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宋初，军功集团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军功起家的武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一方面需要保持业已获得的利益和地位，另一方面则要维持家声不坠。在习惯性思维下，军功集团所选取的方式无外乎婚姻与仕宦二途，
一 五代宋初军功集团子弟入仕途径及演变
黄巢起义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在李克用、李存勖势力崛起的过程中，[5]即使是功臣子弟，也多从军由基层靠军功步步升迁，或所依之府主发达后，依附者因攀附之功而取得节度使等高位，除死事将校子孙外，荫补入仕者极少。河东蕃汉马步军都总管周德威担任幽州节度使后，其子周光辅“甫十岁，补幽州中军兵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军委之，麾下咸取决焉。及长，体貌魁伟，练于戎事。父卒，授岚州刺史，从庄宗平梁，迁检校尚书左仆射、汝州防御使，仍赐协谋定乱功臣”。[6]周光辅起家即是以“功臣子”的身份而为牙职。明宗犹子李从温在李嗣源担任节度使时“署为牙校”。[7]这种因父荫而起家牙职的事例在当时较为少见，并不构成军功集团后嗣入仕的主流，以五代著名的安氏家族为例，安审信“世父金全，天成初，为振武节度使，补为牙将。俄而兄审通为沧州节度使，用为衙内都虞候”，[8]而安金全本人的亲子安审琦、安审晖走的却是军功入仕的路径。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情形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节度使多任用子嗣出任所在节镇的牙职，二是功臣子弟以内职入仕。高怀德之父高行周“历延、潞二镇及留守洛都，节制宋、亳，皆署（怀德）以牙职”。[9]杨承信为杨光远“第三子，幼以父任，自义武军节院使领兰州刺史，历宣武、平卢二军牙校”。[10]冯继业“以父（冯晖）任补朔方军节院使，随父历邠、孟，及再领朔方，皆补牙职”。[11]节度使任用子弟为本镇牙职在唐末与五代初期即已有之，如河北藩镇多任用子弟任牙职，是为“河朔故事”。但在五代宋初的例子有所不同，延州、潞州等节镇是中央能够控制的，是“藩镇模式”下中央承认的行为。这些事例说明，军功集团任用子弟为牙职真正大量出现是在后晋时期。军功集团子弟补为内职似始于后晋，且越到后期，这一情况所占比例越大。如后晋潞州节度使王建立之子“守恩以门荫，幼为内职，迁怀、卫二州刺史，后历诸卫将军”。[12]开运初，康延泽因其父康福之故“以荫补供奉官”，[13]其弟延寿也为内职，亦当为荫补所得。[14]王廷义因其父王景故“起家供奉官，改如京副使”。[15]袁继忠之父袁进在后周为阶州防御使，他“以父任补右班殿直”，低于康延泽的起家官。对于刺史一级，子弟获得的荫补官职则更低。侯赟“父义，汉辽州刺史。赟以荫补殿前承旨”。[16]由此可知，在五代后期，军功集团人员荫补子孙为内职已经形成制度上的等级差别，即节度使可荫其子为供奉官，而防御使、团练使子弟则限于殿直，刺史子弟更是低至殿前承旨。节度使甚至可补其孙辈为牙职，常延信“祖思，仕周历昭义、归德、平卢三镇节度，延信皆补牙职，领和州刺史”。[17]五代末期至宋初的节度使药元福共有五子，“长曰重遇，殿前散指挥使；次令珂，威州衙内指挥使；次可钧，殿直；次可勋，西头供奉官；次可琼，曹州衙内都指挥使”[18]，长子任职在禁军，次子、五子任牙职是因为药元福曾任威州刺史与曹州节度使，[19]第三子、第四子所任则为内职。药元福之子的仕履颇能说明五代中后期节度使〔等，原文无，今补〕子弟的任职情况。赵冬梅指出：“至五代，中央改变政策，吸收藩镇和禁军将校的子弟担任低级内职，以皇帝家臣的亲密荣宠来吸引统兵者的子弟，笼络其父祖。”[20]军功集团人员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愿意将子弟送至中央任职，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子弟的父祖也希望借此为其谋求好的入仕途径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内职服务于殿廷之侧，距离权力核心极近，有较大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同时，死事将校子孙亦可补官。宋廷浩战死时其子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补殿直，迁供奉官”。[21]田钦祚父田令方被帐下伶人靖边庭所害，“朝廷录钦祚为殿直，改供奉官”。[22]至宋初，死事臣僚子弟荫补为内职的做法仍在延续。平定荆湘后的乾德元年秋七月“甲寅（初四），以湖湘殁王事靳彦朗男承勋等三十人补殿直”。[23]对于功臣子弟的授官，宋初亦沿五代之规。禁军将领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马全义死后，其子知节“年七岁，太祖召见禁中，有司言例当补殿直，诏特授西头供奉官”。[24]上文论及节度使子弟方可补供奉官，可见“有司”所执当为五代末至宋初时的成例。白守素“父廷训，宋初为龙捷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守素以荫补东班承旨”。[25]补官亦同于五代。李谦溥二子，李允则“以父任为济州牙内指挥使。谦溥卒，任左班殿直”，[26]允正则“以荫补供奉官”，[27]代表了宋初功臣子弟入仕的两种途径。对于宋朝建立后的军功新贵来说，其子弟的出仕途径亦并未有太多变化。如开国功臣石守信之子石保兴“建隆初，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明年，迁尚食副使”。石保吉“初以荫补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其孙石元孙也“以守信荫为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累迁如京副使”。[28]另一开国元勋王审琦“镇兖海、寿春”（“海”字后原误标逗号，今删去），皆署其子王承衍“以牙职。开宝初，补内殿供奉官都知”，[29]其余各子所任也为内职。[30]其他将领如高怀德、韩重赟、张令铎之子亦皆如此。[31]慕容延钊子慕容德丰“八岁，补山南东道衙内指挥使。延钊卒，授如京使”。[32]符彦卿子昭愿“周广顺中，以荫补天雄军牙职，俄领兴州刺史。开宝中，改领恩州。彦卿养疾居洛，入补供奉官”。[33]由此亦可见当时该制度的运行。二 五代宋初军功集团子弟官职迁转分析
五代时，担任牙职或内职者，从表面上看一是依靠其父祖势力，一是依附于皇权，但本质上皆属前者。入仕之后，升迁成为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五代宋初武臣面临的升迁途径大概有内职、军职、刺史等地方武职这三条，同时也可在三者之间迁转。
内职中，荫补殿前承旨者，可升为殿直，殿直可升为供奉官，供奉官可迁为诸司副使，这是该序列最基本的升迁途径。[34]对于被授予内职后缺乏各种关系的武人子弟来说，虽仅有三、四级，升迁却极为艰难。翟守素自“天福初以荫入仕，补左班殿直，转供奉官。自晋至汉，时乱位卑，祗役不暇，故勤虽至，而功未立矣”，[35]正是这一状态的写照。以康延泽为例，他在“晋天福中，起家补东头供奉官，历汉逮周，垂二十载，艰难险阻，靡不备尝，以功转染院副使”。[36]此功劳的获得还在于“周广顺二年，永兴李洪信入觐，遣延泽往巡检”，[37]之后至陈桥兵变再无这样的记录。这正是内职最为常见的职责[38]，朝廷有事时临时任命出使，事过即回到中央，而其升迁则依据功劳大小及年资而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前者。与康延泽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田仁朗，其父田武在后晋仕为昭义军节度使，他也因此被授予西头供奉官，此后一直未能升迁。宋朝建立后“从讨李重进，攻城有功”，仍未获得迁转，他曾与“右神武统军陈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运”，仍为临时差遣。伐蜀战争部署中“为凤州路壕砦都监。伐木除道，大军以济，录功迁染院副使”，开宝二年宋太祖亲征太原后 “迁内染院使，数日改左藏库使”，不久即被诬陷而罢职，“开宝六年，起为榷易使”后继续沉浮于宦海。[39]宋太祖一朝，袁继忠先后参与平定李筠与亲征北汉的战争，但都未得迁官，“乾德中征蜀，隶大将刘廷让麾下。既克蜀，知云安军，历嘉、蜀二州监军”，获得了较为长期的差遣。“开宝中伐广南，为先锋壕砦。广南平，以功迁供奉官，护隰州白壁关屯兵”，先后多次进入北汉境内，俘获甚众，之后改任天平军巡检。[40]袁继忠数次承担平叛、统一与边防事务，立有相当之军功，其官职之改变，武阶只获得一次迁转，差遣由临时转化为长期。虽然这显示了制度的灵活性，似乎每次都能获得职务调整，但多为平级的调动，并无太大的实质性转官。在宋太祖朝的统一战争中，正是由数百如康延泽、田仁朗、袁继忠这样的内职担任信息传递、道路修整、军事监督乃至统军作战的职责。在和平时期，这批军功集团的后人则承担河道的疏通修复、统兵地方或担任地方州军长官等。他们为赵宋王朝的统一和稳定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然而在选举运作中却困顿于低级武官的行列，长期得不到升迁。
承父任被补为牙职者，多转官为内职。如上述常延信在祖父常思卒后亦“入为六宅使，领郡如故”。[41]侯延广为“将家子”，其父仁矩“历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补牙职……仁矩卒，补西头供奉官。从党进讨太原”。[42]之后的迁转，与直接任内职者并无不同。节度使去世后其子弟因朝中无人，得不到赏识，只能偶尔得到一些军事类如巡检、都监与水利类如治河这样短时间的差遣，完成相关指派后能否获得升迁还在于人事上的因素，似乎并无固定的制度可循。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二月时，才因“三班多贵族子弟，豪纵徼幸，未立程准，而奉使者多诉劳逸不均”，故设置三班院“总其名籍，差定其职任，考其殿最焉”。[43]出任内职，实际上是皇权将军功集团子弟的仕宦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人有生老病死，父祖的影响并不能长期存在，一旦缺失荫蔽，内职迁转被控制的一面立即就会体现出来。这样的政治格局至晚从后晋一朝就已开始，且被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这项政策的有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极大地限制了军功集团后人的仕途升迁，防止其快速上升造成这一集团的自我更新。从五代后期起，如符存审符彦卿、安金全安审琦这样父子两代皆为节度使的家族不再出现，不能不说是这种运作模式作用的结果。父祖辈的初衷，在于将子弟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依附于皇权，以获取有利的政治资本，其结果，却与其初始愿望截然相背，反而限制了子弟的发展，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如高怀德那样拥有显赫家世、仕途未见挫折者，当属凤毛麟角，多数军功集团人员后代即老死于宦海之中，终身徘徊于低级职位，这不能不说是五代军功集团衰落的一项重要因素。
高怀德与马令琮的履历在靠父辈领节镇从而担任该镇牙职的武人中也颇具代表性。高怀德被称为“将家子”，在任牙校时已因功领刺史，直至高行周去世后，高怀德的仕途才发生转折，他被召为“东西班都指挥使、领吉州刺史”，转为禁军军职。此后他先后参与高平之战、征服淮南与收复关南，获得了显著的军功，其军职也由军都指挥使升至厢都指挥使，并在周恭帝即位后建节宁江军节度使，拜侍卫马军都指挥使[44]。他能取得这样的高位，关键在于其从节镇牙职转换为禁军军职这一步。
马令琮的仕履稍有不同，他也因为父亲马全节担任节度使而为牙校，“累授彰德牙内都指挥使、检校尚书左仆射，领勤州刺史”，在其父死后，他被任命为隰州刺史，并一直担任地方官，直至显德二年（955）入为“虎捷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六年，兼领建州刺史”。[45]他所担任的牙内指挥使、刺史等均为地方武职，实际也是由地方武职转为军职。虽然他在后晋时曾跟随父亲征战取得军功，并“由是知名”，但此后并未获得军功，且马全节在开运二年（945）已经去世，故而其仕途仍属艰涩。
安守忠的例子代表着另一条迁转路径。他的父祖皆为五代时期著名的节度使，父亲安审琦更是做到守太师的高位，[46]后晋时，安守忠便因父任为襄州“牙内指挥使，领绣州刺史”，但在后周显德四年，又改为鞍辔库使，并曾承担往来宣谕的使命，此后不久，又改为实任的卫州刺史。[47]数十年间，他多往回于出任内职与实任刺史之间，官职变换频繁，却又不出地方武职与内职两途，且始终徘徊于刺史级别的职位，终未做到节度使，军功世家未得到延续。总之，五代时以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为代表的军功集团的子弟多因父祖勋劳而获得起家官职，这一官职多为州镇内的牙职或朝廷中的内职。其中任牙职者升迁途径有二：一是转为内职；二是转为军职，最终与荫补获得内职者进入同一仕宦途径。转为军职者，或在禁军内部升迁，或被出为刺史等地方武官。
三 宋初三朝对于功臣子弟的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对于勋臣子弟是较为重视的，如石保兴“本名保正，太祖取兴宗之义改之”，希望其家族持续兴盛，为此，他“尝召功臣子弟询以时事，保兴年最少，应对明白，太祖奇之，拜如京使”。开宝间，保兴又加领顺州刺史。[48]太祖一朝，这批内职起家并在本序列中迁转的功臣子弟官职升迁较快，但令人费解的是，从确切记载看，却很少见到其领有任何实际职事。如京使慕容德丰“开宝中，从征太原，领御砦南面巡检。又为扬州都监。征南唐，为洞子都监。城既下，命为昇州都监，市廛安静。泽国富饶，使者多裒聚金帛，德丰独以廉洁闻。俄领蔚州刺史”。[49]这竟为仅见的领有差遣的数例记载之一，而此时距其父慕容延钊去世的乾德元年（963）已数年之久。[50]由此可知，宋太祖对于军功集团子弟的政策似为授予较高官衔却不愿（原衍“令”字，今删去）其承担重要的实际职务，尤其是在他们的父祖辈在世之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赵匡胤的实际意图为限制军功集团的延续，一方面给予其子弟较快的升迁，另一方面却不任用其承担实际职务。宋太宗即位后，这一政策发生了一定转变，太祖一朝军功集团子弟纷纷被派遣（原衍一逗号，今删去）担任各种职务。如灭北汉时，石保兴“为御砦四面都巡检。太平兴国八年，出为高阳关监军。守信卒，起复，领本州团练使。雍熙初，契丹扰边，与戴兴、杨守一并为澶州前军驻泊”，[51]此后不间断出任地方统兵武官或知州军事（原衍一逗号，今删去）直至病卒。尽管他能征善战，但其最高官职仅为防御使，未达节度使之高位。王承衎“太平兴国中，出监徐州军，又为西京水南巡检使，改如京使。表求治郡自效，命知潭州，迁六宅使、领昭州刺史，俄知澶州，加庄宅使”。[52]之后其出任知延州等，多次获得治理地方的机会，官至左武卫大将军领刺史，只是一名中层官僚。限制军功集团子弟发展的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在功臣子弟中，主婿的政治地位前后也存在着变化。太祖朝，先后将昭庆、延庆、永庆三位公主下嫁于王承衍与石保吉、魏咸信，时间分别为开宝三年（970）、五年。[53]三人尚公主后，所授官职分别为诸卫将军、驸马都尉，随即领有诸州刺史。[54]其中王承衍于开宝末改领防御使，太宗即位后不久即授观察使，太平兴国“七年，授彰国军节度”。[55]石保吉升迁稍微缓慢，于太平兴国初迁防御使，“七年，改朔州观察使。守信卒，起复，为威塞军节度”。[56]同为石守信之子，未尚公主的石保兴在其父死后起复，授官仅为顺州团练使，[57]石保吉官职虽高出许多，但却一直未有差遣，王承衍亦同。雍熙北伐失败后，主婿地位开始凸显。史载是年冬，“契丹扰边，王师出讨，悉命诸主婿镇要地：王承衍知大名，石保吉知河阳，咸信知澶州”。[58]此前，宋廷的政策为尊崇其地位而不予实际职务；此后直至真宗朝，三人先后担任知州府、都部署之职，在河北边防与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石保吉官至使相，其子“贻孙，任崇仪使、带御器械，坐事免官。孝孙，西京左藏库使”，[59]当是因父辈荫补而授官，却并未因家族地位而至显宦。王承衍子世隆“以公主子为如京副使，历洛苑、六宅二使、领平州刺史”，[60]仕宦也不突出，王审琦家族的政治地位有所衰落。宋初军功集团子弟若非卷入政治风波如皇位之争[61]等，皆能获得较为优越的官职，却不能取得如其父辈那样的高位。上述仅为石守信等功臣后代中存有传记者，对于其余诸子而言，则更显没落。王审琦共有九子，分别为“承衍、承衎、承德、承祐、承俊、承偓、承僎、承仅、承休。承德西上閤门使、会州刺史，承祐至如京使，承俊、承僎至内殿崇班，承偓至閤门祗候，承仅至左神武将军致仕，承休至内殿承制”。[62]其中仕履较显者仅为前二人，其他七子官职较低。至第三代，虽也能因父祖官职获得荫补，但仅能累迁至诸司使副、内殿承制等职位，家族的显赫地位宣告终结。但并非所有家族均无法维持家族的兴盛，真定曹氏一族在北宋无疑成功地维持了门第[63]。太宗时，曹彬长子曹璨“以荫补供奉官”，[64]三子曹玮“少以荫为天平、武宁二军牙内都虞候”，[65]幼子曹琮“及彬领镇海军节度使，补衙内都指挥使。彬卒，特迁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66]沿袭的仍是五代以来的入官途径。曹玮在其父仍在世时,即改官为“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67]随后升为东头供奉官，李继迁叛后宋廷数次征讨无果，遂听从曹彬建议命玮为同知渭州，[68]其时赵光义“欲除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为公固让”，[69]最终以本官赴任。以常理度之，这时朝廷并非无人可以派遣，何至于委派一名十九岁的少年出掌边州，且曹玮之前并无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才能，也并未如其兄曹璨般常从曹彬“征讨，得与计议”，[70]此举不得不说是出于其父的私心，以为他谋得一项重要的差遣。联系到曹彬病重时真宗“问以后事，对曰：‘臣无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内举，皆堪为将。’上问其优劣，对曰：‘璨不如玮。’”[71]更可印证以上的观点。五代宋初功臣子弟初次获得差遣者，所承担的多为短期出使、传递军情、充任监军等职务，曹玮首次即得州府次官，这样的情形是极为少见的，使他的仕途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但这样的家族实为少见，多数军功集团的家世无疑是急剧衰落了。对此，南宋人洪遵指出：“太祖皇帝之世，所与开国创业及南征西伐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审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钊之徒，其子若孙不过诸司使，惟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王承衍、石保吉以联姻帝室，皆为节度使，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72]洪氏之言，较为准确地点明了潘美、慕容延钊等人子孙的任官情况，并将其作为“祖宗之法”中对待将家子孙的政策而提出，意图将“将种”排除出“清穆敞闲之地”。实际上，之所以出现他所描述的状况，在宋初并非为区隔文武，而是为抑制军功集团的延续，且其时段并不限于太祖一朝。此时的军功集团对于保持家族兴盛与家世延续有着清醒的认识，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对子弟抱有殷切的期望，在其取得成绩后通常感到由衷的欣慰。李继隆罢兵柄后，“手录唐李勣遗戒授（其弟）继和，曰：‘吾门不坠者在尔矣。’”[73]希望其维持家门的地位。王德用在至道年间五路征伐李继迁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了较高的将帅之才，其父王超“抚其背曰：‘王氏有子矣。’”[74]可见期望之殷切。侯仁矩任雄州刺史时其子延广为牙职，一日“方饮宴，虏数十骑白昼入州城，居民惊扰。延广引亲信数骑驰出衙门，射杀其酋长一人，斩首数级，悉禽其余党。延广持首级以献，仁矩喜，拊其背曰：‘兴吾门者必汝也。’”[75]更是直接点明了作为将门之子的责任与希望。但事与愿违，除个别人外，多数功臣集团子弟并未能成功维护家族的地位。结语
综上所述，五代时期军功集团对于保持家族的兴盛有着巨大的自觉和压力，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努力的方式无外乎为子孙谋求良好的出仕途径而令其出任牙职或内职。出任内职者多被限制在狭窄的使臣、诸司使副这一职官序列中，升迁极为缓慢。最终转为军职或地方州郡长官者，多数仕途发展也并不如其所愿。宋初统治核心继承并发展了五代对军功集团的限制政策，新朝军功勋贵家族迅速衰落。其中取得成功者实属凤毛麟角，其原因则在于父祖受重用与皇权支持。
注释
[1] 关于婚、宦对于维持家族兴盛的意义，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6页。对宋代世家大族发展中这两项因素所起作用的个案研究，见柳立言《北宋吴越钱家婚宦论述》，《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152页。
[2] 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 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关于军功集团联姻方面的研究，参见刘冲《五代宋初军政职官制度与人事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6年，第84~90页。
[5] 因后梁存在时间甚短，多数官员未延续至第二代即被纳入新政权的政治秩序中，故而朱梁政权军功集团后代的仕宦途径对后世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之相关史料的损毁，故本节的分析对象为后唐及其之后的相关人员。
[6] 《旧五代史》卷91《周光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207页。
[7] 《旧五代史》卷88《李从温传》，第1156页。
[8] 《旧五代史》卷123《安审信传》，第1617页。
[9] 《宋史》卷250《高怀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821页。
[10] 《宋史》卷252《杨承信传》，第8857页。
[11] 《宋史》卷253《冯继业传》，第8868页。
[12] 《旧五代史》卷125《王守恩传》，第1640页。
[13] 《宋史》卷255《康延泽传》，第8926页。
[14] 《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第1201页。
[15] 《宋史》卷252《王景传附王廷义传》，第8847页。
[16] 《宋史》卷274《侯赟传》，第9360页。
[17] 《宋史》卷309《常延信传》，第10154页。
[18] 《药元福墓志铭》，录文见仇鹿鸣《药元福墓志考——兼论药氏的源流与沙陀化》，《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3期。
[19] 《药元福墓志考——兼论药氏的源流与沙陀化》，《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3期。
[20]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98页。
[21] 《宋史》卷255《宋偓传》，第8905页。
[22] 《宋史》卷274《田钦祚传》，第9359页。
[23] 《宋史》卷1《太祖纪一》，第14页。
[24]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83《检校太尉赠侍中正惠马公神道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892页。
[25] 《宋史》卷280《白守素传》，第9506页。
[26] 王称：《东都事略》卷29《李允则传》，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丛刊影印宋绍熙眉山程舍人刊本，1991，第477页；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6《李允则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476页。
[27] 《宋史》卷273《李允正传》，第9339页。
[28]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附石元孙传》，第8811、8812、8814页。
[29]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第8817页。
[30]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第8817页。
[31] 见《宋史》卷250各传，第8823、8824、8825、8827页。
[32] 《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附慕容德丰传》，第8835页。
[33] 《宋史》卷251《符彦卿传附符昭愿传》，第8841页。
[34] 关于此系列官职的升迁途径，见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第122页。
[35] 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29《故商州团练使翟公墓志铭》，《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绍兴十七年黄州刻递修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叶1。
[36] 王禹偁：《小畜集》卷28《前普州刺史康公预撰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6页。
[37] 《宋史》卷255《康延泽传》，第8926页。
[38] 参见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97页。
[39] 《宋史》卷275《田仁朗传》，第9379页。
[40] 《宋史》卷259《袁继忠传》，第9368~9369页。
[41] 《宋史》卷309《常延信传》，第10154页。
[42] 《宋史》卷254《侯益传附侯延广传》，第8883~8884页。
[4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2，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490页。
[44] 《宋史》卷250《高怀德传》，第8821~8822页。
[45] 《宋史》卷271《马令琮传》，第9283页。
[46] 《旧五代史》卷123《安审琦传》，第1615页。
[47] 《宋史》卷275《安守忠传》，第9369页。
[48]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附石保兴传》，第8811页。
[49] 《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附慕容德丰传》，第8835页。
[50] 《长编》卷4，乾德元年闰十二月乙卯，第112页。
[51]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附石保兴传》，第8811页。
[52]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附王承衎传》，第8818页。
[53] 《宋史》卷248《公主传》，第8772页。
[54] 《宋史》卷250《石保吉传》《王承衍传》，第8812、8817页。
[55] 《宋史》卷250《王承衍传》，第8817页。
[56] 《宋史》卷255《石保吉传》，第8812页。
[57] 《宋史》卷250《石保兴传》，第8811页。
[58] 《宋史》卷249《魏仁浦传附魏咸信传》，第8805页。
[59] 《宋史》卷250《石保兴传》，第8814页。
[60] 《宋史》卷250《王承衍传》，第8818页。
[61] 如韩重赟之子韩崇业因娶赵廷美女遭牵连而致仕途不畅，《宋史》卷250《韩重赟传附韩崇业传》，第8825~8826页。
[62]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第8817页。
[63] 关于曹氏家族的发展，参见王善军《武功显赫的外戚——真定曹氏家族》，《宋代世家个案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第211~244页。
[64] 《宋史》卷258《曹彬传附曹璨传》，第8983页。
[65] 王安石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临川先生文集》卷90《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928页。
[66] 《宋史》卷258《曹彬传附曹琮传》，第8989页。
[67] 《宋史》卷258《曹彬传附曹玮传》，第8984页。
[68] 此据《宋史》卷258《曹彬传附曹玮传》，第8984页。王安石在《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中记作“知渭州”，似不确，今不取，见《临川先生文集》卷90，第928页。
[69] 《临川先生文集》卷90《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第928页。
[70] 《宋史》卷258《曹彬传附曹璨传》，第8983页。
[71] 《宋史》卷258《曹彬传》，第8992页。
[7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癸巳，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3519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3册，第590页。
[73] 《宋史》卷257《李继和传》，第8969页。
[74] 《宋史》卷278《王德用传》，第9467页。
[75] 《宋史》卷254《侯益传附侯延广传》，第8883~8884页。
本文原载陈峰主编《中国古代军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转载自周必大研究会。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