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听说， 李德原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工作人员，先是到我国东北，后来又到了上海，见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上海小组办事处的人，他们报告了博古。

“WG”结束后不久师哲到北京来，与王稼祥、伍修权和我一 起叙旧，谈到了李德的来历。

师哲1928年就认识李德，后来又在共产国际工 作，因此了解一些情况。

他说：“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也不是 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派的。没有哪个人让他当什么‘军事顾问’。

我听说， 李德原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工作人员，先是到我国东北，后来又到了上海，见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派驻共产国际上海小组办事处的人，他们报告了博古。

因为李德与博古原来就比较熟悉，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

王稼祥对师哲所说很不以为然，他说： “你说的前半段，与王明在莫斯科对我说的一样。但是，我根本不相信。李德到中国去必是王明一手操办 的，说是当军事顾问，实质是为了掌握我党军权。”

伍修权也不同意师哲的说法。他说： “如果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而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 报人员，那他就是个冒牌的‘军事顾问’。他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1月，前后执掌我们的党、政、军大权一年零三个月，如此长的时间，共产国际没有发现，我们党中央和军委也没有发现，那怎么可能呢?”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明确地说：

"我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 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 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是共产国际哪位负责人向他交代的任务。

中共中央决定查清他的来历，查了几十年，早就惊动了共产国际高层领导，却始终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斯大林没有，季米特洛夫没有，东方部、军事部、 执行委员会都没有。

反之，“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的，是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等说法却广为传播。

根据伍修权和我的工作经历及感受分析，我们认为从创建中共之初，共产国际就没有中断向中国派遣顾问。因此，向中国工农红军派遣军事顾问， 符合共产国际的理念和一贯做法。

再有，共产国际了解临时中央领导人的军事根底，知道他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所以派军事顾问来帮助 中共，是符合共产国际的思维逻辑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的。

伍修权和我负责李德、博古与共产国际间往来电报的翻译工作。

我们将李德、博古拟写的俄文电稿翻译成中文，交机要科译成密码，由通信科电台发给上海的中央秘密电台，再由上海台发给共产国际。

来电收文，反向传递和翻译，所以，我们经手了全部收发电。

知道发电一般署博古、李德名，有时署临时中央或者中革军委名。来电署名，有时是共产国际，有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有时是上 海小组(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构),还有就是弗雷德。

总之，来往电报证明李德与共产国际确有组织关系。所以，不管当初他是不是共产国际派来 的，从他始终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全过程看，共产国际是承认他的。他的来路与共产国际有关。

问：李德是不是应临时中央的请求派来的?

答：我认为，王明、博古主动向共产国际请求派军事顾问的可能性很 大。

李德自己说过，他是应临时中央邀请来苏区的。

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 后，即提出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和军事主张。他们认为：“中国 政治形势的中心之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认为革命势力急 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 途。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 利》的决议，指挥红军冒险攻打中心城市和一些大城市。由于难以攻克或攻 克后无力固守，特别是由于敌人大规模“围剿”即将到来，1932年秋，直接 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停止了。

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前，博古制定的军事 战略是"先发制人”,即以红军的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

第四次反“围 剿”中，由于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作战，没有采用“先发制人”,打正规 攻坚战的战术，而是沿用了毛泽东“诱敌深入” “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战 术，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随着敌人规模越来越大、间隔越来越密 的“围剿”,红军反“围剿”的形势不容乐观，斗争也越来越严酷，红军广 大指战员对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质疑和批评的呼声越来越高。

战争实践也使博古意识到，由他来领导红军反‘围剿’,实在有很多困难。他不会起用毛泽东，对朱德和周恩来也不信任，从不放权让他们决策。

在这种形势下，由王 明、博古向共产国际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是极有可能的，是符合临时中 央的现状和利益的，也是当时他们认为能够摆脱军事指挥困境的唯一出路。

这是我的分析判断，但王明、博古本人并未承认过。

何：李德究竟是不是军事总顾问?

答：李德“军事顾问”的头衔，我是当面听博古介绍的，也是他在苏区大会上宣布的。

后来，不知是博古还是李德自己，在下发文件中，又在“顾问”前面加了个“总”字。

我问伍修权：“他什么时候成了总顾问了?”

伍 修权笑着说： "是‘总’也好，不是‘总'也罢，反正就是他呗。"

后来， 我们从往来电文中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李德与弗雷德之间，经常以个人署名电报往来，内容基本上是李德向弗雷德汇报和请示，弗雷德向李德发指 示。

由此，我们判断，李德不是最高军事顾问，弗雷德是他的上级和直接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告诉我们，1933年春，共产国际确实派来一位专职的“军事代表”,又称“军事总顾问”,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 ·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他是西班牙著名军事家，早就有将军的军衔。

共产国际派他和李德来华，他是李德的上级，所以任命为“总顾问”。他到中国后，经共产 国际安排先住在上海，伺机赴苏区就职。他派李德先去苏区，为他进入中 央苏区做准备。

李德1933年10月到达瑞金后，从上海到苏区的秘密通道就被 国民党堵死了，连我党的地下交通员来往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派重兵护送一 个外国人了。所以，弗雷德未能遵照共产国际指示，亲自到中央苏区指挥红 军。

但他一直住在上海共产国际小组驻华办事处，通过电台遥控李德。他与李德共同商定了特殊的、只有他们两人之间才使用的密码。所以，李德的瞎指挥和推行一整套的“左”倾路线，都与这位镇守在上海的真"军事总顾 问”有密切关系。

问：李德是怎么成为中国党和红军的“太上皇”的?

答：李德的“太上皇”权位不是共产国际给的，也不是李德自己要的， 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拱手送的。

李德到达苏区后，博古立即召开了扩大到苏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军介绍李德，同时，也向全党全军宣布了李德的职权和职责，正式交了权。

当 时，谁都不清楚博古这一讲话，事先是否经政治局或常委集体讨论，就照此 办理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王稼祥说，事先他们对博古的讲话一无所 知。

张闻天还气愤地说：“博古仗恃王明和共产国际在背后撑腰，以临时中央一把手的身份，搞一言堂。连大撒把地放权给李德，这么重大的问题都不 跟我们商量。会后，还竟然把他的讲话作为中央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真是 一点也不把其他同志看在眼里。”

1933年11月中革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李德部署第五次反“围剿”,作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战略方针》的主报告。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次 全会和其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三个会议在组织上进 一步确认了李德已成为中国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形成了一个特殊和极不 正常的领导体制，就是全党全军服从临时中央，临时中央由博古说了算，而 博古又完全听命于李德。

在党政军上述重要会议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 志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这 并不意味着赞同博古的做法，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信任和服从。 同时，可能除少数同志外，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从此以后， 李德就逐步变成了全党全军的“太上皇”了。

所以，我认为给李德放权的责任，也不应该完全由博古一个人来承担。共产国际要负一定责任，临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其他成员，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问：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李德的个人原因是什么?

答：我认为原因有四：

一是李德军事素质不高，缺乏实战经验，根本不具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的能力。

我给李德当翻译时，他很少谈及个人情况，所以对他不很了解，仅 从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中略知一些。

正如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述：“李德原名奥托 ·布劳恩，当时听说他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 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也 把他算作德国人。

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获，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 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为他在德国军队中当过军士，有一些 作战经验，所以晋升很快，他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 被选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较好，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了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李德于1974年8月15日去世，德国统一社会 党中央委员会发了讣告，开了追悼会。

从悼词中我知道了李德的身世，与过 去传闻相差甚远。

他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是德国人。小学毕业后进入 慕尼黑初级师范学校，没有毕业就当了勤杂工和农业工人。十八岁应征服兵 役，上了奥、意前线，战后回到慕尼黑继续上学。

1919年在慕尼黑师范学校 参加了革命活动，同年成为德共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曾参加创建和 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斗，失败后被拘役三个月。

1921年 到德共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工作，参加过德国中部工人起义，后被捕坐牢五 个月。

1923年进党校学习三个月，后去中央出版局工作。1924年再次到中央 做情报工作。

1926年秋被捕关进柏林莫阿比特监狱。1928年春经组织营救越 狱成功，逃到苏联，并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9年春到伏龙芝军 事学院学习，在此之前曾在莫斯科“无产阶级师”参加过从单兵到团指挥官 的训练。

1932年春，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

从生平介绍看，李德的军事生涯 仅仅是在苏联非正规和正规地学习了一两年军事，并未经过战争实践，只是 个懂点军事理论的中级军官。

他到中央苏区后指挥的战役，全部都是以红军 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惨重失败，事实证明李德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够，根本无法 挑起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重担。

二是李德过于自负，把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看得太简单，单凭革命热情和主观愿望，一味地瞎指挥，必然导致失败。

李德到达苏区后，在中央为他 召开的欢迎会上，他激动地喊出“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 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直至全世界”的口号，他的想法，显然操之过急， 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在中革军委会上，李德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反“围 剿”战略方针》的主报告，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已不亚于1917年十月革命 时的苏联，早已面临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战争链 条上的主要环节”。

"中国武装革命需要的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粉 碎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 在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是中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生死大决 战”。

他把两军对垒相持阶段的某一大战役，当成胜利前夜的决战，混淆 了战略、战役概念。

他盲目、冲动地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的冒险 主义战略方针，是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分析，他把远远强大于我的敌 人看成衰弱得不堪一击，他把长期艰苦的战争看成短暂而轻易，他确实认 为胜利就在眼前，幻想一举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为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创造奇迹。

三是李德思想方法机械，教条主义严重。

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面对狡 猾的国民党百万大军，只会生搬硬套教科书，机械地按照苏联红军的战斗条 令指挥中国工农红军，不懂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 发动第五次“围剿”后，李德按照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材《防御敌集团进攻之 阵地防御》的基本原则，制定了红军反“围剿”的战役指导方针，

即：敌人 兵分六路，我亦六路分兵。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以阵地对阵地， 以碉堡对碉堡，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我之处处设防、节节固守对敌人步步 为营、节节推进。

同时，他从教科书上照抄了中心碉堡、环形碉堡群、独立 碉堡的图纸，要求各部队按德国条令要求，立即修建碉堡、堑壕、掩体、交 通壕等防御工事。

他制定的战役指导方针和修建工事的指示，都没有从敌我 实际情况出发，是不切合实际的。

陈毅、彭德怀、董振棠、罗炳辉、周昆 等领导同志提出反对意见，但李德不接受。几天后，敌人就打来了，修了 一半的碉堡成了挨打的靶子。事实证明，李德的战略、战役方针都是根本 行不通的。

四是李德的性格弱点较多，缺乏领导者应有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不能 团结人，也就不懂得将将、将兵，这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1939年李德回到苏联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李 德向共产国际作了全面的检查交代，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作了比较认 真的自我批评。

后来，监察委员会组织会议批判李德，正在苏联的周恩来、 任弼时、毛泽民参加了批判会。

国际监察委员会主席弗罗林在征得中国同志 同意后，代表共产国际宣布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结论是：李德在中国工作 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已受到严肃批评和批判。并且，职务早已被撤换，现 决定免于处分。

弗罗林向会议和中国同志解释说：

“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 在于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 做出决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 不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己负责。”

弗罗林解释后， 中国同志没有表示异议。周恩来在得到弗罗林确认共产国际当时派李德来华 明确指示他只担任军事顾问并没有授权由他来领导中国革命后，表示同意共 产国际的处理决定并答应负责向中共中央传达和说明。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工农红 军的一员，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其国际主义精神还是 应予肯定的。

李德不是一点儿优点都没有，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他对参 谋业务很熟悉，教学水平也不错。他给红军学校和中高级指挥员教授军事课 程，对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有帮助。他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向真理低头的勇气。

长征中间，他就对毛泽东心服口服了，在与张国焘的斗 争中，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对他所做的好事，我们也应该记住。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