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组从时光深处走来的老照片，每一张都是历史的切片。经上色处理后，画面中的人物和场景褪去灰暗，有了鲜活色彩，可泛黄纸张的纹理、局部褪色留下的斑驳痕迹依旧清晰可辨，尽显历史的厚重。

这一组从时光深处走来的老照片，每一张都是历史的切片。经上色处理后，画面中的人物和场景褪去灰暗，有了鲜活色彩，可泛黄纸张的纹理、局部褪色留下的斑驳痕迹依旧清晰可辨，尽显历史的厚重。

1931年深秋，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霓虹与脂粉交织成光怪陆离的雾霭。青莲阁茶楼二层的雕花护栏前，二十余位女子依凭朱漆栏杆，形成流动的胭脂风景线。她们身着旗袍、白纱裙，年龄从十五岁到四十岁不等，或涂脂抹粉，或吞云吐雾，或踮脚张望楼下攒动的人头。楼下苏州评弹的弦索声与西洋留声机的靡靡之音混杂，黄包车夫、洋行买办、巡捕房包打听在茶桌间穿梭，构成殖民经济下的特殊生态链。

青莲阁所在的公共租界，1931年娱乐业税收占工部局总收入的18%。据《上海租界工部局年报》记载，茶楼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其中30%为欧美水手。里面的女子苏北籍女子占比45%，多来自灾荒地区；本地籍占30%，原为手工业者；日本籍"艺伎"占15%，持有领事馆签发的特殊许可证。现存上海市档案馆《娼|妓登记卡》显示，外地女子她们初到上海时多在纱厂做童工，每日工资0.15元。为给家人治病，被迫下海成为 "淌白"（无照妓|女），在青莲阁的月收入达50银元（相当于大学教授月薪的1/3）。

1932年霜降后的山西大同，一妇人在土炕角落解开裹脚布。七尺长布浸透汗水，在煤油灯下泛着幽光，这是阎锡山推行"天足运动"的第三个年头，而她的脚，已被缠裹了整整二十载。

山西省政府1918年颁布《禁止缠足条例》，违者罚款5元（相当于农民半年收入）。现存《大同县志》记载，至1932年，全县仍有42%的女性保留缠足，其中30岁以下占比达17%。

1929年秋，广州珠江白鹅潭水面上，37艘朱漆画舫首尾相连，形成长达200米的浮动街区。鎏金匾额"倚红偎翠"在夕阳下泛着暧昧的光，彩色玻璃透出留声机里的《夜上海》旋律。每当暮色降临，载客小艇便穿梭于舫群之间，艇头悬挂的煤油灯在水面投下细碎的光斑。这帧由英国太古洋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定格了民国广州最具争议的风月场域。

珠江花舫业的繁荣与广州"一口通商"历史密切相关。据《广州年鉴》记载，1929年广州港外贸额达1.2亿美元，侨汇收入占全省财政的34%。花舫街日均接待客商800余人，其中60%为外国船员与买办阶层。现存粤海关档案显示，花舫营业税占全市娱乐税的41%，成为政府重要财源。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在1928年备忘录中写道："花舫区是维持租界秩序的缓冲区。"法国传教士创办的《广州新报》则将其描述为"东方威尼斯"。这些画舫实则是殖民势力与地方军阀的利益交汇点——陈济棠主粤时期，花舫街每月向军部缴纳"治安费"2000银元，换取军事庇护。

花舫实行严格的"船籍管理制度"，每名从业者需持加盖英法租界印章的"营业许可证"。现存广州市公安局档案显示，1929年查处的"非法接客"案件中，73%涉及未登记的本地艇妹。现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广州娼|妓调查》记载，当时花舫妓|女日均收入达5银元（相当于教师月薪的1/3），她们用胭脂钱购买的《妇女杂志》，在舱内形成独特的文化抵抗空间。

1936年深秋，伪满洲国奉天省本溪县的一处农舍内，24岁的刘氏正坐在土炕沿上哺乳。她的棉布衣襟被乳儿的小手攥得皱巴巴，铁皮摇篮在绳索的晃动中发出细微的咯吱声，这个由废弃炮弹箱改制的"金属子宫"，悬挂在屋顶木梁下，距土炕仅半米之遥。

本溪作为伪满洲国重要的煤铁基地，此时已被日本三井财阀全面控制。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记载，全县70%的青壮年被征为"勤劳奉公队"，刘氏的丈夫正在彩屯煤矿井下作业。铁皮摇篮的设计灵感源自日本"开拓团"移民，这种悬挂式构造既能节省地面空间，又可避免婴儿被炕上的煤烟熏呛。

1920年深秋，益阳通往宁乡的驿道上扬起尘土。挪威传教士艾香德骑在马背上，身着中式棉袍，为他牵马的17岁少年颜复（颜郁文）叉腰而立，其弟颜超（颜约瑟）手持油纸伞，照片右侧，艾香德的未婚妻格美逊小姐与倪尔森牧师的妻子玛丽亚，这帧由医院创始人倪尔森拍摄的照片。

艾香德的传教策略在当时极具争议性。他一反传统传教士的排他性，提出"以佛释耶"的本土化方案，在长沙玉泉寺与虚云法师辩论七日，又在宁乡密印寺创办"佛教基督徒会"。现存挪威信义会档案显示，他翻译的《耶稣与佛陀》小册子，在湖南佛教界引发持续三年的讨论。颜复、颜超自幼受教会资助，颜复1918年考入雅礼大学，成为湘中首位本土神学博士；颜超则进入益阳信义中学，后任教会医院药剂师。

1950年2月20日正午，昆明城沐浴在早春的暖阳中。金马碧鸡坊下，30万春城百姓倾城而出，将青石板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当陈赓将军乘坐的美式吉普缓缓驶入视线时，欢呼声与锣鼓声顿时冲破云霄。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站在缴获的吉普车上，右手敬礼向群众致意。

这支入城部队是二野四兵团与滇桂黔边纵队历经千里转战的胜利之师。此前，他们在安龙会议上制定了接管云南的战略部署，又在滇南战役中全歼国民党残军。据《云南解放史》记载，陈赓率部从南宁出发时，曾对指战员说："我们是去给西南边疆人民开千年未有之太平。"据《西南服务团纪实》记载，陈赓特意要求部队"入城不扰民"，入城前三日便派出工作组挨家挨户宣传政策，帮助市民修复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的水电设施。

这帧摄于1931年的《山海关中国士兵·南满农家》照片，收录于日本"满蒙印画辑"第127号。画面一名东北军士兵持枪肃立于山海关瓮城之下，山海关城墙上的弹痕（现存考古报告证实为1924年直奉战争遗迹），被日军解释为"中国内乱"的证据。

山海关作为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地，此时已处于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威胁之下，这帧照片拍摄后三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1946年12月1日，南京北郊晓庄劳山脚下，陶行知先生的灵柩在53个人民团体的护送下缓缓入土。现存《晓庄师范校史》记载，送葬队伍中有来自育才学校的200名学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公葬，他在致哀时强调："陶先生未竟的事业，需要我们用民主的方式继续推进。"照片中中共代表董必武（二排左三）身着灰布长衫，与沈钧儒（前排）、周新民（二排左二）等民主人士肃立墓前。

1926年夏末，潮汕平原的暑气裹挟着东征胜利的硝烟。在汕头一间简陋的照相馆里，28岁的周恩来与22岁的邓颖超，定格下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影像。

此时的周恩来正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忙于筹备北伐。邓颖超则以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记身份，在汕头发动妇女运动。两人在东征途中重逢，将婚礼补办于硝烟尚未散尽的潮汕大地。据《汕头市志》记载，拍摄当日，周恩来刚结束对潮安农会的调研，邓颖超则从揭阳连夜赶回。

照片中邓颖超的有身孕，是两人婚姻中唯一一次孕育的结晶。然而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三个月后，因过度操劳，邓颖超在广州流产。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罕见地发了脾气："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也是我们革命的后代。"这个未出世的生命，成为他们生涯中永恒的遗憾。

1946年1月，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北平成立，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旨在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中共代表周恩来为与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上将军衔）、美方代表马歇尔形成对等谈判格局，经中央批准，首次以佩戴上将军衔的形象出现在正式场合。

据《中共代表团谈判史料》记载，周恩来的这套上将军服仅在正式场合穿着，日常仍保持八路军将领的朴素着装。尽管中共代表在军调部被授予临时军衔，但这些军衔并未纳入解放军正式序列。随着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协议，军调部于1947年2月解散，周恩来等人的特殊军衔也随之终止。

1939年深秋，重庆曾家岩50号院墙外的梧桐叶正簌簌飘落。周恩来与国民党民主派将领蒋光鼐并肩立于青砖门廊下，身后是中西合璧的三层小楼——这座表面租住给国民党要员的周公馆，实则是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的秘密指挥部。照片中，周恩来身着笔挺中山装，蒋光鼐的将军服上还沾着淞沪会战的硝烟。

1945年7月1日，延安机场跑道扬起尘土，一架来自重庆的运输机缓缓降落。舱门开启瞬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位民主人士的双手紧握，图为考察团成员在延安机场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这场被后世称为"窑洞对"的历史对话，正悄然拉开帷幕。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围绕"建国"展开激烈博弈。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国民党六大却污蔑此为"颠覆政府"，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黄炎培等七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恳请重启和谈。毛泽东复电称："倘因人民渴望团结，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则我党无不乐于商谈。"

在为期五天的考察中，民主人士走访了光华农场、延安新市场，与群众交谈了解物价民生。黄炎培注意到，延安街头悬挂的意见箱直通毛泽东案头，党政军领导与百姓同食小米饭，这种"官民同甘苦"的景象与重庆形成鲜明对比。他在日记中写道："未见一片荒地，未闻一声嗟怨。"

7月4日傍晚，毛泽东邀黄炎培至杨家岭窑洞长谈。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观历史兴替，多因'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掷地有声："我们已找到新路——让人民监督政府，使人人起来负责。"这段对话后被黄炎培写入《延安归来》，成为中共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历史见证。

来源：历史小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