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摄影师，和她拍摄的女性伤痛

摘要：现在是朱玲玉完成上一个项目之后的恢复期，这位长期关注边缘人群和女性议题的前摄影记者、纪录片导演、独立摄影师，每完成一次报道或者创作，几乎都像经历一场灾后重建。

联系到朱玲玉的时候，她在一座大山里帮别人拍东西。采访那天，她刚刚结束工作，山里信号不好，背景里不时有小鸟叫声。

现在是朱玲玉完成上一个项目之后的恢复期，这位长期关注边缘人群和女性议题的前摄影记者、纪录片导演、独立摄影师，每完成一次报道或者创作，几乎都像经历一场灾后重建。

她的拍摄对象包括工厂女工、日结工人、钢管舞者、性侵受害者、白血病患者家属等，她曾说，边缘性也是与她相伴相随的体验。

朱玲玉的拍摄对象包括工厂女工、日结工人、钢管舞者、性侵受害者、白血病患者家属等

这一次，她镜头对准的是有过流产经历的女性。2025年3月8日，朱玲玉拍摄制作的纪录片《中国女性子宫叙事》发布。这是一部由六位流产女性共同完成的口述史。

这次拍摄动机，源于她自己的生育经历。2017年，朱玲玉在自己的分娩过程中，回忆起了过去一次流产经历，后来，因为共同的母亲身份，她与自己的女性亲属交流，发现流产经验是如此普遍又如此隐秘。有太多的女性故事，以子宫为场所发生。她决定将这些隐秘叙事晾晒在太阳底下。

在北京宋庄，她搭起一个摄影棚，聆听和记录了一系列流产故事。在拍摄中，讲述者常常流露出强烈的自责、自省、自我贬低，而朱玲玉相信，这不应该是流产叙事的全部。

这个作品之后，我们对背后的朱玲玉产生好奇。收到邀请，她感恩于“总是女性来找我谈谈这些”，于是她也很乐意讲。尽管忙碌，但是她准时，耐心，温柔敞开。

我们逐渐接近一个女性内心的风暴。

一个时代、一种性别，可以在一个个体身上刮起如此难以平息的飓风，而这种重负，又激发了罕见的创作能量——这是朱玲玉的故事。

一场大雾

如果不是做这个项目，可能朱玲玉还跟她镜头下的女性一样，一直背负着子宫的秘密。

2017年，朱玲玉怀孕了。分娩中，出现子宫粘连，医生建议她清理残留的胎盘，询问她是否曾经流产过。

这时候她才想起8年前的一次流产。后来，她在这个项目里出镜，讲述了那段几乎被她身体遗忘的回忆：“醒来的时候就看到天花板，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身体半裸。那是个冬天，很冷，我看到周围的不锈钢器械和手术床，它们的质感透露出一种冰冷的感觉，就像一股寒流穿透了我的身体。那一刻，我觉得整个手术都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作，以一种工业化的方式被处理掉了。我感觉我的身体被外界忽视了，甚至可以说是漠视。”

朱玲玉/图源： NOWNESS现在

当时的北京没有非婚生子的条件，朱玲玉回到老家等待分娩。她跟父母日夜相处，不得不承受来自父母的不理解和尴尬的目光，父亲看到她的大肚子，眼神会躲开。

生育某种程度上缩短了她与自己的女性长辈之间的距离。过去她们不会主动跟朱玲玉聊起怀孕、生育和流产，但是面对孕育中的晚辈，她们觉得，可以跟这个同样有生育经历的女人分享一些事情了。那些故事触目惊心：朱玲玉的姑姑怀孕12次，流产6次，为了生一个男孩。

分娩带来的身体剧变，唤醒了朱玲玉的记忆，也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她意识到，流产并不像广告宣传的那样，“三分钟麻药劲儿过去”，女性下床就可以上班恢复生活；在另一个层面，流产不应该是不自爱不自尊的别称，也不是某种秘而不宣的“家丑”。

流产被忽视了，被误解了，所以它需要被更公开地讨论。

恢复工作后，朱玲玉在网上发布征集，寻找有过流产经历的女性。她收到了很多回复。

她对自己的拍摄对象提出问题：如果将子宫外化成一个容器，你会想象它是什么样的，装的是什么？

拍摄对象高小君形容自己的子宫是一个西瓜，一层一层被刮薄，朱玲玉拍摄了一个被刮薄的西瓜皮，上面扎着一把手术刀。

拍摄对象高小君描述自己的子宫像被刮薄的西瓜皮

这部由六位女性口述的流产史《中国女性子宫叙事》，于今年3月8日公开发布。

在北京宋庄的一个厂房里，朱玲玉搭了一个简单的摄影棚，她和她的拍摄对象在这里短暂地与外界的目光和评论隔绝，她们脱下衣服面对镜头，回归最脆弱也最本真的状态，在表达中相互理解。

朱玲玉的作品/图源： NOWNESS现在

讲述本身就是一种疗愈。现实没有创造女性去讲述流产故事的空间，更多的情况下，她们回避、遗忘，继而整个社会都默许这件事应该由女性默默吞咽。唯有表达在她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感和同情感——朱玲玉被她们接住了，她也接住了镜头中的对象，“我们找到了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在南风窗的采访中，连接，是朱玲玉高频使用的一个词。

失语，也是朱玲玉高频使用的一个词。

它们的关系是，如果我们不表达不谈论，某个议题或者群体在公共舆论当中失语，那么我们就难以形成连接；相反，如果我们言说，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连接。

社会对生育的言说还不够，“经验是不可见的”。

就像她怀孕之后才得以跟自己的女性长辈谈论生育，女性经验总是以接近秘密的形式被谨慎传播。朱玲玉去做这个项目的驱动力，就是希望那些被污名和性耻笼罩的感受能够得到公开谈论。

有一个女性观众曾提问：在看到这个影像作品之前，一个年轻女孩会像项目里的所有女性一样，选择把这件事情轻轻带过，封存起来，对她也许不会有太大影响，当她看到你的作品，突然意识到流产这件事没有那么轻、那么小，她该怎样面对自己？

朱玲玉觉得这个提问特别好，她想了很久，最后，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种痛苦和沉重感对一个女孩认清自己的处境是必需的，“我们要知道生育（和不生育）的代价是什么”。

他人的讲述，会让那个有可能存在的年轻女孩意识到，“她不应该自己一个人去背负这种沉重和自责”。

朱玲玉拍了一张照片，所有拍摄对象包括她自己，被笼罩在一场大雾里，所有人在找一个方向。

她以此隐喻与她同时代的女性的境遇。

内心风暴

女性艰难，是贯穿朱玲玉至今人生的一种感受。

外婆是童养媳，从不被允许坐着凳子上桌吃饭。后来有一次回老家，朱玲玉把外婆的遗像摆在凳子上，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有一个情境，一直铺在朱玲玉记忆的底层。

每年春节，她的6个姑姑——她们有的已经嫁人，有的去外地打工，回到老家的老祖屋，在祖母的卧室，她们挤在一起，交换一年来的生活故事。小小的、秘密的谈话，持续整个夜晚。她们忽略了旁边有个小孩，但年幼的朱玲玉已经足够聪敏，从那些关于丈夫、男友、黑工厂的谈话里，识别出了一种沉重的东西。她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却有预感，这种沉重，她将多年无法摆脱。

朱玲玉把外婆的遗像摆在凳子上，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一夜过去，朱玲玉在轻度睡眠里醒来，天空擦亮，南方冬季特有的湿冷空气里，微尘轻轻盘旋，她的女性长辈们还在窃窃私语。

她们是朱玲玉认识女性的起点。嫁给残疾的丈夫，遭到丈夫的家暴，十七八岁拿着假身份证去广东打工，在工厂里麻木地劳作，忍受不公的待遇，这些能够被称为“社会议题”的经历，第一次给朱玲玉打开了外面的世界。当然，她也很快提出了自己对这个世界最早的疑问之一：为什么自己的女性长辈们总在受苦？

另一件事发生在朱玲玉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被拐卖进来十几个缅甸新娘，其中一个还嫁给了朱玲玉的一个长辈，成了她的亲戚。随着朱玲玉慢慢长大，外来新娘逐渐习得了这个山村的语言，生下了一儿一女，模糊了那张曾剧烈反抗的脸孔。直到朱玲玉成为这个村里唯一一个能去县城上学的孩子，有一天，这位缅甸“婶婶”在某次单独相处中抓住朱玲玉的手，请求朱玲玉帮自己逃出去。

刚上初中的朱玲玉，完全无力处理这个请求，在慌张中，她只能选择回避。看到身边的女性受苦受难而不知其因也无能为力，这种体验混沌地存放在这个年轻女孩的体内，造成她多年的痛苦。直到大学里接触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她才把这种冲突擦拭出清晰的轮廓。

朱玲玉的作品

回忆少年时期，朱玲玉发现那个时候的自己也许是抑郁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大人觉察，这个小孩的内心正在刮着强烈的风暴。很多念头和想法冲撞着她身体的边界，拿起父亲送她的胶片相机，写下那些缠绕她的想法，近乎一种本能，“只有这样我才可以不垮掉”。长大后，她选择了影视编导和新闻专业，成为了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再后来辞职，成为独立摄影师。她做了一系列的解困报道，实际是在打开她内心的结，解困是谋求被拍摄者的“解”，也是她在求自己的解。

在山村里亲身见证的女性境遇，与大学阅读到的女性主义书籍，相互激活。令朱玲玉困惑和压抑的姑姑和“婶婶”，这些中国中南部乡村里底层女性的遭遇，竟然能够在上野千鹤子、波伏娃、伍尔夫的解释里，得到归因。

紧接着，表达的欲望降临，她觉得自己应该把那些她知道的和尚不清楚的，向世界和盘托出。

她去拍性侵题材，拍流产女性，到北京马驹桥拍女性日结工，还有家和公寓里聚居的白血病患者家属。这些都是“边缘题材”，却都跟她自身有关。她试图在更广袤的世界里寻找她熟悉的女性的踪迹，她们被侮辱被伤害，未必脆弱，却总是将那些普遍的困境内化为个人境遇。

朱玲玉拍摄的女日结工

2019年，朱玲玉发布的《三个被性侵者的自述》影像项目得到广泛关注。很多陌生网友的留言让朱玲玉第一次感觉到，表达的力量也许就是让议题可见、得到公开讨论，大家在这个作品的涟漪里认出彼此安慰彼此，受苦和受困的个体得知自己不孤单。

多年后，缅甸新娘的故事有了一个结尾。村里矿井的一次塌方之后，原本就是聋哑人的男人在事故中被砸断了脊椎，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让整个家庭生活下去，多年来一直被看管的“婶婶”有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她出去一年之后就音讯全无”。

大学毕业那年，卧床在家的同乡求助于朱玲玉，请她帮忙寻找出走的缅甸妻子。妈妈出走、爸爸残疾，缅甸女人留下的两个孩子早早辍学，经历无人指引的残酷青春，现实终究要比抽象的理论更复杂。

朱玲玉偷偷找到了她。女人说，她在广东打工时认识了一个男人，他对她很好，她不想回去了。她还有一个请求，是希望自己能跟过去彻底告别。

朱玲玉答应了她，把她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最终，她没有告诉自己的亲戚，她曾经找到过那个女人。

但朱玲玉还在继续寻找着“她”——在中国大地上，被苦难蒙住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女性。

成为母亲

朱玲玉自知，尽管她学习新闻、从事新闻，但她“从来没有过那种很实的新闻理想”，好像只是一直在给自己找答案。

用很小的视野聚焦有限的个体，过去她常常反思，这是不是一种局限？

也许是因为年龄增长心境成熟，也许是因为养育了孩子，近几年她不再疑虑，更多的是相信，“我个人想解决的那个心结，其实本身就是公共性的”。

以一种更为自洽的心态，她找到了某种优势，“跟我自己有关的群体，我能读懂她们的语言”。朱玲玉是偏远山村的“异类”，她走出山村读书，接受高等教育，在大城市生活，但是“我始终没有摆脱那个语言体系”。

朱玲玉的作品

在老家祖屋里，薄薄的晨雾升起时，挣扎困苦的女性长辈们的窃窃私语；精神失常，身体失能，作为畸零人备受歧视的叔叔在村头的喊叫；那个被拐卖进来的缅甸新娘，被迫学会的另一种方言……这种“语言”化成影子，缠绕着这个原本有机会告别这一切的女孩，而她又宿命一般地，不断在那个山村以外的世界继续寻找着她们。

当与她们相遇，她总能很快地认出她们。朱玲玉反复强调她们的“失语”，缺失表达的机会，表达的愿望仍然存在。

采访她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被忽略的人会对外界的关注感到不适应，甚至有敌意，更多时候她们觉得，这没有用。朱玲玉会先观察，这往往要比提问能更好地接近她们，一起吃饭、聊天，她们慢慢敞开。这是朱玲玉特别珍视的时刻，比起做成一个项目或者一个报道，与她们建立连接更重要，如果不是这样，“可能我早就垮掉了”。

与这些沉重的议题面对面，拍摄对象的苦痛和她的情绪叠加，她也会有受伤的感觉。在《中国女性子宫叙事》的拍摄期间，每次送走一个拍摄对象，她都要在自己的小摄影棚里独自坐很久，去消化这些贴皮到肉的伤痛。

每度过一次这样的时刻，她会感觉自己越来越坚实。

朱玲玉拍摄的女日结工

她的经历与她关心的议题越来越不可分，比如生育议题里，她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更早之前的流产，8年前的独自生育，两个选择导向“做或不做母亲”的两种结果，实际是生育问题的一体两面。决定生下孩子的那年，朱玲玉也确定了自己不想选择婚姻，反复衡量思考，“我很难相信，把自己放到一个家庭体系里我还能继续做我自己”。

独抚妈妈也许要比两性婚姻中的母亲承担更多压力，但朱玲玉也常庆幸自己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刻。她发现孩子要比伴侣甚至父母更容易理解她，只要在育儿与工作之间找到平衡，她往往能够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我的主体性没有被剥夺”。

从北京移居到成都之后，朱玲玉养了很多绿植，新叶和花苞，生命力盎然，给她内心带来安静的力量。她喜欢带着孩子去逛成都的菜市场，“那里有一种生活的秩序感”，剥好的莴笋、削皮的土豆，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码放在摊位上。孩子端着一个小相机，拍下他眼中的生活，他的照片跟朱玲玉的照片不一样，新鲜欲滴，活色生香，有孩子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