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比中国强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体系完备、门类齐全，而金融领域却长期在旧体制中徘徊不前。历经40年改革，金融领域创新不足，股市依旧脆弱。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探寻引领中国走出困境的关键路径成为当务之急。尊重资本、振兴股市应被视为重中之重，堪称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的一剂良方。
中国经济发展需纲举目张，而股市恰是这一关键之 “纲”。当下，稳定市场信心至关重要，民众对党中央、国务院应怀有坚定信任感。
对比中国强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体系完备、门类齐全，而金融领域却长期在旧体制中徘徊不前。历经40年改革，金融领域创新不足，股市依旧脆弱。
如今，我们不仅要持续推动制造业发展，更要促使金融业与我国大国地位相匹配。必须转变观念，金融并非仅仅服务于实体经济，其在提升人们财产性收入方面亦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国际分工中，强大的金融实力能够助力我国占据有利地位，推动国民财富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下行之际，股市理应挺身而出。
自十六大起，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逐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劳动者收入构成不应局限于劳动性收入。随着居民房产等财产的积累，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振兴金融，核心在于重塑市场信心与信任。金融振兴既能增加居民收入，又能有效拉动消费。
例如，当股市涨至3600点时，民众消费热情高涨，带动了旅游等服务业的繁荣，充分彰显了股市对消费的强大拉动作用。而贸易与投资紧密相连，世界首个金融中心荷兰阿姆斯特丹，正是在货物贸易结算过程中，逐步催生了银行票据与股票交易所。
在国际贸易中，资本市场与期货手段应用广泛，二者相辅相成。汇率、利率问题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中国若想突破困境，必须尊重资本、振兴股市，赋予民营企业家应有地位，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深度融合，这正如《道德经》中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所揭示的虚拟与实体的辩证关系。
股票上市后的价值增长，数字经济、资本市场与虚拟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当前股市发展面临重重阻碍，难以持续上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关键因素。
首当其冲的是资金问题。资金是股市运行的 “血液”，资金的充裕程度直接影响股市的活跃度与上涨动力。然而，当前股市在资金供给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无论是机构资金的入场意愿，还是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投入规模，都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导致股市资金相对匮乏。
其次是制度漏洞。股市制度如同游戏规则，规则的完善与否决定了市场能否公平、有序运行。目前，我国股市在上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违规处罚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少漏洞。
诸如欺诈上市、财务造假、操纵市场、违规减持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市场生态，侵蚀了投资者信心。例如，部分企业通过欺诈手段上市，上市后业绩迅速变脸，投资者血本无归；一些大股东无视规则，随意减持套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再者，宏观经济面的状况是股市发展的根本支撑。宏观经济向好，企业盈利预期增加，投资者信心增强，股市往往水涨船高；反之，若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经营困难，股市也将受到拖累。
尽管本文暂不深入探讨宏观经济面问题，但不可否认，其对股市的影响深远且关键。对于外贸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言，提振信心迫在眉睫，只有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力量，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面对股市困境，各方已积极行动起来。9月24日，金融三巨头发声，明确指出当前关键在于解决信心和信任问题，同时强调要继续堵塞资本市场漏洞。
在制度完善方面，法律层面的相关部门，如高法、高检与证监会，应协同合作，召开会议着力解决欺诈上市、财务造假、操纵市场、违规减持等顽疾。
当前，高层领导已充分认识到股市的重要性，股市的繁荣在长期来看是见效快、收效好的战略举措。今年若政策精准到位，股市有望达到4000点。
近期股市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应加速填补漏洞。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基层发现的漏洞未能及时反馈至高层，而中间层由于种种原因，在提出堵漏思路时存在顾虑，导致漏洞填补效率不高。
从合理估值角度来看，4000点对应的市盈率为30倍，与美国当前水平相当。我国证券市场市值与GDP比值仅为0.8，远低于美国的2.83，3500-4000点区间处于安全范围，只有突破4000点，股市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才能充分显现。因此以股市为突破口拯救国家经济的行动应加快推进。
实际上，我国已开启救市行动，两年前汇金投资银行股，因其分红高、价格低；随后金融三巨头拿出24000亿资金；未来若能果断投入4万亿，占GDP的5%，通过准基金形式入场，且国家队多在市场低点介入，盈利可能性较大。在此过程中，要坚定推进制度改革，堵住漏洞。
在股市诸多问题中，一股独大现象尤为突出。2022年大量企业上市，而去年上市数量大幅减少，部分人对注册制存在误解，认为是企业无序涌入。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平均持股率高达53%，而合理水平应在30%左右。
过高的持股比例使得大股东精力分散，部分大股东甚至将重心置于减持套现，而非企业经营。以众多上市公司为例，大股东以极低成本获得股票，通过IPO获取高额收益，资金并未真正用于企业做大做强，造成资源浪费。
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新老划断方式，新上市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制在30%-33%，同时设定减持规则，如基金未达到IPO集资总额不得减持，提前预设减持价格且高于限价，解放股民与大股东。
此外，针对创业板和科创板企业高管期权问题，当前存在监管漏洞，国外期权定价有严格限制，而我国部分企业高管能以5折甚至3折低价获取期权，且缺乏有效监督，应加强规范。
量化交易同样给股市带来诸多影响。量化交易在提升交易活跃度的同时，也存在过度捕捞市场 “小鱼苗” 的问题，导致市场生态受损。量化基金交易频率曾高达每秒300次以上，虽现有所降低，但监管仍需加强。
此外，限售股违规减持现象时有发生，如协议减持曾被上交所放行，后被吴主席叫停；如今契约减持又悄然出现，5%以上减持量的机构公告6个月后即可自由流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严重破坏市场规则。
我国股市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应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将ABS票基金、债券、race基金等纳入国家统筹规划，加快两个交易所的规划制定。
只要政策得当，堵住关键漏洞，今年股市冲上4000点并非遥不可及，需要各方齐心协力，朝着这一目标共同奋进，以股市振兴带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迈向新的繁荣。
【文本来源@刘纪鹏的视频内容】
来源：围炉话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