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70年代，我在乡间中学教书，闭塞。第一次知道史铁生的名字是从《广州文艺》编辑陆龙威口中知道的，1981年她来南京组稿，说刚在北京拜访了史铁生，太惨了。瘫痪，坐轮椅，因做了肾手术，排尿在体外挂个袋子，为减少家人的负担，坚持不喝水、少喝水。龙威又说，他在街道
▓ 张昌华
上期回顾链接：人物｜速泰熙 潘耀明 蔡玉洗 张抗抗，我为他们照过相
▲史铁生（1995年北京）
中国当代作家命运最悲惨的当属史铁生。故有人说：“当你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想史铁生吧。”
上世纪70年代，我在乡间中学教书，闭塞。第一次知道史铁生的名字是从《广州文艺》编辑陆龙威口中知道的，1981年她来南京组稿，说刚在北京拜访了史铁生，太惨了。瘫痪，坐轮椅，因做了肾手术，排尿在体外挂个袋子，为减少家人的负担，坚持不喝水、少喝水。龙威又说，他在街道小组上班，月薪30元，因他只能上半天班，每月15元……当时我没有读过史铁生的作品，直至1983年他《遥远的清平湾》横空出世，我才成为他的读者。
我与史铁生交浅，只通过两封信，都很简单。一是1994年他的《命若琴弦》在我们社出版后，想追购样书，并寄来一帧照片，打算再版时插入书中。第二封信是2000年他给我的一张贺卡，上书“诚实乃万善之源”。
但我与他见过三次面，我入职出版社后，蔡玉洗任总编辑，他在《钟山》当编辑时，史铁生是他的作者。我央蔡玉洗带我去见史铁生，印象中是1986年左右，我们在雍和宫附近四合院一小平房中见到史铁生，那时他母亲已去世，父亲照顾他。他虽残废，但性格开朗，健谈，而且写作很勤奋。他与玉洗俩谈得很欢，我不便插话，静静倾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桌子上有一只大白搪瓷缸，盛满一缸子开水，父亲不在身边时，方便他自饮。
史铁生与我们社有渊源，他不仅在我们出版社出过书，在《钟山》发作品，还是改版后《东方纪事》的顾问和作者。1989年史铁生已与陈希米女士喜结连理，1991年史铁生迁至城东的水碓子，1995年2月我去拜访，居住条件大有改善，有间蛮像样的书房，与他聊了些《东方纪事》停刊后社里的变化，送他一些书并留影。
▲1995年2月拜访史铁生，他居住条件大有改善，有间蛮像样的书房。
最后一次见史铁生是2005年，社里出一套《大家文丛》，收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社里委托我编选，与梁氏后人梁文茜女士谈稿子、签合同。梁文茜家与史铁生新居一步之遥，我又摸上史铁生的门。他住一楼，我印象极深的是门前添了条木板铺垫的长长的斜坡道，那是方便史铁生轮椅进出的。多年不见，我一报家门，他马上说想起来了。我们聊聊社里的故人故事，诸如蔡玉洗已调到凤凰台饭店当总经理之类，纯礼节性的。时近午饭，没有深聊，照了张相我便匆匆离去。
史铁生18岁下乡到延安，21岁不幸瘫痪，与命运抗争，坚持写作，为人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有识人士礼赞他——史铁生“是这浮躁世界中的最后一丝慰藉，他的存在几乎成为中国文坛的精神象征。”
10 舒婷（1952-）
▲舒婷（右）、陈仲义（2013年香港）
在与同辈的作家朋友的交往中，我与舒婷过从不算多。通过七封信，见过三次面，但为她留过三次影。第一次照相，我时值盛年,到厦门向她组稿；而后是我行将退休，她到南京开会访我；最后一次是我退休十年后在香港偶遇。后面两次均是为舒婷与陈仲义照的合影，“留此存照”之类，乏善可陈；唯第一次为他们拍的“全家福”，与他们的儿子陈思共进晚餐有趣，值得一记。
上世纪90年代，吴星飞主政时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有一件敢为人先之举，即破文坛惯例，率先为当时风头正健的中青年作家出版文集。计有苏童、叶兆言、朱苏进、铁凝、方方、池莉等十多位。我想为诗人舒婷出一套，苦于无法联系，后想到叶兆言。兆言热情，他与舒婷沟通后把她的地址给了我。我给舒婷写了封中肯又不失热情的信。舒婷讲礼数，接信后即复我，云：“（我）与兆言共过两次笔会，对他信任。”她说，既是兆言介绍，不妨大家见见面，细细聊聊，后折柬相邀：“元月十五日后到厦门，我们非常高兴陪你在美丽的鼓浪屿听潮。”多有诗意。可我是个俗人，组稿第一，听潮次之。剑及履及，接信十天后我便飞到厦门。
舒婷、陈仲义夫妇十分热情，接待礼遇之高，令我终生难忘。早茶丰盛，牛奶、鸡蛋、咖啡、红茶、热面包，还匹配澳大利亚牛油，任人享用，至今齿颊留香。更叫我感动的是仲义86岁的老母亲在餐厅忙前忙后，两次递热毛巾把子给我洁手，令我惶恐之至。
“文集”的定稿讨论很顺利，分三卷，散文二，诗歌一。在文稿取舍上，舒婷十分自律，坚持宁缺毋滥原则。鉴于诗歌卷较薄，我建议多收一点，舒婷不肯，还是舍去一些她自认为一些不大理想的诗作。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华侨出版社都有意为舒婷出文集，华侨出版社社长金宏达亲临厦门洽谈，就在这兵临城下时，我们竟然“后来居上”了。舒婷之所以选择我们地方小社，或是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她。舒婷爱人陈仲义是有一定影响诗评家，已有《诗的哗变》多部论著出版，闲聊时当我知道他手中有本几近完成的《中国朦胧诗人论》书稿时，我主动表示对此书的兴趣。读完稿子，我提出一些增删建议，仲义诚恳接受，我当即拍板，与《舒婷文集》一并签约出版，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舒婷知道我第一次到厦门，次日，她让仲义带我领略鼓浪屿风光，参观厦门大学，拜南普陀寺。稍后舒婷带儿子陈思赶到南普陀寺会合，在放生池边我为他们一家三口照了一张合影。我很喜欢初中生陈思，长相俊俏，阳光靓丽，小虎队式的二分头，一身名牌，穿绿色上衣，白衣白鞋，小帅哥中的小帅哥。我问仲义，名“陈思”有什么典故吗？仲义说“沉思之意”。我说会思考的孩子将来都有出息。仲义说他作文不错。
▲左起：陈思、舒婷、陈仲义（1999年厦门）
最有趣的是吃自助餐，陈思在大厅盘子端来端去，生猛异常，狼吞虎咽，如风卷残云，一个人吃的差不多有我们三个人的多，而且坚持光盘行动。他语言幽默，笑着对我说：“我爸爸怕吃亏，出来吃自助餐，总喜欢带上我。”说得我们哈哈大笑。
舒婷十分厚道，我的信她每信必回，而且及时：“稿费已如期收到，应当说‘版税’才正确。此事让您费心了。文集一印再印，与您在贵社坐镇关系重大。我心中十分明白，大家均已十分熟悉了解。我也不愿一谢再谢，让您看俗了。只盼将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当尽心尽力就是。”（1999.11.2函）。
因“文集”销得不错，1999年岁末，我函舒婷想为她出本“诗全编”。不料她还是婉拒了。信云：“因为您的缘故，我对贵社印象十分美好，也到处与同行们宣扬过。不过，出一本‘诗全编’的提议虽然十分诱人，但我还是不敢答应。原因是人文社《舒婷的诗》已加印两次，又因评为‘百本好书’，准备加印第三次。我担心已到饱和状态，如卖不动，对于你、我、出版社都很尴尬。”
舒婷真的善解人意，当她知道我因某种原因，从副总编的椅子上提前“下课”，去编小学音乐辅导教材，马上来信安慰我说：“你的心境很平和，我和仲义都很宽慰。我想你本来就不在乎那个位置（相处时我就觉得你是这样的），所以离开也能如此达观。”（1999.12.20函）
编辑与作者之间互相理解与尊重，这对合作很重要。十分遗憾，自我退休后《舒婷文集》没见再印。我曾问过社里的同事，知情者告诉我，版权没能续签下来，不知何故。
11 龙应台（1952-）
▲龙应台（1997年南京）
龙应台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所以一见面我就送她一本《苏雪林自传》，打人情牌，套近乎。龙应台说：“苏雪林先生是台湾的大名人，我到成功大学读书时，老人已退休，但我拜访过她，老人很俭朴。”我又送龙应台几本新出的“双叶丛书”，她饶有兴趣地翻了翻，说这个设计很别致。对她，我没做过功课，了解不多。我试问她先生做什么工作，写不写文章，可否有兴趣为我们编一本“双叶丛书”。龙应台笑了笑幽默地说：“我先生是德国人，我们不能出‘双叶’，除非改嫁。”
礼尚往来，她签赠我一套上海文艺社版的五卷本《龙应台自选集》，还有一本台版《我的不安》。
我请她在我的册页上题墨，她不客套，信笔写道：
什么都不相信之后
才能再信，再相信。
龙应台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
▲龙应台手迹
饭后，龙应台提出要逛书店，我陪她到湖南路上我们出版总社开的书店。她问店员可有江苏古籍版的《汪精卫审判实录》，店员告诉她此书已断货。我马上说：“以后他们再版了，我送你一套。”惭愧，我未能践诺。
上世纪80年代，龙应台以她的《野火集》横空出世，风靡大陆。有统计说她的这本书印了100次。还有她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闹得一时洛阳纸贵。龙应台富有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她敢做敢为，又有救弱济贫的仁爱之心，大概受“儒家”的影响，她的文章充满“侠”气。
她的《亲爱的安德烈》在内地出版后，我正在《百家湖》当编辑，转载书中一些章节，付酬时，她嘱我将稿酬汇至她的台岛某基金会。
余光中说：“龙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她同样用直接而有力的杂文，‘笔锋常带情感’地揭示社会病情”。
2017年，65岁的龙应台辞官迁居乡下，陪伴93岁已不会说话的老母。她这把“野火”终于洗尽铅华，回归人生温暖的港湾。
12 李昕（1952-）
不按理出牌的事我也常干，依照写这本书的章法，应先有照片，后写其背后的故事；而李昕这篇，偏偏没有照片。我们相交十年，迄今面都未曾见过，照片何来？但故事是有的，还挺精彩，姑且先写出，照片日后再补吧。
李昕者何人？在我认识的同辈出版朋友中，他是绝对的佼佼者。他心无旁鹜，一生只做一件事：做书，做好书。他有“识”有“胆”，做的书有“料”有“趣”：《回忆录四部曲》（王鼎钧）即是代表。他退休后写书，写好书，出版有《一生一事》《翻书忆往正思君》等。同为重要是：做人，做好人。他结交了一大批海内外学者、文人朋友，如周有光、钱锺书、杨绛、王世襄、叶嘉莹、资中筠、马识途、李泽厚、刘再复、北岛，以及杨振宁、王鼎钧、李敖等等。他正直善良，睿智聪明，待人诚恳，爱岗敬业，是个把“人”字写得端端正正的出版人。
退休后我居家无事，某日翻检书橱，发现中有一摞相册，那是我历年为文坛前贤师友所拍的照片，一时兴起，编了本《我为他们照过相》。是时我已在广西师大理想国出过《曾经风雅》等三本书，但一直无缘登临“三联”大雅之堂。
其实“三联”我有不少师友，老一辈的或已过世或已退休，在职的也有四五位相识者，但过从较浅。我尚有自知之明，若把这个“烫手山芋”塞给他们，是给他们作难，或弄得大家尴尬。于是我忽发奇想，干脆投给他们的“大老板”，反正他与我相互不识，他书稿处理起来也从容自然，可以快刀斩乱麻，生死立决。于是我给时任总编的李昕先生写信投石问路；我信息闭塞，不知他已卸任，天不时也。不过李昕很快复信云：他虽已退休，但被“商务”聘为顾问。谅他已读了稿子，大概觉得还有点意思吧。便问我：荐给“商务”一阅何如？地利也。我一听此讯兴奋甚于惶恐，马上驰函，感谢抬爱。蒙“商务”不弃，当然也看李昕的面子，接纳了。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也。《我为他们照过相》（2017）出版后，“商务”又为我出了姊妹篇《他们给我写过信》（2020）。
如果说“照相”的出版，李昕是幕后的推手，那么沉睡十年的《曾经风雅》再度面世，是衍生品，也拜李昕所赐。退休后的李昕，除写书外还开讲座，致力于对年轻一代编辑的培养。2023年秋，他的娘家“人文社”请他为新编辑传道，李昕在讲课中提及我的编辑生涯琐屑。编辑刘伟听罢，即与我联系，俾使《曾经风雅》（增订本）有缘重生。
我与李昕相交十年从未中断，不时交流一些编辑工作的快乐与痛苦。我们话题广泛，因不少前辈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自然忆起与他们过从的趣闻。李昕给我不少鼓励和期望，在他的《一生一事》中，还有一小节写到我；对我拟写的书稿《日记摘抄》他提出中肯的建议；我喜欢写些小文章，他为我介绍平台；为我想写的某篇稿子之需，他把他的美国朋友、知名记者高鲁冀推介于我（高鲁冀是“江南案”的主要调查者）……
我感慨特别深的是李昕儒雅谦和，待人诚恳，礼数极周，对我有求必应。他有一大批海内外名人雅士朋友，2020年他出版《南海何曾隐风流》（海南出版社），竟俯身请我题写书名，真令我惶恐至极。
在我们交流中，我曾说过他是我书稿出版中的“贵人”，他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当我说我想他日进京为他照张相，列入《我为他们照过相》（增订本）中时，他谢绝，云“我不及那些名家，不值得吾兄着墨”。我说写不写、怎么写那是我的自由与权力，恐怕你管不着哈。
李昕说：“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我窃思，他日进京叩访李昕，他不让我照相也罢，饭总得要管的吧？如连饭都不管，那一定有好玩的故事。
13 周令飞（1953-）
我看令飞嘴边的一撮浓密的大胡子，真像鲁迅，随手拍了下来。（2008年上海）
我与周海婴过从于上世纪90年代，缘于编选鲁迅、许广平的散文合集《爱的呐喊》和《许广平文集》，结识周令飞则是十年后的事了。
2006年秋的一个晚上，我忽接海婴电话，说他正在南京珠江路一家绍兴人开的咸亨酒店，请我去吃饭。时大雨纷飞，我说雨太大，就不来了吧。海婴说，你一定得来，令飞在这儿，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周令飞（2006年南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令飞，他的睿智、强干和潇洒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最令我感佩的是，正盛年的他正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在不断地“呐喊”，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到鲁迅文化发展工作中，创立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整日奔波忙碌，真有点拼命三郎精神。席间我问令飞，还有些什么新策划。他说他与周老（他始终如此称父亲周海婴）在策划一本有关鲁迅收藏的书，想把鲁迅的美术创作、设计和收藏全部揽进来。听他一番介绍之后，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是一本带有拓荒性质的书稿，表示有兴趣。
作为编辑我提出一些基本想法，拟请海婴写《前言》，谈谈出版此书的由来和宗旨。海婴说请我代劳。我说这怎么行，你是鲁迅先生的哲嗣，选题是你策划的，任何人写都不正宗，没有你有分量。海婴笑而不语，随手往我碟中夹虾仁，还幽默地说“能者多劳”，又说他年纪大了，怕写不好。令飞马上在一旁帮腔：“张先生，你写，写好后让周老认可一下，不就行了。”经不起他们父子的盛情，推脱不过，我说那就试试吧。在谈到请名人写序问题时，最后确定请吴冠中、黄永玉和黄裳。我说他们都是名家，出版社是请不动的，只有海婴先生亲自出马写邀请信，才能搞定。海婴又说他不会写，我说那就令飞代笔，令飞说他忙，整天满天飞，没空。击鼓传花，传来传去，最后又是花落我家。商定邀请信也由我拟草，由海婴签字发出。
不料这事后来不知怎么七传八传传到吴冠中先生耳朵，变味了，说是我冒名海婴向他组稿。吴先生很不高兴，说“这个张昌华怎么这么干？”我听后惶恐至极，忙给吴先生写长信细明原委。所幸吴先生读后，大发慈怀在大年三十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件“美丽的误会”。
笔锋再转回来。
饭局次日，我向供职的原出版社领导通报此事。社长黄小初当即表示同意，旋与周令飞做了深层次的交流，并正式将此选题纳入出版计划。
令飞返沪后，物色了一位圈内朋友某先生，拟了一份策划书并列出了初选篇目。我看了以后，觉得面较窄，藏品分类有欠科学、严谨，似不能反映鲁迅艺术世界的博大、精深。我对令飞说，最好找一个行家来编。
令飞提议改请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先生担纲。我说那太好了。我知道王先生本是鲁迅研究专家，学养丰厚，出版过多部研究鲁迅的专著，接触过鲁迅的大量藏书，熟知鲁迅的知识结构，还曾为鲁迅编过美术作品集，天时地利人和。然王锡荣先生是主持馆里工作的常务副馆长，琐杂的馆务不论，本已有研究课题在身。即令如此，王先生还是不拂令飞和出版社的美意，慨然应允。他认为鲁迅的艺术观，不止反映在艺术创作上，也不止反映在艺术设计上，还反映在艺术收藏上。故建议不妨做一本比较完整的画册（图录），统揽鲁迅本人的艺术创作、设计和典藏，带有“集大成”性质，以全面展示鲁迅的艺术世界的广博和深邃，以及卓尔不群的人文风貌。此识得到大家的认同。
锡荣费时一月，做了一份策划书，并附较为详尽的书稿初目。2008年7月我到上海，令飞请王锡荣与我吃饭，共同研究书稿。饭毕令飞签赠一套鲁迅头像的邮卡给我，我看他嘴边的一撮浓密的大胡子，真像鲁迅，随手拍了下来。
来源：彩色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