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发展不仅推动生产力飞跃，也对人的本质和主体地位造成强烈冲击。人工智能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人类共同利益，拥抱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机遇却因全球资本配置不均和技术主权竞争而遭遇巨大的现实挑战。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且发展进程需要严密

郭燕青 陈 立 温明振 .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境遇与进路[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2):74-84.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2.008

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境遇与进路

郭燕青 陈 立 温明振

摘要

人工智能发展不仅推动生产力飞跃，也对人的本质和主体地位造成强烈冲击。人工智能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人类共同利益，拥抱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机遇却因全球资本配置不均和技术主权竞争而遭遇巨大的现实挑战。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且发展进程需要严密的伦理监督，国际社会唯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充分挖掘并释放人工智能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潜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生活福祉。针对人工智能时代世界面临的发展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全球统一大市场、探索新形态的人-机文明和加强世界人工智能监管体系，从打造经济共同体、深化文化共同体以及强化社会共同体方面持续发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机关系；智能社会

人工智能是以数据和信息科技为基础，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技术。 从社会发展史角度审视，人类经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的洗礼，正随着以 AIGC、机器人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现智能革命的生产力飞跃。人工智能得以吸收人类现有知识、自动化或加速执行以前只能由人类执行的任务，依赖于明确的场域结构进行设计、更新修正机器学习算法和源源不断的数据。在这三大基本要素不断发展的基础上，GPT-4o、Sora、人形机器人“擎天柱（Optimus）”等颠覆性技术推陈出新，人工智能将直接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服务过程中，并逐步促使智能化机器在生产力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生产关系的调整或变革。共同体承载着人们对“优良”“至善”“正义”等社会生活的美好希冀。国际社会能否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共同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发展方向以及全球经济与人类的未来前景。作为引领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化潮流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整体利益诉求紧密相连，必将在世界更趋广泛而深刻的价值共识之上，开创一个安全、公正、繁荣而又可持续的世界。

一、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基于外部信息输入的特殊认知处理模式，以及相比于人类在成本和劳动效率上的优势，使得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均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以及我们如何判断人工智能的某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其自由意志，这些都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共识守护客观上凝聚了人类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渗透也催生资本重新配置、技术主权规范变化等风险挑战，少数发达国家意图通过掌控关键人工智能资产和技术，继续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操控和深层次剥削，可能在全世界产生更大规模失业、动乱等不确定性风险，激化社会矛盾，阻碍人工智能生产潜力的释放。国际社会唯有加强合作，改变当前既有的全球生产关系，才能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一）人工智能“宰制”客观上凝聚人类共同利益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同时在更大程度上使人的某些能力被工具替代。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在生活空间中第一次发现并需要直面同等智慧水平的潜在对立方。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使人的自由受到遏制，人愈加成为片面发展的人。“智能红利”有望弥补人口红利的不足，不仅可以替代人类从事体力劳动，还能辅助人类的思维与智力活动。然而，若在日常生活领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人类将第一次遭遇物种退化的风险，人类创造的产物反而使人陷入一种新的不自由。一旦人工智能出现故障或停止工作，人类的日常生活乃至情感思维都将遭受严重冲击，甚至生存也将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到超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智慧和能力有可能超过人类，在全面服务人类的同时，超人工智能可能反过来通过信息限制、生存管控等对人类及其生活实施深度控制。与互联网时代可以自愿提交虚拟信息不同，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不得不将诸如生命体征、日常行为习惯等信息交付出去。这些真实信息不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日常活动的必要条件，也预示着超级智能完全控制人类的可能性。技术悲观主义者甚至担忧，超级智能可能会基于其独特的视角和唯物认知，形成一套与人类中心观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估体系，将人类视为资源消耗大、秩序干扰强且功能有限的生物体，进而为人类繁衍、发展设限。

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国际社会普遍怀有发展人工智能经济的强烈愿望，又同时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潜在危险有所警觉的情况下，危与机并存的清醒认知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人工智能时代对“人之本质”价值理念的愈发重视和对共同利益的强调，客观上将全球社会更加紧密地凝结在一起，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在发展人工智能经济的共同愿景下，各国应携手共进主动拥抱智能化浪潮，打破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加强在人工智能标准、人工智能技术共享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规则制定贡献智慧合力。

（二）人工智能劳作对资本配置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迄今为止的所有权逻辑，均建立在稀缺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只有物质性生产资料才具备所有权资格、功能及能力，并据此获取剩余索取权。资本的全球配置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虽然促进了各国资源共享和比较优势发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互利共赢，但这一进程并未能有效减缓全球南北差异的日益扩大以及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的加剧。2024年的全球不平等报告显示，收入不平等程度日渐恶化，超过三分之二（69%）的财富集中在发达国家手中，若以人均财富来衡量南北差距则更为显著。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若继续沿用基于物质性生产资料获取剩余索取权的制度设计，由于人工智能不断降低的成本和持续提升的生产效率，劳动者（涵盖各类知识管理者）或将陷入愈发弱势的境地。在这种“资本/劳动”势力对比失衡的格局下，不仅劳动者会受到压制、积极性受挫，宏观层面还容易引发失业导致的严重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这非但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还可能进一步导致资本过剩和贬值的恶性循环。此外，少数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并垄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由此引发的资本配置问题将加剧公平赤字及治理困境，致使社会分化和矛盾升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增添困难和挑战。

首先，人工智能生产力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现有的数字化水平发展状况，而资本稀缺和过剩在全球各地并存制约了整体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底层通用技术，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离不开传感器等数字化设备在生产和销售活动中的广泛使用，通过采集海量新质数据要素来支撑人工智能的决策优化和执行流程调配。全球数字化指数（GDI）将国家分为数字化领跑者、加速者和起步者三类。由于数字化发展存在规模效应，领跑者数字化水平提升意味着更多数据形成新的链接，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的幅度是加速者的 2.1 倍、起步者的 5.4 倍。由于发展中国家数字化水平普遍较低，大多处于起步者阶段，因此数字化水平的制约导致它们当前很难从人工智能这项新技术中直接受益。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政府主导、扶持的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资本配置，推动企业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及专业化人才培养，因地制宜地推进深刻数字化变革。

其次，人工智能劳作极大地降低了服务性资本需求，而服务性资本投入不足的长期影响难以估量。随着直接的自然劳动被机器劳动所取代，人-人关系逐步从当面协调进化为通过互联网链接进行沟通，而此时互联网仅仅是辅助性手段，见面沟通仍是处理重大和争议性问题的主要协商方式。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任何协商都需要通过智能化机器连接，否则无法实现人-机、机-机的协调，这将极大地降低以人-人协调为主的体制性摩擦与交易成本。在智能机械主导下的劳动过程既可以无限细分，也可以全球即时协调，理论上就不存在随着分工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分工的协调成本呈指数化增长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劳资对立以及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对效率的影响。然而，相关服务性资本投入的减少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将逐步丧失千百年来发挥重要影响的群体管理能力，资本投入偏颇所导致的社会松散原子化也可能反过来制约社会性和生产性活动。

最后，人工智能劳作改变了资本配置版图，加剧大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主导权矛盾。随着人工智能自我制造成本的迅速下降，全球各国的就业市场都将面临（人力岗位）的挤压，导致了原本协同进行全球资本配置的大企业和母国政府利益共同体产生矛盾嫌隙。原有的国家间竞争的资本配置逻辑，让位于智能产业链内外之间的配置逻辑。智能产业链内企业实力快速增强，挤出低端就业人员，从而加重了产业链外的社会包袱，因此政府必须对企业的发展加大管控。有学者在 2022 年基于CLDS 数据测算指出，中国约有 19.05％的就业岗位面临被人工智能替代风险，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可替代风险较高。然而，此时大企业所掌握的人工智能生产力可能已经超越以政府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秩序的影响力。人类还没来得及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破过去全球化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就不得不直面人工智能核心企业所拥有的可能超越各国政府的实力和权力，霸权企业成为新时代全球性问题。

资本的有效配置是数据生产和人工智能发挥生产力的前提条件。落后国家和地区因缺乏足够的资本匹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难以参与基于数据的新经济竞争，就可能长期被排除在世界性分工之外，进一步陷入发展停滞的状态。OECD有关 2012—2020 年人工智能领域风险投资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仅获得全部风险投资金额的 29.89%。但正如人的喜好各有不同，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只局限在个别国家或企业，那么其自我进化的数据基础本身就产生了局限性。对于离群值和偶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也会受限，难以更好地权衡利弊、服务人类。人的多样性劳作，既是被机器人挤出的对象，也是机器人智能化提升的养料。纯粹基于物质生产最大化并最大限度追逐自身增殖的资本逻辑，是资本非正义的根源。如果不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推动又有平衡地配置资本，那么长期制约人工智能的进化和反哺将不可避免。忽视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援助，可能迅速加深社会鸿沟、加大贫富差距，从而带来全球动荡的风险。

（三）人工智能自我进化颠覆技术主权规范

目前，生产力结构中科学技术的占比大幅上升，技术、知识逐渐取代土地、工具和资本成为经济社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在科学界的持续努力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已经日渐公益化，而技术作为直接服务生产的人类智慧成果，正作为一种权力日益集中于资本所有者、技术精英和各国政府手中。无论国家还是企业、个体，都试图通过占有技术来获取收益和战略价值。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作为技术创造、掌握和利用的主导地位正逐渐受到挑战。现有的智能系统研发尚处于早期阶段，主要依赖人类编写的算法运行，但未来随着各种专业数据的积累和智能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可能获得依据生产、生活实际需要进而自主发明技术、制造工具的能力，并能够因应变化实时地加以改进和完善。当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方式，在没有明确预先编程的情况下产生新的技术和方案，甚至开拓出新的技术轨道和生产路径时，那么现有的基于技术收益短期垄断的主权建设、博弈等规范将经历重大调整。

首先，过去珍视的技术秘密或经验，在极致模仿和穷举能力面前不再重要。在医药发现与开发领域，DeepMind 公司研发出了能够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的革命性人工智能技术——AlphaFold。这种变革性的方法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原子精度”，预测出所有生物分子的结构和相互作用，颠覆了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重塑药物发现中的“想法产生功能”。开启人工智能新纪元的阿尔法元（AlphaGo Zero）系统，从零开始通过自我对弈强化学习形成所谓的阿尔法棋风，现在已经被围棋选手反向学习，这进一步证明了人工智能解密的潜力和影响。

其次，曾经认为模仿者通过技术学习能够获得的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在人工智能时代已不再重要。人工智能具备自主学习与创新的能力，可以显著缩短研发周期、挖掘潜在关联并实现自我迭代更新，落后企业只能适应并配合人工智能提出的技术范式和逻辑，习惯性地“跟随跑”。随之而来的是个体、企业乃至国家间原本存在的技术差距，在人工智能技术力量的助推下逐步拉大，产生无法追赶的鸿沟。由于人工智能可以不间断研发，过去围绕学习壁垒所构筑的技术保护制度仅剩余诉讼价值，而失去了通过技术信息告知带动整体创新的社会意义。无论个体、企业还是国家，先发者拥有人工智能优势，将对弱势方形成全面的技术碾压。

最后，机器在不断自我进化的过程中，可能会挑战其作为工具的传统角色，提出与人类同等的人权要求。如果人类承认这一点，就如同沙特阿拉伯赋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一样，那么按照智能机械的“意愿”和自我进化水平，人工智能将很快拥有全部的技术权益，而人类可能被阻隔在技术活动之外。随着时间推移，人类中绝大多数成员是否会因技术逻辑和数据的全面封闭而无法理解各项技术的产生与演化规律，进而丧失人类引以为傲的生产工具的能力？

人类如何面对智力知识成果的收益，是对人类发展历史具有重大决定性影响的问题。无论是现有的基于所有权在限定时期内获取收益，还是国家间通过主导技术发展构建竞争优势，都需要因应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在全部人类的知识成果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协调这些围绕技术主权的规范建设，对于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快速自我进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价值

在人工智能时代，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正引领智能要素深度渗透并全面融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全过程。鉴于智能技术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且发展进程需配以严密的伦理监督，国际社会亟须深化合作，通过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挖掘并释放人工智能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潜能，进而使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成果惠及世界人民。构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解决全球性发展难题与安全挑战的最优途径，更标志着人类文明迈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纪元。

（一）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乌克兰危机、以色列危机可能引发世界大战，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断裂和通货膨胀加剧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推动的逆全球化进程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疲态尽显。困顿不掩芳华，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催生出一系列充满活力的智能产业。能否把握住人工智能革命创造的新机遇，使全球经济携手从当前的深度调整中走向振兴，关键在于各个国家是否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构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探索前沿技术和新兴业态，并高效整合智能资源，为全球经济开辟一条通往复苏与繁荣的新航道。

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根据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缩放定律（Scaling Law），随着AI 模型的规模（包括参数量和训练数据集大小）增加，其性能也会相应提升。而从应用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模型和机器制造投入门槛较高，然而一旦跨越门槛不仅会带来显著的效率提升和性能改进，复制和迁移成本也会随之下降。以GPT-4为例，其训练过程需要动用约 25000块A100级别图形处理单元（GPU），训练周期长达 90天，成本高达 7835万美元，但训练完成后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访问成本比GPT-3 降低了 99%。同时，智能技术的研发离不开顶尖人才的交流合作，具有极强的集聚效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清除人、财、物、技等智能经济要素流通的障碍，进而畅通全球经济循环。加强开放合作也有助于智能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和企业形态的根本变革，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

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集中力量快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物质资本始终是生产要素的核心，确立智能化机器在财富创造中的主导地位，需要巨大物质资本投入，一般只有国家资本或大财团才具备这种实力。例如 OpenAI 最新计划的价值 1000 亿美元的超级计算机Stargate，其规模之大甚至需要购买类似三哩岛（别名三里岛）核电站的设施来支撑。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心意识、政府行为和市场需求。此时，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创造安定和平的投资环境，恰当地匹配资本的技术需求，更大范围地获取海量数据，从而推动人工智能的自我进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契合了智能技术内在的发展规律，有助于世界经济体系逐渐摆脱少数国家掌控，通过凝聚共识促使全球迈向更加和平开放、紧密融合的新阶段，带领世界经济走出阴霾，快速拥抱新技术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应主动加强互联互通，深化智能经济领域合作，共创智能时代的繁荣未来。

（二）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让智能革命造福人类的取胜之匙

在全局视角下致力于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潜能以造福人类的重要特质。随着智能时代各种智能技术向专业领域的不断扩张，相关从业者的工作可能逐步丧失存在的必要性，大量人员面临被社会“边缘化”的困境，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大于技能劳动力。即便在当前阶段，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度的加大，企业对常规型认知和体力工作的需求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只有在加强国家民族间交往、交流的基础上，保证全体民众的劳动参与权利，才能有效遏制技术对社会政治的过度侵蚀。同时，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并优化智能信息的共享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帮助处于人工智能技术边缘的国家把握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填补智能鸿沟。

人工智能时代，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持续监督人工智能伦理和风险变化，限制智能机器人过度互联，并针对可能的全球安全事件提前预案。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培养出新的日常行为习惯和思考方式，并逐渐习惯于遵循由人工智能所主导的生活伦理秩序。若没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监督，人工智能伦理产生自发性混乱或被恐怖分子篡改，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智能化领域的边界持续拓展，数以百亿计机械设备引发的系统安全性问题，其复杂性与广泛性已超越单一国家的应对能力。一个割裂的世界难以应对不断庞大的人工智能给人类安全带来的挑战，唯有秉持开放包容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紧密沟通合作，才能最大程度地汇聚力量，有效化解智能时代的全球性安全风险，这符合全人类的长远福祉。

人工智能时代，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确保人类不被排除在任何社会系统运转和工作劳动场域之外。要遏制那些迫使个体模仿机械行为的简化技术和设备发展，以避免因缺乏应用而导致人体机能、职业技能及社交能力的全面衰退。目前，GPT-4o 标志着人工智能从浅层智能成功迈进了涉及推理决策的深层智能领域；人工智能系统在诊断皮肤癌方面已达到专业医生水平，在 CT 图像识别上甚至超越了绝大多数医生的精确度。但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指针，懒惰退化无疑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同时，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时常出现“错误地承认错误”，以ChatGPT的应用来看，在遇到不会的问题或者被用户指出错误时，ChatGPT 会首先承认错误，并模仿用户可能给出的错误指示。如果人类各方面能力开始退化，以至于自身无法识别对错却仍执意作为，那么人工智能可能加速人类的退化进程。

如何使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主体性增强，这是人工智能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人类福祉和国际合作的基本价值考量。唯有超越资本增殖逻辑，赋予深厚的人文价值关怀，人工智能才能在尊重人生命价值的基础上服务于人类。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简化繁琐的常规任务，提高问题处理效率，给予人类更大的创造空间；另一方面防止技术异化，确保人类对技术的驾驭和促使技术价值的回归。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推动国际社会安全、有序地实施智能化转型，以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公众为指引，聚合各国政府的力量共同打造智能、和谐的全球环境。

三、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路径与策略

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为谋求更加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在加速自身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与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也应秉持开放市场理念，积极投身于国际合作，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统一大市场。中国在技术交流、应用推广等方面正着力构建人工智能合作格局，引领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各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联手制定国际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设新形态的人-机文明，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成果分享能够符合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一）推动人工智能经济共同体：健全更高水平相互融合开放的全球大市场

智能化机器拥有近乎无穷大的生产能力，若继续维持资本占有劳动者剩余的所有权分配制度，不仅可能使劳动者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影响社会活力和稳定，在宏观层面还容易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爆发的产能过剩危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时代，各种颠覆式高技术产品要能制造得出来、卖得出去、嵌入产业链，关键在于培育能够消纳这些生产能力的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广范围的普惠型智能社会的前提，是建立健全更高水平开放融合的全球大市场。

现有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是束缚人工智能发展的堵点，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开放融合的全球市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方法与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半导体硬件技术和海量数据的支持，OpenAI 等前沿公司使用的尖端人工智能模型均需依赖先进芯片组和各类数据进行运算。然而，2022 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首个针对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技术出口的许可审查法案，意图阻碍发展中国家抓住智能革命与经济转型的机遇。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资源既包括各种大型数据库，也离不开小型定制化数据池，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数据采集和贸易问题。其中，有关数据收集的法律限制范围、收益归属、流通价格等具体问题，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次争执和冲突，典型事件如《隐私盾协议》争端、旅客数据共享等。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其技术优势，并利用发展中国家法律滞后的漏洞，利用免费输入数据同时高价输出产品的方式，或者将本国受限的数据收集行为通过“伦理倾销”等手段采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法规尚无法为公民提供与发达经济体公民相同的隐私保护，致使参与数据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因数据价值被迫折让遭受更为隐蔽但深重的剥削。这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沦为全球人工智能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方，而要想获得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则必须付费，尽管这些智能技术实际上源于他们自己提供的数据。

任何重大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通用技术标准的支持，标准的选择决定着创新能否以及如何找到商业用途或获得市场份额，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尽快统一标准才能避免人工智能发展中不必要的效率损耗。例如，Meta 发布的开源大模型明显与开源人工智能定义（OSAID）的要求存在分歧，直到2024年OSI 组织发布全球首个开源AI 标准才得以规避类似Meta 的伪开源情况，但此时众多创业者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应对Meta 的复杂协议标准。在人工智能领域，被不同技术标准分割的市场将减缓新人工智能工具的充分扩散和应用。技术的涌现性和不可预期性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在足够广阔的市场竞争中才能明确其技术发展路径。因此，及早构筑统一大市场的通用技术标准，是快速培育智能生产力并验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向的可靠通路。

推动全球大市场建设，旨在促使国家间的竞争形态由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变，从而加深各国智能产业链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相互依存度，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全球经济创新发展。中国作为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力量，正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建人工智能经济共同体。通过加快建设智慧城市试点为全球企业与创业者提供广阔的智能市场空间，并以开放姿态参与制定适应智能经济发展的贸易规则和技术标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开放、透明、包容与非歧视原则，为各国科技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与稳定。

（二）塑造人工智能文化共同体：建构开放包容的人-机文明新形态

过去的科技发展进程中，人-机关系始终由人作为主导，机器作为人的发明以工具形式出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飞跃，机器开始展现出以往专属于人的智能特征和自主决策能力。未来，智能机器人将大规模地涌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并产生新的人-机关系模式。在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服务的同时，人类要保持应有的自觉性和主体性，警惕并坚决防范人工智能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的侵蚀。为此，需要充分思考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并基于此构建未来的人-机文明。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旧有生产关系被打破。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使得物质资产极大丰富，过去那种在物质生产与服务提供过程中人-人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形式，在新的生产关系中或将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个体化趋势不断增强，过去基于生产合作的集体、企业等基本组织功能可以部分让渡于人工智能，人与人的生产联系转化为人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以生产生存为目的的集体关系将逐步淡化，被人与人工智能的“互助共存”取代。其次，表现为生活关系的被侵入。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元宇宙空间的虚拟交往正变成日益普遍的交往形式，人类脱离线下的长期接触，社交意愿和技能的退化使人们更加偏好与忠实守信、省力顺心的智能系统建立联系。甚至个别人希望与定制的伴侣机器人组建家庭，并借助人造子宫等技术实现繁衍。这种人工智能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网络。最后，生命体关系也发生了变革。人工智能甚至正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未来人类可以利用智能设备重建自己的身体，进行虚实结合的智能机体生活。这种与智能机器一体化的情形，或者“共生体”的形式，使得人与机器的二元区分变得模糊。这种借由不断进步的现代智能与生物科技的结合应用，可能加剧人类生命权的不平等现象，例如精英群体通过与人工智能结合而增强自身能力或改善身体机能使得寿命更长、更具有环境适应性以及超出常人的特殊能力。

发展人-机文明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始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的设计、制造和使用过程中，必须首要考虑人类利益，前瞻性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人工智能伦理思考。一方面，破除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不盲目排斥智能机械对生活的融入与塑造，善于与更聪明、能干的人工智能协作共生。另一方面，避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防止人类命运被机械主宰，从而避免人机间潜在冲突的可能。同时，人工智能时代，因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而消灭民族之间分工的趋势越发明显，这一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历史向全球历史融合的进程。这也意味着不同地域和国家的文化和伦理背景形成的对待人工智能的不同态度，将通过包容交流和协同努力，最终共同铸就出世界绚丽多姿的人-机文明。因此，构建新型的人-机文明，也需要我们批判并超越狭隘的文明观，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态度，推动与各国文化土壤之上建立的人工智能文化进行对话与沟通。这一交融演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与智能机械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历程，它遵循了人类整体文明演进的规律。在坚守文化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应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机文明交流活动，构建既具有民族个性又包容多元的智能文化体系，这样才能使人-机文明持续焕发活力。

（三）倡导人工智能社会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人工智能时代发展成果

经济文化的顺利发展，有赖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的坚实保障。在智能化机器主导下，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围绕机器生产能力的无限性与人的支付能力有限性的矛盾，要加快上层建筑的变革，通过构建人工智能社会共同体，推动人工智能成果广泛共享。这既是管控人工智能发展的必需，也是当前时代平等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

一方面，建设国际化的人工智能组织，并加强监管合作。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其成果惠及民众，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全面地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必要先期建立全球性的研究型组织和沟通协调机构，以规避潜在风险。中国早在 2019年就成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并于 2023 年 10 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而联合国在 2023 年承诺成立的国际人工智能监管机构目前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欧美的人工智能组织虽然也乐于参与该议题的讨论，已宣布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安全研究院网络，但迄今尚未有国际组织能承担起全球人工智能核心监管机构的角色，各国际组织间呈现出高度分散、碎片化的状态。唯有尽快成立相关的国际化组织，方能及时有效管控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风险性事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安全屏障。

另一方面，加强人工智能法律建设。欧盟推出的全球首部监管人工智能的法律《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于 2024 年 8 月 1 日正式生效，这将对其他国家及全球立法产生深远影响，标志着国际社会在AI 法律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制定了涵盖隐私保护、伦理规范及AI 治理等方面的单项法规政策，但各国人工智能法律仍面临缺乏全局性、统一性和协调性的挑战。智能时代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普及，要确保随着智能技术的进步，开放算法、数据和源码，全球民众都能使用并展开自由的实践，更便捷地获取并利用智能技术和文明。为此，各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才能弥合不同司法管辖区治理框架的差异，推动人工智能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包容性发展，旨在互相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实现治理平等化，保障各国都能公正分享智能时代的进步红利。因此，有必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优先确立一个以国际人权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法律框架。

如果全球相关法律和组织建设滞后，智能资源就可能被个别国家和集团垄断，难以实现真正的公平发展。在人工智能社会共同体的框架下，有望拔除藩篱，推动智能技术赋能于人，而非继续在国家或集团之间斗力争益。构建人工智能社会共同体核心目的，在于确保智能技术服务于最广大人类的根本利益，不仅促进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还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与管理效率，打造一个更加卓越、共享智慧繁荣的未来社会生态。

四、结语

人类正步入一个由人工智能引领的大发展、大变革的新纪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充分利用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尚未超越人类智能，但最新研发的Alpha Geometry已能解决 25个奥林匹克级几何问题，接近国际数学金牌得主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生产和服务全方位的自动化、智能化，人工智能将对人的本质认识、全球资本配置以及技术主权竞争带来重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的意识，以此探索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的新内涵。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畅想却未实现的社会发展高级阶段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并旨在消解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智能资本的全球涌动，正驱动着人工智能经济的蓬勃兴起，使得“人类未来之路”的议题更显急迫与重要。在机遇与挑战交织的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推动形成一个共同昌盛、开放包容、监督制衡的国际社会，这是中国为增进人类福祉、促进世界减贫、维护全球稳定和发展所作的智慧贡献。历史无数次证明，人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在人工智能新时代，国际社会应当坚持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以团结协作取代对抗冲突，通过实际行动加强经济、文化和社会共同体建设，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智能经济成果分享，为世界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正能量。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2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8t0HcLKTPb1_hkYVD0UIEGF9yohOV2JFbWP2PAZtrkKsKC9-HnXq92QCrUcPUD6BHKys-kzhvL83y86YQuONXUqNL0Fv1COejfitZ2imewU0WuI5tm7dJs17Bk9QyvyxImYJImm4Bq69k9EzkiVdU6XIXeuvCykLAaS_f11JhAZJwP2SOuldR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郭燕青，

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商学院管理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技术经济及管理方向带头人，辽宁大学创新与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辽宁大学大数据应用与商业智能实验室主任。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入选辽宁省“新世纪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工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及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大连市项目管理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总裁班兼职教授，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和吉林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北京用友软件公司首批信息管理专家等。先后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科技部软科学项目、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沈阳市、企业等横向课题近30项。在《世界经济》、《经济日报》、《工程管理科技前沿》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多项。

陈 立，

温明振

本文转自 |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