、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历经磨难，但相关文物几乎无一损毁、遗失，基本完整保存。

“站在今天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今天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漫漶不清；同时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因此，不断书写，很有必要。”祝勇说，非虚构作品完成后，他依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全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

聚焦个体

以“一家之离散”见“一国之荣辱”

过去20多年里，祝勇的故宫写作主要在散文领域，以60万字篇幅完成长篇小说，尤其还是反映故宫文物南迁主题，这样的记忆重构对他而言并不容易。但他也笑着对记者说，对于挑战自己就没犯怵过，因为，“不少优秀作家也是先写散文后写小说的，比如宁肯、刘亮程等等，所以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认为，散文更多要依靠作者对于某个事物的感受，通过一种认知的思考来呈现文本，小说更多的要讲求叙事，在叙事之上，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小说要贴着人写，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如何从中找到一个故事主线、人物主角？我从参与文物南迁的学者、知识分子、工友中寻觅，最后决定聚焦一个普通个体。”

自东北逃难来北平后成为故宫人的那文松，成为祝勇着力塑造的那个人。小说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国宝》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围绕那文松和身边人的视角，读者眼前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图景：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十数年间，地迤万余里，过长江、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无数无名的人参与运输，通过文学的显微镜，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那文松”们重获面容。

祝勇说，这部小说基调是悲伤的、残酷的，因为战争场面本身就非常残酷，但“一家之离散”与“一国之融入”重叠的时候，故宫人要直面命运的离合悲欢，也给出了选择的答案。“那文松他们也有脆弱犹豫、自我怀疑的一面，但最终还是能够战胜自我，也战胜种种困难，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这，就是个体身上折射的民族精神。”

回望南迁

重庆是漫漫征途上非常重要的节点

书中对战时重庆的书写细腻而感人。溽热的六月，那文松等自朝天门码头登陆，与先行随文物来渝的同仁汇合，准备乘坐轮渡赴南岸野猫溪码头，再雇黄包车去文物存放地安达森洋行。借助那文松等人的视线，彼时的重庆虽然随时可能遭遇日军轰炸，但市民生活却生动鲜活，大街小巷一派积极乐观的景象：

“那天是一个好天气，碧空如洗，阳光和暖。从江上吹来的微风穿街过巷，吹去人们身上的汗湿。重庆有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喝茶、打牌、摆龙门阵，有人坐在市中心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还有在街上搭台唱戏的，也有的人家吹吹打打地迎娶新娘子……”然而，刚到重庆的那文松们还没来得及欣赏美景，就遇到了日机轰炸，他们躲进了防空洞，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座死神时常光临的城，生命，只能在死神到来的间隙里存在着。”

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写作，祝勇曾多次到访重庆。在他看来，作为反映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大历史的长篇小说，《国宝》必然要有相当的笔墨来写重庆。“1937年，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背景下，已经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紧急迁出南京，开始分成北、中、南三路进行西迁。中路是从南京出发走长江，经过武汉，抵达重庆；南路是从南京到武汉，向南经过长沙、桂林，再抵达贵州，但随着战局的发展，重庆、贵阳这样的西部地区也遭遇了大轰炸，所以，重庆存放的中路文物，继续西迁到了乐山，然后南路的文物又从贵阳到达了四川巴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巴南区。抗战胜利以后，北，中，南三路文物集中在重庆。然后，大部分文物又从重庆出发返回南京。所以，在故宫文物南迁的大进程中的西迁和东返两段过程中，重庆都是特别重要的节点。”祝勇认为。

小说进入重庆部分时，为何以风和日丽起笔，随即笔锋一转，让主人公目睹一场狂轰滥炸的屠杀？“这是有意为之。”祝勇说，重庆自古时长江上游重镇，烟火繁盛，小说进入重庆，通过勾勒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场景去跟侵略战争的惨烈形成反差对比，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控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伤害。“这种对繁华市井的描写和对战争惨烈景象的描写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对侵略暴行的痛恨刻骨铭心。”

安达森洋行旧址打造的重庆故宫南迁纪念馆。资料图片

书中对当时重庆建筑、街道的特点、位置描述相当精准，祝勇坦言，他对重庆的功课做得相当充足。“因为小说中对于历史事实的描写有很多层次，一个是抗日战争本身，还有一点在于对南迁的具体场景的描写。为了准确还原细节，我记不清去过重庆多少次，不断地探访，不断去熟悉历史涉及的建筑和街巷，比如朝天门一带、海棠溪、安达森洋行等，凡是小说讲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到过实地进行探访，安达森洋行我反反复复去了很多次。而且，当年我们还有一个故宫同仁，叫朱学侃，就是南迁过程中牺牲在重庆的一个员工，他曾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对故宫南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让我真实还原这段历史的时候游刃有余，驾轻就熟。”

写了重庆大轰炸，还写了四川嘉定大轰炸，祝勇颇为感慨的是，面对战火，川渝人民的坚强乐观，也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乐观是川渝人民很优秀的值得学习的一种品质，让故宫人在西南大后方感受到强烈的信任感，我在调研采访过程有许多切身感受，比如我在重庆看到一张大轰炸后的历史照片，有楼房已经被炸塌了一半，但另外一半作为饭店还在照常开业，还在卖什么包子、油条之类。还有的一片废墟里面重庆人还在打麻将。你看，炸归炸，日子还照常得过。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

以史为镜

优秀传统文化永远滋养我们的心灵

文物有情，文脉相牵，大国器物之上凝结的是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曾说：“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在于希望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历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祝勇看来，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对于今人也有“以史为镜”的意义，“文物南迁九死一生，多年后大部分重返北平，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流亡路’，不单对故宫人，我想对于全体中国人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以《国宝》为题，以长篇小说完成对历史的重构，祝勇全力以赴，孜孜以求，他希望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人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文明变迁和精神来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源于五千年历史文脉，岁月交替，文脉赓续，在今天依然在滋养着我们。”他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从2002年的《旧宫殿》算起，《国宝》已经是祝勇笔下第12部故宫主题作品了。《故宫的古物之美》中是器物文明；《故宫六百年》则是恢宏的全面抒写；《故宫的风花雪月》试图通过一幅幅书画作品，展现那些夹杂在宫殿内部的形形色色人物命运；《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又尝试在故宫藏品中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迹，进而描绘整个宋代的精神风貌；《故宫的隐秘角落》探寻那些不太被关注却影响过历史进程的深宫冷院；《国宝》不仅是故宫文物南迁史的文学再现，更是一个民族文明基因的觉醒之旅……二十余年，洋洋洒洒几百万字，祝勇构建起的“纸上的故宫”，亦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执着书写故宫的根源，在于祝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痴迷。如今，已经成为新时代资深故宫人的他，这样回忆与故宫的几十年缘分。“我大学毕业留京工作，经常逛故宫，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至今我去看那些巨大的宫殿仍然无比震撼，因为故宫的确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渐渐地故宫就成了我的写作主题。”祝勇表示，“从器物、历史等不同面向的丰富角度去不断书写故宫，可以呈现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而读懂了故宫，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它将永远滋养我们的心灵。”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