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走茶凉”是常态，但有些人情债却越积越深。在这个钱权交织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往往就是一张轻飘飘的借条。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二十年前那张借条的故事。

“人走茶凉”是常态，但有些人情债却越积越深。在这个钱权交织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往往就是一张轻飘飘的借条。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二十年前那张借条的故事。

我叫张建国，今年45岁，在县城开了一家小型制衣厂。98年那会儿，我还在街上打零工，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地下室，每天跟着包工头干些装卸搬运的活儿。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正往出租屋走，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阿国！阿国！”

回头一看，来人穿着件打满补丁的老棉袄，脸冻得通红。仔细瞅瞅，居然是我初中同学李大勇。那会儿初中毕业后，他去了南方打工，整整七八年没见着面了。

“大勇，你咋成这样了？”我赶紧把他拉进路边的小面馆。要了两碗羊肉汤，大勇端起碗就往嘴里灌，烫得直抽气还是不停地喝。

“阿国，我老婆得了急病，手术费差五千块。我托人问遍了所有同学，就剩你还没找。”说着，他的眼泪就掉进了碗里。

“五千？”我心里一紧。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候普通工人月工资也就四五百。更要命的是，这钱还是我前两天刚从亲戚那借来准备开个小摊的。

看着大勇哭得那个样，我心一横，从裤兜里掏出那卷钱：“拿去，救人要紧。”

“阿国，你放心，等我老婆手术好了，我就去南方打工还你钱。”大勇抹着眼泪，写了张借条给我。

可这一借，就是二十年。

头几年，我经常打听李大勇的消息，可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我借钱未果，只好继续打工。直到三年后，我才又一次凑够本钱，在县城开了个小服装店。

这些年，靠着县里商业街的开发，我那小店也慢慢做大了，成了个小型制衣厂。去年秋天，厂里接了个大订单，我在本地报纸上登了招工广告。

那天早上，一个年轻姑娘来应聘设计师。穿着朴素，但很干净利落。她自我介绍叫李小月，刚从服装学院毕业。看她的作品集，确实有想法，画工也不错。

可当我翻到她的身份证复印件时，心里咯噔一下。父亲那栏赫然写着：李大勇。

“你爸爸是李大勇？”我抬头问她。

“是的。”她点点头，“我爸以前是建筑工人，前些年出了车祸，现在记忆有点问题。”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二十年前那个寒冬的夜晚，那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那张沾着泪水的借条，全都涌上心头。

【未完待续，请告知是否继续】 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李小月那件事，但转念一想，二十年过去了，还提这些干什么。而且这姑娘的设计水平确实不错，就算冲着这一点，也该给她个机会。

“行，你明天就来上班吧。”我说。

李小月在厂里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她勤快，肯学，设计的款式也受欢迎。半年下来，我都快忘了她是李大勇的女儿这回事了。

直到那天，我去车间查看新样品，无意中听见缝纫组的几个大姐在议论：“李设计师真是个好姑娘，每天早来晚走的，工资也舍不得花，全寄回家给她爸治病了。”

“可不是，听说她爸出车祸后，脑子就不太好使了，还得吃药。”

“她妈呢？”

“死了。好像是很多年前做手术的时候…”

我的手一抖，差点把手里的样衣摔在地上。二十年前李大勇借钱，说是老婆做手术。这么说，那次手术没能救活他媳妇？

回到办公室，我翻出多年前的账本。那张泛黄的借条还夹在里面，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我想起这些年厂里效益越来越好，家里也盖起了小楼，而李大勇却…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去了趟李小月租住的地方。那是城郊一片老旧的民房，墙皮剥落，到处透着破败。

邻居告诉我，李小月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她爸爸有时候清醒，有时候就犯迷糊，经常一个人坐在巷子口发呆。

我在巷子口等了会儿，果然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李大勇比二十年前苍老了太多，头发花白，走路也不太利索。他呆呆地坐在一张破椅子上，目光涣散。

“大勇。”我走过去喊他。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茫然：“你是…”

“我是阿国啊，张建国。咱们是初中同学。”

“阿国？”他困惑地重复着，忽然眼睛一亮，“对，阿国！我欠你钱，我要还你钱！”

说着，他就要往屋里跑。我赶紧拉住他：“别急，我不是来要钱的。”

可他执意要进屋，从床底下拖出个纸箱，里面全是日记本。他翻开其中一本，指给我看：“你看，我都记着呢。欠阿国五千块，一定要还。”

我翻看那些日记本，发现每一本里都写着这句话。显然，即使失忆了，这件事也一直压在他心里。

第二天，李小月递交了辞职信。信里说她偶然听见我和她爸爸的谈话，知道了二十年前的事。信封里装着五千块钱和那张旧借条。

我打听到这钱是她勤工俭学存下来的。这孩子上大学全靠助学贷款，这些年一直过得很苦。

晚上我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李大勇当年追着要还钱的样子。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李小月。

“这钱我不能收。”我把信封还给她，“你爸爸当年是为救你妈妈借的钱，这事就这么算了。”

李小月红着眼睛摇头：“债要还，这是我爸教我的。虽然他现在记不得很多事，但每天都会翻看日记本，看到欠您钱的事就念叨。”

我叹了口气：“那这样，你别辞职了。钱的事我们以后再说。”

后来，我让人打听到李大勇租住的地方要拆迁，他们父女可能要流落街头。我就把他接到厂里，给了他个看门的活儿。

如今，李小月已经是厂里的设计总监，带出了好几个徒弟。李大勇依然每天坐在门卫室，看着他的日记本。他记性还是不太好，但每次看到我，总会笑着说：“阿国，改天我一定要还你钱。”

这二十年，沧海桑田。人生也像一张布，有舒展的时候，也有皱褶的时候。但那份最初的情谊，却像一根线，穿起了我们的过往。

如今的年轻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五千块钱吗，至于记挂二十年？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五千块钱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救命钱。而李大勇即使失去记忆，也没有忘记这份责任，这是不是比那五千块钱更值钱？

来源：缤纷青山EfQy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