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此同时，关税措施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日渐显现。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环比萎缩0.2%，与前一季度2.4%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消费支出仅增长1.2%，创下近两年来最低水平。企业利润则下降2.9%，为自20
自特朗普政府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计划以来，其想实现何种战略目标？这一政策工具是否有效？引发全球持续关注。
202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出席记者会。新华社记者 胡友松 摄
与此同时，关税措施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日渐显现。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环比萎缩0.2%，与前一季度2.4%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消费支出仅增长1.2%，创下近两年来最低水平。企业利润则下降2.9%，为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些数据无疑有力反驳了特朗普团队此前所坚持的“消费者信心下滑无关紧要，真正评判应以实体经济数据为准”的乐观论调。
更关键的是，随着关税政策的全面实施，其对美国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多方面的影响正日益加深。在当今全球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远非单边主义手段所能轻易撼动。关税可能不仅无法实现政策制定者所设想的“战略回报”，反而将迫使其不得不正视由此带来的内外部代价。
文｜柯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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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美国贸易逆差？
特朗普在重返白宫后多次宣称，美国“高达1.2万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逆差及其潜在影响”足以构成《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规定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征收10%的“基准关税”、以及对约60个国家加征更高“对等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历史经验来看，关税措施不仅难以逆转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反而可能在结构上加剧逆差的形成机制。
首先，从全球金融体系结构出发，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其资本账户的长期顺差。
这是2019年7月31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美元纸币。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元资产对国际资本具有天然吸引力，导致大量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用于购买国债、房地产及高收益金融工具。这一资本流入机制在国际收支恒等式下，必然对应为美国对外的经常账户逆差，即贸易赤字。这种“资本顺差—经常账户逆差”的结构并非短期失衡，而是维持美元霸权与全球流动性供应的制度性代价。除非美国放弃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主动重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否则其贸易逆差在逻辑上具有持续性，且并非通过关税所能纠正。
其次，从国内经济结构出发，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根植于长期的“低储蓄—高消费—高投资”格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数据显示，美国居民储蓄率已从1960–1980年代普遍高于10%的水平，下降至疫情后平均低于5%的水平。与此同时，联邦财政持续赤字进一步拉低了全国储蓄水平，而私人部门投资并未明显下降，导致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缺口。这种结构性不匹配要求美国从全球获取资本流入，并以贸易逆差的形式“支付”外部融资成本。在此背景下，关税不仅无法解决储蓄不足问题，反而可能因抬高进口价格、压缩消费者福利而进一步削弱美国国内储蓄意愿。
再次，从贸易转移效应角度看，关税未能有效减少总体逆差。
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即对中国商品加征大规模惩罚性关税，拜登政府亦在多个关键品类延续甚至加码这一政策。但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并未因中美贸易降温而有所收窄。相反，自中国进口下降的同时，美国自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等“替代国”的进口激增，形成典型的“逆差迁移”效应。这种现象切实反映了在全球产业链深度嵌套的现实条件下，关税不过是改变贸易路径，而无法根本改变进口依赖和总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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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
在特朗普看来，全球贸易体系受到操控，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制造业衰退和工作岗位外流的根本原因。2024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在党纲中承诺，将通过实施“再平衡贸易”政策，将关键供应链带回美国，恢复美国作为“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的地位。
为此，特朗普政府除实施“对等关税”计划外，还多次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全球钢铁、铝材、汽车及其零部件加征25%关税，并相继启动对关键矿产、医药产品、半导体、铜、木材、商用飞机等所谓“战略性行业”的232调查。
面对外界对于关税扰乱供应链、推高生产成本与通胀压力的批评，特朗普坚持“关税即回流动力”的政策逻辑，主张高额关税将迫使企业调整布局、将生产环节迁回美国，从而带动国内就业与制造业复兴。然而，这一逻辑在全球制造业深度嵌入跨国价值链、企业布局高度分散化的背景下，面临诸多挑战。
其一，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复兴受到诸多结构性约束制约。
当前，美国在土地成本、熟练劳动力供给、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物流运输能力及政策预期稳定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即便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及拜登政府期间，通过实施加征关税、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一系列产业扶持措施，美国制造业整体复苏依然乏力。
2025年3月28日，顾客在美国纽约市一家服装店选购服装。新华社发（郭克 摄）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截至2024年7月，美国制造业就业较2019年1月仅增长1%，而同期非农就业增长5.8%；2019年第一季度至2024年第一季度，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下降5.2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下降2.0个百分点，而整体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则上升12.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显示，关税与补贴政策尚未能有效扭转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趋势。
其二，美国制造业的长期收缩也源于技术进步和消费结构演变，而非关税政策可逆转。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2022年至2032年间，美制造业就业岗位将净减少约11.3万个。即便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高增长领域能够创造部分新增岗位，也难以抵消传统行业，如汽车零部件、印刷、家具制造等持续流失所导致的整体萎缩。
其三也是更关键的，单纯依赖关税保护难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反而可能加剧出口型制造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与外部市场丧失的风险。
高关税导致原材料和中间品成本上升，不仅削弱下游产业利润空间，也抬高出口产品价格，影响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据美国税务基金会数据显示，2018–2019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导致美国GDP下降0.2%、净减少14.2万个就业岗位。这表明，关税手段非但未能达成其政策初衷，反而暴露出其与全球价值链逻辑和国内结构性问题之间的深层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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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弥补美国庞大财政缺口吗？
特朗普正大力推动国会延长其2017年减税政策。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10年成本约为4.6万亿美元。对此，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表示，关税完全能支付这些费用，并称特朗普希望恢复依赖关税而非所得税的时代，为政府开支提供资金。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港口的货运集装箱和起重机。新华社发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福克斯新闻网站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反驳了传统经济学排斥关税作为经济和外交工具的立场，指出战略性地使用关税不仅能增加财政收入，还能刺激国内生产，保护战略性产业，减少对竞争对手的依赖，不少共和党议员和政府成员希望通过关税收入来缓解特朗普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压力。
然而，期望通过关税收入填补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从数量上和结构上均难以为继，存在明显政策误区。
首先，从历史演变与现实财政结构看，关税在美国联邦收入体系中已由核心地位转为边缘性来源。
虽然在19世纪关税曾一度占据联邦收入的90%，但自1862年国内税收体系建立、1913年联邦所得税确立以来，其比重持续下降。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数据，过去70年中，关税收入占联邦总财政收入的比例从未超过2%。即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对约3800亿美元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累计征收约800亿美元（按2018年贸易额计算），关税对财政的贡献依然有限。据美国税务基金会测算，2025年联邦新增关税收入预计为1666亿美元，占GDP比重仅约0.55%，相较于每年超过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无异于杯水车薪。
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大幅提高关税税率与适用范围，截至今年5月底的关税收入已突破920亿美元，在联邦总收入中的占比接近4%。但这一比重与所得税、薪资税等主力税种相比仍差距甚远。例如，仅2025年4月，美国所得税收入就高达8500亿美元，远超同期关税总额。因此，将关税作为主要财政来源，不仅在总量上难以支撑，在财政结构中也缺乏制度基础。
其次，从宏观经济效应看，关税虽表面提升财政收入，但也提高了进口商品成本，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压缩家庭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费支出。同时，中间品与原材料成本增加，也削弱了制造企业利润空间与投资意愿，进而影响整体税基扩展，降低综合财政收入。
贝森特主张通过减税、去监管等刺激措施来“以增促收”，声称十年内通过经济增长可带来约2万亿美元新增收入，联邦支出改革节省1万亿美元，处方药价格控制再节省1万亿美元，从而可弥合4万亿美元的减税缺口。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此举效果并不乐观。例如，里根时期类似的“以减促收”政策并未实现财政盈余，反而导致赤字大幅上升。
在当前国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刚性支出高企、结构性调整空间极为有限的背景下，任何收入端的微增都难以改变财政基本面持续恶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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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有多严重？
本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极端化，已在经济、政治与制度层面引发系统性冲击。
首先，是从经济层面推升通胀压力，削弱美国债市稳定与经济动能。
当前，美国通胀形势仍具明显粘性。据彭博社报道，经济学家预计，受关税影响，2025年底美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将达到3.2%，核心PCE通胀率将升至3.3%。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讲话时指出，关税幅度远超市场预期，已显著推升通胀预期，可能引发一次性价格跃升，并带来更持久的通胀压力与经济放缓风险。美联储理事沃勒警告称，在“高关税”情景下，美国经济增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显著下滑，并可能延续至2026年。同期，失业率预计将由2025年3月的4.2%持续攀升，并在2026年接近5%，对经济产出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或更为持久。
这是2022年1月18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外拍摄的华尔街路牌。新华社发（郭克 摄）
摩根大通在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计划宣布后，将美国2025年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由此前的40%一度上调至60%，强调持续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移民流入规模的下降，将导致供应端成本持续上升，从而在中长期削弱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
重要的是，5月底，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美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萎缩0.2%，已经初步印证了经济放缓风险正在逼近。
此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外国央行和政府机构已连续数月减持一年期以上的长期美债，转而增持短期国库券，反映出其对美国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再融资压力，2025年全年将有约9.2万亿美元国债到期，仅上半年就需完成6.5万亿美元的再融资操作。但在关税等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背景下，大型机构投资者普遍持续低配长期美债。
这一信号已在市场层面有所体现。2025年6月初，30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的关键心理关口，10年期收益率维持在4.4%以上，逼近2007年金融危机前高点。5年期与30年期的美债利差持续扩大，反映出市场对远期财政前景的定价出现结构性扭曲。
其次，关税政策的极端化激发美国内广泛的反对，加剧了关税合法性压力。
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迅速改善物价水平，但关税政策反而推高通胀预期，加剧经济不确定性，导致民众信任度快速下滑。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政府的整体支持率已降至历史低位，超过半数选民对其执政表现表示不满，多数人认为其“滥用总统权力”。即便在经济领域，对其的认可度也显著下滑。
跨国企业普遍对关税政策感到焦虑。Signal AI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多数美知名品牌在全球的好感度显著下滑。为应对潜在抵制潮，跨国公司被迫调整品牌传播与市场策略。同时，高关税推升供应链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打击消费需求，导致企业中长期投资布局受阻。
科技股尤其承压，纳斯达克指数创下三年来最差季度表现。特斯拉、微软、亚马逊、苹果、英伟达等巨头普遍面临营收、利润和战略布局的高度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传统零售业与农业板块同样反弹强烈。家得宝、劳氏、塔吉特、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已向特朗普政府表达过担忧，称美国即将出现货物短缺与物价上涨，物流、零售等行业或将经历大量裁员。
而据美农业部预计，2025财年，美国农业贸易逆差将扩大至创纪录的490亿美元。农产品价格下跌与出口市场丧失的叠加效应，势必加剧中西部农业州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不满，动摇其支持基础。
在通胀预期攀升与经济支持率下滑的双重压力下，特朗普政府维持高关税和贸易摩擦的政策路径，势必加大其国内政治压力，压缩政策调整空间。
再次，宪政层面引发国会与司法制衡反击，对总统关税权力扩张形成牵制。
虽然共和党控制国会，但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引发的广泛市场动荡与经济放缓风险，正促使部分共和党议员重新考虑对总统关税权限的无条件支持。针对特朗普以国家紧急权力为由大规模加征关税、绕过国会正常审议程序的做法，国会内部已有不少呼声要求重新审视并收紧相关立法授权，恢复关税政策的国会监督权。一些议员呼吁通过立法明确限制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税收措施的范围与程序，防止行政权力对立法权的侵蚀。
截至2025年5月底，已有10余起针对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关税的诉讼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及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涵盖小企业联盟、跨国公司、民间组织及州政府等广泛主体。其中，太平洋法律基金会、自由司法中心等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团体也加入了起诉行列，显然特朗普关税政策在传统盟友内部已引发裂痕。
更令人关注的是，5月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援引了拜登时代判例和重大问题原则，裁定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超出国会赋予的权限。该法院强调涉及广泛政治和经济影响的重大政策，若无明确立法授权，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做出决定。这一判决对“对等关税”政策的法理基础构成根本性冲击。
整体来看，特朗普2.0关税战略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正遭遇来自经济、政治、宪政三重维度的系统性掣肘。经济规律的深层矛盾、国内外利益群体的广泛反弹、宪政体系的制度性制衡，正在同步削弱关税政策的可持续性与有效性。若上述矛盾持续积累并加剧，不仅将严重冲击美国自身的经济基本面与政治稳定，也势必使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重塑国际经贸格局与巩固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难以如愿，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陷入“内外受压、进退失据”的困境。
来源：金钱猎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