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亚樵蜷缩在装满咸鱼的木桶里，鼻腔充斥着腥咸的海风——这是他第七次更换藏身地。

1935年冬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一艘锈迹斑斑的"大眼鸡"渔船悄然离岸。

王亚樵蜷缩在装满咸鱼的木桶里，鼻腔充斥着腥咸的海风——这是他第七次更换藏身地。

戴笠的"除王特别小组"此时已掌握他二十七个化名，却不知这个代号"匡盈舒"的鱼贩子，正在船舱用匕首雕刻最后一份遗嘱："余若死，葬我于长江，头朝东以望故里。"

1936年3月，王亚樵化名"李维新"潜入广西梧州。

在龙母庙旁的骑楼里，他建立了人生最后一个据点。

这里既是"铁血锄奸团"南方指挥部，也是他给流亡学生讲授《游击战术》的课堂——教案上画着用筷子演示巷战的图解，批注写着"近战当如老饕食蟹，先断其螯"。

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位"暗杀之王"态度暧昧。

4月18日密谈时，李宗仁指着军用地图说："王先生若愿整编部队，可划拨昭平三县为防区。"

王亚樵却将茶杯倒扣在桂林位置："德邻公的好意心领了，王某宁可做江湖孤鸿，不做庙堂笼鸟。"

梧州的生活细节充满黑色幽默。

王亚樵让余立奎把炸药藏进冬瓜，通过西江航运线送往各地；

他发明的"有声情报"系统，利用梧州八音班的唢呐曲调传递信息；

甚至教会本地孩童用桂柳话唱抗日童谣："王九哥，铁斧头，专砍东洋哈巴狗..."这首民谣1944年桂林保卫战时仍在传唱。

1936年9月，军统南宁站档案记录了一笔特殊开支："特别行动费贰拾根大黄鱼（金条）"。

这笔钱买通了王亚樵的贴身侍卫余婉君——此女曾是斧头帮"十二金钗"之一，因丈夫余立奎被捕倒戈。

戴笠亲批的《策反方案》注明："可利用其子病重需赴港医治为由"。

（台湾"国史馆"《戴笠档案》第44箱）

9月20日，余婉君带着梧州特产纸包鸡求见王亚樵："九哥，立奎在南京快不行了..."

说话时手指在瓷碗边沿敲出摩尔斯电码。

王亚樵浑然不觉危险将至，反而安慰道："明日就派人送你去香港。"

当夜，他在油灯下给华克之写信："婉君近日心神不宁，似有难言之隐..."这封未寄出的绝笔信，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6年10月20日（农历九月初五），梧州水师营码头笼罩在细雨里。

余婉君称找到新安全屋，引王亚樵至居仁里5号。

据隔壁裁缝店学徒回忆，王亚樵进门时特意摸了摸门框的石灰线——这是他检验房屋是否被闯入的暗号，却不知军统特务早将炸药混入石灰。

晚八时许，当王亚樵弯腰查看地窖时，五名特务突然发难。

军统行动报告记载："王匪挣扎时撞翻煤油灯，其随身携带之驳壳枪卡壳。"

现场勘验显示，他最后的反击是用砚台砸碎一名特务锁骨，墙上喷溅状墨迹与血迹交织如泼墨山水。

特务头目陈质平在给戴笠的密电中写道："已验明正身，王匪左臂斧头纹身与档案相符，另搜获密码本三册，正组织破译。"

这份电报的抄送名单里，赫然有日本驻广州领事须磨弥吉郎的名字——历史的吊诡在此显露无遗。

王亚樵遗体被秘密运往南宁，葬于邕江畔的乱葬岗。

军统为防盗墓，在坟头种了三棵苦楝树作标记。

1945年日军攻陷南宁时，随军记者拍到的墓地照片显示，树皮上刻满"报仇"字样——这是斧头帮残部最后的致敬。

1949年解放军南下途中，陈赓兵团特别派出侦察连寻找遗骸。

时任梧州军管会主任的华克之，在江边烧了三天纸钱，灰烬中飘出一张未燃尽的《申报》，日期定格在1936年10月21日——头条新闻正是王亚樵死讯。

王亚樵临终携带的怀表停在20时17分，现陈列于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号：G1927-1936-WYQ）

1987年广西文物普查时，在居仁里5号墙体内发现嵌有弹头的《孙子兵法》残页，经鉴定为王亚樵笔迹

戴笠1936年10月22日日记："王匪毙命，然其精神毒素犹存，当警惕效尤者"

来源：半壶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