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早上还是老时间，四点半，我骑着电动车经过县城东门的晨市。天还没亮透，路边摊贩的灯光像是被晚星拉长的尾巴，一点点照亮蒙眬的街道。

今天早上还是老时间，四点半，我骑着电动车经过县城东门的晨市。天还没亮透，路边摊贩的灯光像是被晚星拉长的尾巴，一点点照亮蒙眬的街道。

“老朱，照常两个肉两个菜啊？”

张大姐远远就认出了我，即使我只是晨市边上早点铺子的常客之一。她的嗓子有些哑，听起来像是被蒸笼的热气浸泡太久，带着岁月特有的厚实。

“对，再加一个红豆的，听说你家小囡考上大学了？”我问，嘴角忍不住上扬。在咱们小县城，谁家孩子有出息是藏不住的，尤其是张大姐这样的人物。

她笑了笑，手上动作没停，麻利地用油纸包着热气腾腾的馒头，那速度，二十年如一日的精准。

“考上了，北京那个，中…中什么大来着，反正听说可好的。”她的眼睛亮起来，但又有些许不好意思，好像怕把女儿的学校名字念错了。

是中央财经大学，我知道，整个县城都知道。小小的张家有了第一个大学生，还是重点名校。

“听说人家不收你学费？”我随口问道，其实这事前两天就传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张大姐愣了一下，手上的动作慢了半拍，热气在她脸上凝成了一层薄汗，分不清是蒸笼的温度还是别的什么。

“嗯，给了奖学金，听说还有生活费。”她低着头，又恢复了包馒头的节奏，“大学老师打电话来，说小囡成绩好，人也好，说要资助。”

我点点头，接过她递来的一袋馒头。塑料袋有些旧，边缘打着补丁，但里面的馒头却热得发烫，像是小太阳一样在清晨的寒气里格外醒目。

“是咱们有福气。”张大姐说，声音低低的，“二十年没白熬。”

二十年。我望着她被蒸汽熏得红红的脸，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面这个女人，确实已经在这个街角站了二十年。

张大姐不叫张大姐，她姓陈，叫陈翠花。“张大姐”这个称呼来自她那早逝的丈夫姓张。人们叫惯了，也就没再改口。她自己也不在意这些。

县城里的人都知道她，不仅因为她的馒头做得好，更因为她的故事几乎是咱们这地方的一个活标本——苦难与坚韧如何在一个普通女人身上交织成生活的经纬。

第一次见到张大姐摆摊，是在2003年那个特别冷的冬天。那时候我刚从县里的造纸厂下岗，心里烦闷，每天早起散步。看到东门口新来了个卖馒头的小摊，摊主是个瘦小的女人，旁边放着个竹篮，里面睡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盖着打了补丁的小被子。

“馒头多少钱一个？”我问。

“五毛。”她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那熟睡的孩子。

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好奇新来的摊贩，买了两个馒头，走了。那时候不会想到，这一买就是二十年。

张大姐的丈夫张建国在我们县城的水泥厂当搬运工，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结婚五年，好不容易有了个女儿，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算顺遂。直到那年张建国上班时被一块从高处坠落的水泥板砸中，送医院时已经没了气息。

那年，张大姐二十八岁，女儿才三岁。

水泥厂赔了一笔钱，不多，但对当时的张大姐来说是笔”巨款”。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她可以带着钱回老家，或者改嫁。但张大姐选择留在县城，用那笔钱租了个十来平米的小屋，又买了些面粉和简单的工具，开始了卖馒头的生涯。

“我不识字，又没手艺，做什么能养活孩子呢？”多年后她对我说起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只会蒸馒头，我娘教的。”

张大姐的摊位就设在东门口的转角处，夏天避开阳光，冬天背风。每天凌晨三点，她起床和面、发面、蒸馒头，五点准时出摊，九点收摊。雷打不动。

十年前那场大雪，县城停电两天，唯独张大姐的馒头照常出售。她用小煤炉子蒸，馒头虽然形状不太好看，但热乎乎的，特别受欢迎。

“实在没法子，答应了老主顾的。”她不好意思地笑，脸上的皱纹随着笑容舒展开，又迅速地收拢。

与张大姐熟络起来是在十五年前，她女儿上小学那会儿。有天早上我去买馒头，看见她眼眶红红的。

“怎么了？”我随口问道。

“没事，就是昨晚睡少了。”她揉了揉眼睛，递给我包好的馒头。那天的袋子打了个死结，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开。

后来是从她摊位旁边卖油条的王婶那听说的：张大姐的女儿在学校被同学笑话，说她妈妈不识字，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小姑娘哭着回家，张大姐抱着女儿，也红了眼眶。

“她跟我说，要给女儿最好的教育，让娃儿不受这个气。”王婶摇着头，“我就说她想太多，咱们这样的人家，能把孩子养大就不错了，哪来那么多讲究。”

但张大姐确实”讲究”起来。那段时间县里来了个扫盲班，她每天收摊后就去学习，学得很吃力，但硬是坚持下来了。

我有时路过文化馆，会看见她坐在角落里，皱着眉头，一笔一画地在本子上写字，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和面的痕迹。

“您看，我会写自己名字了。”有一天她突然拦住我，献宝似的掏出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陈翠花”三个字。那一刻，她的脸上有种孩子般的骄傲。

小囡，也就是张大姐的女儿，名叫张梦瑶，是个安静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她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有次我遇见小学老师李老师，他提起张梦瑶，眼里满是赞叹：“那孩子天分高，关键是肯吃苦，从不抱怨。家里条件那么艰苦，她的作业本却总是干干净净的。”

张大姐的小屋我去过一次，是送她忘在摊位上的钱包。十来平的空间，一张床，一个小桌子，一个煤气灶，简单得令人心疼。但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子上摆着几本磨得翻卷的课本。

“就是有点晚上声音大。”张大姐不好意思地说，指了指隔壁，“机械厂的宿舍，下班了喜欢打牌，吵。”

我注意到桌子上放着几个橘子皮做的小动物，做工精细，像是孩子的手工。

“梦瑶做的，她手巧。”张大姐脸上泛起柔和的光，“老师说她美术也好。”

就在那张小桌子上，张梦瑶完成了小学到高中的所有作业，考出了县城高中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这事当时在县城闹得不小，镇政府还特意表彰了她。

我记得那天，张大姐破天荒地没有出摊，换上了一件深蓝色的长袖衬衫，站在台下，一直低着头。领导叫她上台时，她慌乱得差点绊倒。

“这么多年，你有什么秘诀教育孩子？”主持人问她。

张大姐愣住了，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我没文化，就是告诉她，好好学习，别走我的路。”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大姐脸通红，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张梦瑶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全县城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县一中的牌子上写着：“祝贺我校张梦瑶同学考入中央财经大学”。

我早上去买馒头，发现张大姐的摊位格外热闹，很多人专程来买馒头，就是为了说一声恭喜。

“翠花，你有福气啊。”

“小囡有出息，以后你也跟着享福了。”

张大姐只是不停地应着，手上动作不停，脸上的表情有些恍惚，像是做梦一样。

“考上名校，学费怎么办？”有人直接问出了大家的疑问。

张大姐抿了抿嘴：“我这些年存了点钱，够第一年的。后面…后面再想办法。”

我知道她说谎了。县城谁不知道，张大姐这些年光供女儿上学就已经捉襟见肘，哪有多余的钱存下来。

十年前，张梦瑶上小学四年级时，得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张大姐抱着女儿去县医院，医生说需要住院打针。那笔钱几乎掏空了她的积蓄。

“我一个月不赚钱也得给娃看病啊。”张大姐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像是在自言自语。

出院后，张大姐突然决定每周做一天豆沙馒头和肉馒头，价格贵一点，但很受欢迎。她的工作时间从凌晨三点提前到了凌晨两点，手上的裂缝更深了，但收入却多了一些。

“给梦瑶补身体。”她总是这么解释。

直到现在，张大姐每周五做的肉馒头，都会在不到八点就销售一空。

中央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村里的邮递员老刘送来的，大红色的信封，郑重其事。

送通知书那天，老刘特意穿了件干净衬衫，骑着摩托车，把信封放在前胸口袋，生怕弄皱了。

“翠花，大喜事啊！”老刘一路敲锣打鼓似的，把张大姐家周围的邻居都招来了。

张大姐接过通知书的手微微发抖，轻轻抚摸着上面的烫金校徽，像是在触摸什么稀世珍宝。

“谢谢刘叔。”张梦瑶接过通知书，声音轻柔但坚定。

打开通知书后，里面还附了一封信，是中央财经大学发来的特别通知：因张梦瑶同学家庭困难且成绩优异，学校决定授予其全额奖学金，包括四年学费、住宿费和部分生活费。

听到这个消息，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欢呼起来。有人开了瓶老白干，就着张大姐平时卖剩的馒头，大家热热闹闹地庆祝起来。

张大姐却悄悄走到一旁，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颤抖。后来王婶告诉我，她当时看见张大姐偷偷抹眼泪。

“翠花，你哭啥？这是好事啊。”王婶拍着她的背。

“我怕…我怕是搞错了。”张大姐哽咽着，“哪有这么好的事，不收钱就能上大学。”

三天后，一个穿着整齐西装的中年男人来到县城，直接找到了张大姐的摊位。他自我介绍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招生老师，专程来家访的。

那天的场景很多人都看到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大学老师，坐在张大姐简陋的摊位旁，吃着她的馒头，聊了整整一上午。

招生老师走后，县城里关于张大姐和张梦瑶的传言就更多了。最广为流传的是：张梦瑶的作文《我的母亲》在全国高考中被评为满分，感动了阅卷老师和学校领导，所以才有了这个特殊待遇。

“是真的吗，作文得了满分？”我某天晚上在小区门口遇见张梦瑶，忍不住问道。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叔叔，哪有那么夸张。就是高考考得还可以，学校按正常程序给了助学金。”

我点点头，没再多问。其实在这个县城里，谁不知道张梦瑶是个不愿张扬的孩子，从小到大，成绩单从来不往外拿，得了奖也只悄悄告诉妈妈。

临走前，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上大学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嗯，差不多了。”她点点头，眼睛看向远方，“妈妈说什么都不缺。”

但我知道，张大姐这段时间每天收摊后就跑到镇上唯一的一家百货大楼，询问大学生需要的东西。从床单被罩到暖水瓶，从牙刷牙膏到洗发水，清单越来越长。

“孩子去大城市，别丢人。”张大姐是这么跟百货大楼的售货员说的。

让全县城没想到的是，开学前一周，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小轿车停在了张大姐家门口。车上下来一对中年夫妇，据说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专程来接张梦瑶上学的。

当时我不在场，但据目击者描述，那对夫妇很亲切，带了很多礼物，什么燕窝啊、人参啊，还有一堆书。

张大姐手足无措，连忙把客人让进屋，又跑出来借邻居家的暖壶烧水泡茶。

那对夫妇在张大姐家待了一个下午，期间很多邻居都假装路过，想一探究竟。晚上，他们请张大姐和女儿去县城最好的饭店吃了顿饭。

第二天，那辆车就载着张梦瑶离开了县城，驶向北京。张大姐站在路口，一直挥手，直到车子拐了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天，她破例九点没收摊，馒头也没卖完。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跟着去北京送女儿，明明那对教授夫妇说可以顺路带她去。

“不敢去。”张大姐摇摇头，“我这样的人，去了北京会给孩子丢人的。”

真相是在一个月后，从县一中的李校长那里传出来的。

原来，张梦瑶高考后，不仅写作文拿了高分，在附加题目中的表现也异常出色。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履历：从初中开始，她就利用课余时间在网上自学编程，高中时已经开发了两个小型应用程序，还参加过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过奖项。

这些，张大姐并不知道，因为女儿从来没跟她提起过。张梦瑶怕妈妈担心她分心，影响学习。

而那对来接张梦瑶的夫妇，是学校的特长生导师，他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特别的女孩，决定亲自来接她入学。

“最让人感动的是，”李校长说，“张梦瑶在面试时，考官问她为什么选择财经专业，她说想学好金融，回来帮助家乡的小微企业主解决融资难题。她说她妈妈这样的小商贩，一辈子都在为几千块钱的周转发愁。”

这话传到张大姐耳朵里，她摇着头，眼泪就下来了：“傻孩子，我哪里缺钱了，家里不是有存款吗？”

大家都知道她在说谎，张大姐哪有什么存款。这些年，她的钱都花在女儿身上了。

女儿走后，张大姐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依然是凌晨三点起床和面，做馒头。只是摊位上多了一部智能手机，是女儿离开前给她买的。

“教会她用微信，每天视频。”王婶告诉我，“翠花学得可认真了，比当年学写字还卖力。”

有时候早上去买馒头，能看见张大姐对着手机屏幕絮絮叨叨，眼睛里满是笑意。

“女儿说北京冷，让我多穿点。”她总是这样跟顾客分享女儿的消息，“我说我这里更冷，她倒让我注意身体。”

日子一天天过去，县城的人渐渐习惯了张大姐摊位上的新变化：一个小小的玻璃罐子，上面贴着”梦瑶大学基金”的字条。很多老主顾买完馒头后，都会往里面塞些零钱。

“不用找了，给梦瑶攒着。”

张大姐从来不拒绝，只是每次都认真道谢，仿佛收到了天大的恩惠。

去年冬天，县城迎来了十年一遇的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几度。那天早上，我裹着大衣去买馒头，发现张大姐的摊位格外热闹。

走近一看，原来是张梦瑶回来了，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站在摊位旁边，麻利地帮妈妈包馒头、找零钱。

“小囡放假了？”我有些惊讶，按理说大学期末考试还没结束。

“嗯，提前考完了。”张梦瑶笑着回答，声音温和，“回来陪妈妈过年。”

站在一旁的张大姐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冬日里盛开的花。

后来听王婶说，张梦瑶这次回来，带了两个大包裹：一个是给妈妈买的羽绒服、保暖内衣和各种补品；另一个竟然是一套电脑设备。

“她跟她妈说要教她用电脑，还要教她做网店。”王婶啧啧称奇，“说现在卖馒头可以送货上门，不用起那么早了。”

张大姐对这个提议似乎很犹豫：“我不会弄那些，再说老主顾都习惯了来这里买。”

但张梦瑶很坚持，趁着寒假的时间，她在家里架设了网络，注册了外卖平台的账号，还做了张大姐馒头的宣传页。

令人惊讶的是，县城里的年轻人开始在网上下单，订张大姐的馒头。虽然数量不多，但每天都有几单。

“小囡说，这样我就不用在寒风里站那么久了。”张大姐笑眯眯地跟我说，眼里是掩不住的骄傲。

前几天，我又路过张大姐的摊位，发现她正和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年轻女孩聊天。那女孩拿着记事本，不时记录着什么。

“这是县电视台的记者，”张大姐介绍说，“来采访我们家梦瑶的。”

原来，张梦瑶在学校不仅成绩优异，还创建了一个帮助农村学生的公益项目，获得了学校的支持和一些企业的赞助。这个消息传回县城，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

“她说要帮助更多像她这样的孩子。”张大姐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我傻女儿，自己都还在上学，就想着帮别人。”

记者问她为什么女儿能这么优秀，有什么家教秘诀。

张大姐愣了一下，然后憨厚地笑了：“没啥秘诀，就是告诉她，人活着要有骨气，再苦也要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就在记者采访的那天下午，一个更令人惊讶的消息传遍了县城：张梦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去美国交换学习一年，而这笔奖学金，是她主动申请并通过激烈竞争获得的。

接到这个电话时，张大姐在家和面。她放下电话，呆呆地坐在小板凳上，泪水无声地流下。

“翠花，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哭什么？”王婶问她。

张大姐抹了抹眼泪：“我就是想，建国要是还在，看到女儿这么出息，该多高兴啊。”

这句话，道出了她二十年来不为人知的辛酸与坚持。

今天早上，我又照常去买馒头。张大姐的摊位搬到了稍大些的地方，多了个遮阳棚，上面印着”翠花手工馒头”几个字，据说是女儿设计的logo。

“老朱，照常两个肉两个菜啊？”她依旧远远认出我，声音依然沙哑，但精神比从前好了许多。

“对，然后再加一份红豆的。”我说，“这么多年，你为啥不回老家呢？县城租房也不便宜。”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慢慢地说：“建国在这里。”

我一时没明白她的意思。

“县城的公墓，建国葬在那里。”她继续包着馒头，声音平静，“我答应过他，会照顾好孩子，让她有出息。他在天上，得看得见我们娘俩啊。”

柜台下面，放着那个”梦瑶大学基金”的玻璃罐，已经满了大半。阳光透过早市的缝隙，照在上面，折射出彩虹般的光。

“等梦瑶毕业了，这些钱，我打算捐给咱县城的希望小学。”张大姐突然说，“让更多的孩子能像梦瑶一样，走出去，再回来。”

我接过她递来的一袋馒头，今天的袋子是新的，边缘干净整齐。但里面的馒头，依然是那种熟悉的温度，像是穿越了二十年的时光，温暖依旧。

来源：浪浪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