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玉兰是越剧徐派小生的创始人，王文娟是越剧王派花旦的创始人。两人在舞台上是一对黄金搭档，主演了《红楼梦》《追鱼》《春香传》《西园记》等一系列经典越剧剧目，深受戏迷追捧。

徐玉兰（右）与王文娟

徐玉兰是越剧徐派小生的创始人，王文娟是越剧王派花旦的创始人。两人在舞台上是一对黄金搭档，主演了《红楼梦》《追鱼》《春香传》《西园记》等一系列经典越剧剧目，深受戏迷追捧。

上世纪80年代，徐玉兰、王文娟联手创办红楼剧团，经历了不为人知的艰辛……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越剧院因为特殊年代的原因，一团、二团的建制都被打乱了，优秀演员都去了男女合演团。

上海越剧院二团的演员没有戏演，大家都拿一样的工资，工作积极性极差。

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徐玉兰决定打破大锅饭，将二团的担子挑起来。她将想法告诉了老搭档王文娟，对方爽快地说：我支持你，我们一起干。

1983年6月，徐玉兰和王文娟从香港演出回到上海，向上级递交了“关于组建体制改革试验演出团”的报告。

上海越剧院领导看了后，将报告递交给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

徐玉兰、王文娟左等右等，却迟迟没等来批复。徐玉兰向上海越剧院领导打听报告的批复情况，对方说：我也不清楚，你和王文娟别折腾了。你们都是国宝级的艺术家，单位决定成立越剧研究所，你们就去那里工作吧。

徐玉兰和王文娟不愿意提前养老，创办改革团的信心不动摇。因上级不批复，徐玉兰与王文娟便重新起草了一份方案。

不少演员听说徐玉兰、王文娟要组团，纷纷跑来打听消息，并表示要加入她们的改革团。

徐玉兰、王文娟再次将方案交上去后，又石沉大海。

不久，上海越剧院开会，一位副院长说话不得体：旧社会都叫我们戏子，现在我们成了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可有的人却要倒回去做旧社会的戏子。

徐玉兰（右）与王文娟合影

这句话伤害了徐玉兰和王文娟，王文娟性格内敛，徐玉兰脾气火爆，她呼的一下站起来，顶撞副院长：你也是从旧社会的戏子过来的，不要以为你在追求进步，我们也是为了繁荣越剧事业做贡献，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一番话驳得副院长哑口无言。

改革团还没有组建，徐玉兰、王文娟就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团里一些老演员生怕徐玉兰、王文娟发财，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还有演员向上海的报纸爆料，记者在没有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写文章攻击徐玉兰和王文娟。文章里说她们带领演员在香港陪酒、唱曲，对方给的羊毛衫她们100年也穿不完。

徐玉兰和王文娟拿着报纸去上海统战部说明情况：一是我们没有陪酒、唱曲。告别宴会上，为了感谢主办方，我们一人唱了一段。二是我们和演员带回来的羊毛衫是自己买的，还有亲戚送的，怎么100年穿不完？

相关领导同意在内参上写文章说明，才消除了徐玉兰、王文娟的怒火。

为了早日组建改革团，王文娟经常带领演员去徐玉兰家开会。团里又有人散布谣言，说她们搞小利益集团，在一起开“黑会”。

为了不刺激同事，此后徐玉兰、王文娟便去上海郊区的一处招待所开会。

散会后他们等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夜深了车子久久不来。时值隆冬，徐玉兰、王文娟的脚都冻麻了，便像孩子一样在车站跳来跳去。

1984年12月，徐玉兰、王文娟又向上级递交了组建改革团的方案，提出组建一个由市文化局领导的独立演出团。与此前两份报告相比，这个方案更成熟，更具操作性。

1985年1月，相关领导终于批复了，同意徐玉兰、王文娟组建独立演出团。

王文娟（左）与编剧吴兆芬（1937年3月19日—2018年7月23日）

徐玉兰、王文娟召集演员们给剧团取名字，谁取的名字被采用了，就奖励20元钱。编剧吴兆芬觉得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影响最大，提出剧团叫红楼剧团，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响亮，一致认可。徐玉兰、王文娟真的奖励了吴兆芬20元钱。

1985年3月29日，红楼剧团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化局给红楼剧团每年补贴6.5万元，每推出一部新剧补贴2万元。

红楼剧团一年演出达到170场，补贴1万元。红楼剧团演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还与以前一样，剧团的其他开支自行负担。

徐玉兰担任红楼剧团团长，王文娟任副团长。创业伊始，红楼剧团的条件相当艰苦，他们没有自己的排练场，只有等上海越剧院的演员排练完了，他们才进去排练。

1985年7月，排练场里的气温高达38度，热得像个火炉。恰巧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来考察剧团，见徐玉兰、王文娟热得要中暑，领导便派人从市文化局拿来3台电风扇。

红楼剧团的演员大多是从二团过来的，不缺老演员，缺的是新生力量。

当时钱惠丽、王志萍、单仰萍在上海越剧院进修，徐玉兰与王文娟决定将她们调入红楼剧团。

钱惠丽是徐玉兰的学生，王志萍、单仰萍是王文娟的学生，两人分别找3个学生谈话，她们都愿意来红楼剧团。

当时钱惠丽是诸暨越剧团的，王志萍的编制在舟山越剧团，单仰萍的编制在桐庐越剧团。得知徐玉兰、王文娟要将3人挖走，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带了12个领导来到上海，郑重地与徐玉兰、王文娟交涉。他们指责徐玉兰、王文娟挖墙脚，给两人扣各种帽子。

浙江省文化厅还通过媒体造势，《钱江晚报》一连发了6篇文章，批评徐玉兰、王文娟挖墙脚。

钱惠丽、王志萍、单仰萍体谅恩师处境艰难，顶住巨大压力，先来到了红楼剧团，但她们的调动手续一直办不了。

后来上海市相关部门与浙江省文化厅多次交涉，终于将钱惠丽、王志萍、单仰萍调进了红楼剧团。

徐玉兰、王文娟组织演员们重新排演了《追鱼》《皇帝与村姑》《孟丽君》《碧玉簪》《西园记》，还推出了新剧目《瓜园曲》。

1985年秋天，徐玉兰、王文娟带领红楼剧团赴温州、宁波、汕头、广州、深圳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广受欢迎。

徐玉兰和王文娟这两个正、副团长，要为剧团的几十人操心，经常忙到深夜才睡。

为了省钱，两人想出各种招。此前她们当演员，去外地只管演出，没想到带团要面对方方面面的难题。

1985年9月下旬，徐玉兰、王文娟带队正在深圳演出，上海市文化局突然来了两位领导。对方说文艺改革要进一步深化，以后财政就不给红楼剧团的演员发工资了，剧团自负盈亏。

徐玉兰和王文娟头都大了，红楼剧团有70多人，每月光工资就得多少钱呀！两人着急上火，满嘴起了水泡。

演出结束回到上海，徐玉兰、王文娟只得狠心裁掉了25个人，剧团保留50个人，这样每月能节省一大笔工资。

被裁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哭哭啼啼，有的给上级领导写匿名信，检举徐玉兰、王文娟。但她们财务清清白白，一心为剧团着想，诬告信没起到任何作用。

1987年，徐玉兰、王文娟带领红楼剧团去德清、舟山、南汇等地演出。城市演完了，她们又带团去村镇、郊县工厂演出。

徐玉兰（左）与王文娟合影

由于演员少，徐玉兰、王文娟经常登台演出。有一次两人都高烧到39度，她们坚持将戏演完，差点晕倒在舞台上。

1987年，上海举办上海国际艺术节，国内外有1600多位艺术家登台献艺。钱惠丽、王志萍、单仰萍主演的《追鱼》引起轰动，红楼剧团声名远播。

随后，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联艺娱乐公司邀请红楼剧团赴香港演出。

徐玉兰、王文娟率领演员们演出了《红楼梦》《追鱼》《皇帝与村姑》等5台大戏，赢得了香港戏迷的广泛欢迎。

红楼剧团经费比较紧张，要解决50个人的吃饭问题，账面上经常没有钱。他们去香港演出前，徐玉兰和王文娟向市文化局借了2万多元，给每个演员发了500元的装备费。

红楼剧团在香港演出，一共挣了100多万元，但宣传广告费就花了80多万元，主办方给了红楼剧团10万元。

两天后，徐玉兰无意中从香港《大公报》那里得知，红楼剧团仅开场戏就挣了100万，她觉得主办方给的10万元少了。

于是徐玉兰、王文娟又找主办方交涉，对方又给了3万元。香港社会各界给红楼剧团捐了几万元，红楼剧团还清借款后，给每个演员发了3000块钱红包，其余的钱作为剧团的流动资金。

见红楼剧团名气越来越大，1988年，泰国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找到徐玉兰、王文娟，提出投资联营。这自然是好事，随后红楼剧团一行47人赴泰国演出。

他们共演出19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回到上海后，徐玉兰因为劳累过度，心脏出现了早搏。她在上海华东医院就医时，医生叮嘱她：你必须劳逸结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徐玉兰只住了4天院，就出院带领演员们排练。

1989年9月19日，红楼剧团与正大集团汕头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合约，正大集团每年给红楼剧团投资30万元人民币，并安排剧团去泰国演出。

红楼剧团越办越好，徐玉兰与王文娟又带领大家排演新剧目《毋忘曲》，受到广泛好评。

1990年12月7日，红楼剧团再次赴泰国演出，原计划演14场，因为观众反响良好，又加演了13场，一共演了27场。

演员们在台上演出《追鱼》《红楼梦》《孟丽君》，台下很多华人戏迷跟着唱里面的唱段，场面非常感人。徐玉兰、王文娟泪光盈盈。

单仰萍（左）与钱惠丽

（王文娟）

（左起：徐玉兰、王文娟、孙道临）

1991年4月，上海越剧院推行体制改革，红楼剧团与青年越剧团合并了。徐玉兰、王文娟正式退出了红楼剧团，被聘为艺术顾问。

徐玉兰、王文娟筹办红楼剧团，并带领剧团一步步壮大，品尝了意想不到的心酸和坎坷。这段经历成为她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成为两人人生履历上的闪光点，至今还被广大戏迷津津乐道。

来源：细品名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