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调解院，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主要针对四类争议：投资者与国家间的纠纷、政府间的纠纷、跨国商业纠纷和新兴领域。
面对纷争，除了诉讼、仲裁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解决纷争，除了敌对互伤之外，如何欢喜共赢？
2025年5月30日，国际调解院正式落户香港，33个国家作为创始国成员，现场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
国际调解院，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主要针对四类争议：投资者与国家间的纠纷、政府间的纠纷、跨国商业纠纷和新兴领域。
国际调解院为什么会落户香港？《问答神州》专访香港和解中心会长、香港国际调解中心主席罗伟雄，2025年6月16日晚20:30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
罗伟雄：香港是争议解决之地
是当之无愧的国际中心
吴小莉：很高兴到香港和解中心。英文mediation很多人翻译成调解，我们为什么是“和解”？“调解”比较中性，“和解”是希望以和为贵，大家都不要吵？
罗伟雄：对，mediation现在翻译是用“调解”，当年想用“和解”，中国的文化，同时配合成立国际中心的成果，是和谐的协会。
吴小莉：中心命名的时候，是哪一年？
罗伟雄：1999年。
吴小莉：香港真的是发展得好早。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因为2023年4月份，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揭牌，我访问了林定国司长，我才知道诉讼，仲裁之后，调解是一个很重要的解决纷争的方式。
罗伟雄：对，现在国际上调解非常流行，应该说是国际纠纷解决、新领域发展的领头兵。调解的纠纷解决方法是中国一个特色，在香港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国际和解中心成立以后，我们主要是做国际关于专业调解的人员培训，整个制度的引进以及优化。特别在2015年，2018年，2023年，是突破性的发展。
吴小莉：国际调解院落户香港，为什么？
罗伟雄：以前国际上大部分调解都是做地区性的调解，香港在2015年已经考虑到这一因素，发展了跨境国际的调解，在国际调解方面，香港走在前列。2018年我们出了一个国际调解程序，用调解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之余，也可以令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唯独香港有这个程序。我们也做了十几年的培训，有大量国际调解人才，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做，也在外国帮培训人才，香港在争议解决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国际中心。
吴小莉：这方面香港在国际上是多高的地位？
罗伟雄：香港的法律体制是全球闻名的，公平、开放，今年我们是国际最受欢迎的第二大仲裁地。
吴小莉：第一是谁？之前香港是第三名，我们超越了谁？
罗伟雄：第一是伦敦。我们超过了新加坡。真正发挥调解的作用，是非常需要程序化的，将当事人由敌对思维改变成合作共赢的思维，这需要一个非常严谨的策略、程序才行。大部分地方的调解，只是两方坐下来，大家互利互让的角度之下，达成一个协议，中间取一个平衡点，我们则是要当事人可以拿到比自己处理更高的回报。
诉讼或仲裁，处理周期可能用年去计算，但是调解解决问题只要一至三个月。因为我们有很清晰的理论基础和程序，所以成功率非常高。如果纯粹是商事，我们的成功率会达到80%，履约率是98%。
吴小莉：您刚才说的整个系统或者理论、管理程序的设计，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是不是很多国家都开始采用这个方式来进行调解？
罗伟雄：没错，我们在内地已经有16个分中心、3个人才发展基地；在国外我们有6个分中心，2个人才发展基地。我们也有相当多的合作伙伴，很多机构都是用我们的设计，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资历，通过我们整个系统可以全球化。香港有一个专业考核评核机制，拿到这个资格在全球都可以用到。所以在香港，现在的调解程序、理论基础非常成熟，这就是香港调解专业可以领先世界的原因。
国际调解院如何让当事方双赢？
2022年5月，印度监管机构以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宣布没收小米印度公司555多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6亿。
2023年4月，印度相关法院驳回小米印度公司申诉，小米被允许继续上诉，至今没有结果……
吴小莉：您提到国际上的商事纠纷是很适合调解的，比如说小米和印度政府的纠纷，它涉及的就是典型的国际调解院四大项目之一，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问题。您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小米可以怎么做？
罗伟雄：小米将来可以通过国际调解院申请与印度政府进行相关的调解。大家的角度不同，小米需要打进印度市场，所以它的考虑就是怎样满足市场的需要；而在印度政府方面，其实它要考虑如何吸引其他地方投资进印度、怎样令它的商业环境更有吸引力、怎样在这个过程中，降低对小米或者其它公司相关政策失衡的地方，而导致投资减少；还有小米的投资也可以令当地的就业增加。
通过这几方面给当事人的分析，他自己再去想，是不是要用差的方法，令我们不能继续合作，而所有利益也都拿不到。当两方各自看到怎样做会更好时，就会进入刚才我们的目标，通过两边的合作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更好。
吴小莉：国际调解员可以就一个案件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获利的方式，但国际政治这么复杂，地缘政治也很紧张，会不会使得我们的调解，尤其是跨境调解越来越困难？
罗伟雄：我们不担心地缘政治，反而考虑的是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地缘政治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影响到，相反我们邀请他们的参与代表来香港，这里又中立又安全，香港仍然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调解员？
2012年，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成立，对调解员的准入和考核标准做出统一规定，香港当前注册的本地及国际认可的调解员共有约4000名，超过95%为兼职。
吴小莉：现在有哪些专业背景的人会想来做调解员？
罗伟雄：背景无所谓。因为每一种纠纷都有可能出现，我们绝大部分的调解员恰恰来自不同界别，只有20%左右的调解员是律师或者大律师，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法律背景，而是需要行业经历和专业能力，包括分析力、控场、统筹能力，还有最重要的亲和力，这些会让我们更容易和当事人沟通得更清晰。
因为调解本身就是一个独立专业，所以考调解员的人不需要一定有很多其他专业身份的资历，但是这些资历会在他将来的发展中，有非常大的帮助。他需要完成大专，然后正式去读一个专业的课程，课程完成后就会考试。现在香港的考评安排是考两个模拟的调解练习，以调解员的身份，通过他的调解技巧，程序安排帮两方处理一些纠纷，协助达成和解。
吴小莉：和十多年前相比，您觉得现在民众对于调解是否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愿意接受？
罗伟雄：比起最初，接受度已经高了很多，对于调解的理解度也越来越高，调解员的专业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有部分的工作需要做得更好，例如法院的《实务指示 31-调解》，需要先进行调解程序，所以用一个专业的调解员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的代表律师要懂得怎样用调解的程序。
遗憾的是，我们一万四千多名的律师与大律师，成为调解员的不到两千人，成为调解代理的更少，现在有百多人，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错配形式。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律师或者大律师能够参与调解，更加懂得整个制度如何运作，对于香港会有更大的帮助和支援。
吴小莉：所以不理解调解的不只是一般民众，还有很多是律师，大律师。
罗伟雄：没错。因为传统业务的律师，他的思维没有改变，仍然会处在旧的对抗思维，处理不了调解，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律师智慧，我们可以让律师知道，他会带动他的当事人，在解决问题后有更好的结果。
现在调解代理分两个部分收费，律师做调解代理时，会收取基本的解决问题费用；第二个部分是增值部分，譬如一个五千万的纠纷，他帮客户想到的方法与对方合作，增加到一个亿的回报，即有五千万增加，这样，他们是有条件向当事人拿大概10%，这部分增值的部分更加值。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方式的律师不太认可调解，现在只要他明白后面的结构与逻辑，他会转变思维，非常乐意参与调解的工作，还会鼓励他当事人去做，因为最终当事人的满意度是最重要的。
吴小莉：因为对于律师本身来说，和解的可能性和时间都会比诉讼要快，而且高，他的标的仍然是有增值的部分，他的收益仍然是高的。
罗伟雄：没错。
罗伟雄：东方的智慧很适合做调解
合作是长远的利益
吴小莉：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的特首报告当中，就说要推行调解，香港的调解其实比联合国还要早很多年。
罗伟雄：在中国，我们很早就有调解，我们用“和事佬”的方式做调解。
吴小莉：像您说的“和事佬”，就是很多乡绅做的事情，包括香港，在新界地带，那些乡长们就是“和事佬”，解决纠纷，就是调解。
罗伟雄：没错。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就引进了中国的调解，并开始制度化。
吴小莉：是哪个国家？
罗伟雄：美国。大概在1970年代左右，因为案件量太多，纠纷太多，没办法处理，引入这条机制挺好的，可以去处理到。美国社会习惯把一件事制度化，然后我们再引进来，所以在1980年代初之前，香港是用着中国的传统方式“和事佬”的方式调解，1980年代中，开始引进专业的调解服务，而它带动的效果更好。当年香港新国际机场建设，出现的纠纷用调解制度很快解决了，没有大型的纠纷出现了。
吴小莉：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赤鱲角国际机场，它是受益者。
罗伟雄：没错。
吴小莉：您说了非常有趣的一点，“调解”原来从中国来，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中国，而且把它发扬光大，香港把它条理化、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罗伟雄：绕了一个圈，拿了国际的经验回来，我们将会做得更成功。
吴小莉：东方智慧很适合做纠纷的解决，而且更不伤感情。
罗伟雄：没错。有些朋友都问，为什么外国推进不了我们现在中国做的调解？我的答案很简单，欧美用了我们调解的方式、理念以至制度，但是差了一样东西——心态。因为商业模式，欧美的商业模式与东方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掠夺性的，不是想长远的关系，但是我们东方的智慧，合作是长远的利益。差了这个关键的核心，所以西方一直都没办法发展到一个完善的调解制度。
吴小莉：所以香港做示范作用是特别好的，东方智慧是可以调解，无论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你们就是其中的验证者和推动者。
罗伟雄：我感到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当中！
来源：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