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三观的职场 “情商” ，彻底沦为资本 “霸权” 的邪恶帮凶

摘要：在职场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做人”。如果不懂做人、只凭喜好相处，工作上可能会遇到很多人际困难。而懂不懂做人，跟一项个人能力有关，现在常被叫做“情商”。

在职场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做人”。如果不懂做人、只凭喜好相处，工作上可能会遇到很多人际困难。而懂不懂做人，跟一项个人能力有关，现在常被叫做“情商”。

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情商”利用了个体的情感，是一种潜藏的权力支配工具。想要不被蒙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1.

明知被压迫，还在认同它？

霸权的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会让劳工陷入异化情境中。虽然劳工处于劣势地位、陷入异化情境，但劳工并不是只能束手就擒。

一方面，上班族会有摸鱼的情况，摸鱼的行为有一种“微量反向剥削资本家”的快感。另一方面，放眼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劳工阶级出现之后，也有不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尝试，比较重要的有两大类型的做法。

一类是马克思自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呼吁劳工通过武力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回生产工具，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让劳工阶级陷入异化困境的社会结构。

另一类做法是建立工会组织。所有劳工同心协力建立工会，通过组织方式有足够的力量与资方抗衡、跟资方谈判，要求更合理的薪资、更人性化的工作时长与更理想的假期天数。

不论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工会抗争，劳工阶级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为自己的生活争取更好的条件，而且在一些方面非常成功，甚至直到今天都嘉惠着我们现在的生活。例如，“朝九晚五”虽然在今天更多意指上班族辛苦而又单调的生活步调，但其实，“上下班”和“八小时工作制”也是工会努力争取而来的。

但这些成果并不到可以全面改变社会的程度。劳工阶级今天绝大多数时候的生活依然很苦闷，劳资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并没有彻底改善。

《妇女参政论》

马克思在不少作品中都预言，资本主义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终究会在它最发达的时刻同时引发劳工阶级的揭竿起义。但目前看来，尤其是欧美社会，资本主义已经无比发达了，这种端倪并没有出现。这种完全与马克思的预言背道而驰的发展，是劳动社会学很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

当代在这方面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研究者，可能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布洛维对“马克思的预言为什么没实现”这个谜题进行了非常扎实的研究，在欧美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用来解释研究结果的理论涉及一个概念：霸权（Hegemony）。可能很多人一听到“霸权”，想到的是“霸道的权力”的意思。但在社会学界，“霸权”大多时候指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或曰“文化霸权”理论。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对工人阶级革命迟迟无法成功的反思，来自于对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修正。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场是“历史唯物论”，并以此建立一套“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只有物质基础才是真正有用的因素。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人类生活得以真正改善的关键不只在于新的物质发展，而是很多时候首先来自于新的观念转变。

同时，葛兰西在意大利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时还发现一件事：之所以当时欧洲无产阶级常常不热衷参与阶级革命，恰恰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把持了意识形态，向无产阶级灌输资产阶级的观念，以此蒙蔽了无产者的批判思维，甚至让无产阶级认同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支配。

这让资产阶级获得了一种在学术讨论中常常被忽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非常常见的权力类型，这种权力类型，葛兰西就称为“霸权”。

《妇女参政论》

霸权是什么权力形式呢？在社会学界，一般有两种权力观。一种是古典社会学家韦伯所提出的，他将权力大致定义为“能不顾他人的反对与阻碍而遂行自我意志”的能力，尤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制性的力量”。

另一种是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通过规训，让人们从身体的举手投足间就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权力支配的关系情境，一种不再是让什么东西消失不见，而是会产生很多东西，例如各种规训技术、人力资源的“生产性的权力”。

但霸权既不是一种压制，也不是让人不知不觉就服从的规训，而是一种被支配者明明感觉到压迫，却竟然会发自内心认可这种压迫的权力。甚至会让被压迫者忘了自己是被压迫者的事实，反过来站在支配者的立场上来歧视、仇视被压迫者，使得阶级矛盾转移到被压迫者群体自身当中，造成支配者反而可以置身事外的“弱弱相残”的情况。

虽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主要是在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来的，但这个概念显然不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工厂中，而是很多权力运作情境里都有这种情况，布洛维的研究发现就是其中一例。

02.

制造同意：

我们为何甘愿认同剥削自己的人？

布洛维是英国人，在美国读书与任教，后来，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在美国、匈牙利、前苏联等多地的工厂进行研究，他到工厂里当工人，以参与观察的方式了解工人的生活。

他的研究发现，虽然工人在钢铁厂里是被剥削的，却因为三个因素，让工厂的工人竟然对这种剥削抱持同意的态度。这个现象也就是布洛维这份研究后来出版时的书名：“制造同意”。

那么工厂是怎么制造了工人对自身所承受的压迫的同意呢？第一个做法叫“赶工竞赛”。管理者有意将某个机台专门给某位劳工操作，让劳工在工厂的工作变得个人化。然后制定竞赛规则，哪位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报酬。

这让工人可以在机台的熟练操作上获得成就感，用这种“相对满足感”来多多少少抵消剩余价值被剥削的感受。工人们之间的生产竞赛，也可以让阶级矛盾转化成劳工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做法是“内部劳动市场”，简单来说就是设置“晋升管道”。若有工人不只在“赶工竞赛”中获得优势，而且还能为老板多做事、让老板开心，那么这个工人就有可能被提升到管理阶层。

这让工人们会有一种幻觉：只要认同、甚至拥护资方立场，自己也可能离开工人阶级、往管理阶层迈进。于是工人们即便明明是无产阶级，却会因为这样的幻想而认可、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

《华盛顿邮报》

第三种做法是“内部国家”。简单来说是“工会抗争合法化”，允许工人合法组建工会，甚至可以设置很多合法的抗议方式。当然另一方面，如果工人进行违法集会活动，管理者会报警。这种棒槌和甜头双管齐下的做法，让工人阶级的不满有了宣泄管道，但又不会到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

当然这三点都还同时配套了一个话术：如果这些大工厂倒闭，国家经济崩溃，最后就是大家都失业，没人有好处。于是，以失业恐吓为前提，辅以上述三个让工人们尝甜头、或是让工人们幻想可以尝甜头的做法，最终让资本主义在工厂里制造出了工人对自身所受压迫的同意，制造出了霸权。

这种一方面用“失业”来恐吓，另一方面又用“升职”或“加薪”来诱使员工努力工作，甚至还以此诱使员工与员工之间相互厮杀的把戏，不只在布洛维的研究中看得到，而也存在于今天大多数企业中。

这就是为什么布洛维的研究很有影响力的原因。不过他的研究也有一些时代上的局限性，他所做田野的钢铁厂是制造业，这在以工业为主的时代也许很典型，但今天，常常被认为更占主导地位的可能已经是服务业。

布洛维的三种“制造同意”的策略是否适用于所有产业，是不是有些策略今天已经被淘汰掉，出现了更多新的“制造同意”的霸权施行策略，值得进一步讨论。

布洛维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今天有越来越多劳动社会学家发现，资本家的确已经做出了新的“制造同意”的策略。有的策略甚至不只针对外在的行为方面，也从内心的情感方面下手。这方面研究值得一提的一位社会学家，是伊娃‧易洛思。

03.

互助代替相残，警惕问题被转移

易洛思现在任教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不过她主要在法国和美国成长与读书。易洛思以情感社会学研究闻名于世，她认为情感不只是一种心理状态，甚至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商品”。

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曾提出“情感劳动”的概念。今天很多服务业在贩卖的不是有具体使用价值的物，而是主要在于提供情绪价值。劳工的商品生产活动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今天，不是只有挖矿、打铁才是劳动，微笑、愉悦也是一种劳动。

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基础上，易洛思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说过去挖矿、打铁等等劳动类型会让好的体力被认为是优秀劳工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那么在今天，情感的自我控制也变成优秀劳工需要具备的能力之一。这种能力直接关系到情感劳动或情感商品的生产效率。

因此，就像各种体力活需要设置考核指标来让资方可以评估所雇劳工的生产效率一样，情感能力在今天也越来越需要有考核指标来评估了。在这种资本主义运作的逻辑下，“情商”满足了这项需求。

《东京沙拉碗》

“情商”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1995 年在《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这本书里提出的。这本书出版后爆红，所以戈尔曼又陆陆续续出了很多续集。

今天我们常会将“情商”理解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高情商是一种美德。这虽然和戈尔曼最初的意思大差不差，但只要真的去读一下《情商》这本书就会发现，戈尔曼真正的重点不在于情绪管理，而是要说：一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有直接关联，高情商的人能更好地在组织中与他人进行团队合作，也因此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效率。

“情商”这个概念真正的内涵其实很有问题。易洛思正是想指出这件事。

什么样的人会需要团队合作并提高生产效率？被要求做情绪管理的是老板还是员工？是员工。

易洛思说，就像人们会用“智商”来对人进行分层，让智商高低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之一一样，今天人们也开始会用“情商”来进行社会分层。例如很多公司在招聘或是晋升时，都会做心理测验来测试员工情商，即量化地呈现一个人的情感能力。

情商高的人，在职场上能获得更高的晋升可能性，更容易从底层往上成为中产阶级。易洛思说，这使得“高情商”渐渐被包装成一种中产阶级的性格。但易洛思在这里又补了一句说：也就只有中产阶级才会需要这种性格。资产阶级，也就是老板们，并没有太大的情绪管理需要，而情绪管理不佳的底层阶级，正好可以拿来威吓中产阶级：你要是闹脾气，小心社会阶层往下掉。

也就是说，易洛思指出，情商概念针对的对象不是随便的一般大众，而是劳工。而且，“情商”的概念把好的情绪管理道德化了，这几乎等于是说：劳工情绪稳定地乖乖听资产阶级的话，是一种美德。这就是霸权的“制造同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