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瑶自幼好学,聪明过人。民国17年(1928),入太原进山中学。民国20年(1931),上天津南开中学。民国23年(1934),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发表文章。民国30年(1941)9月,王瑶离开兄长的杂货店,跋山涉水南下,寻找到已迁至昆明的母校复学读书。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号笑谭,山西平遥人。1945年2月加入民盟。中国著名的文学史研究专家。
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第二排右二王瑶、右三陈梦家、右四罗庸、右五朱自清
王瑶自幼好学,聪明过人。民国17年(1928),入太原进山中学。民国20年(1931),上天津南开中学。民国23年(1934),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发表文章。民国30年(1941)9月,王瑶离开兄长的杂货店,跋山涉水南下,寻找到已迁至昆明的母校复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和研究汉魏六朝等中古文学。随后在清华从事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民国35年( 1946)4月,毕业后留校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年中,王瑶先后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清华学报》、《国文月刊》、《文艺复兴》等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古文学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中古文学中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史料详尽丰富,观点博大精深,分析材料和论证的方法更是独辟蹊径,从而奠定了王瑶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王瑶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封面(1936年11月1日)
《论鲁迅的野草》手稿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手稿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成为高等学校中文系的一门重要课程。王瑶根据有关教改精神,作为青年教师服从组织安排,改行教近现代文学史,并开始整理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1953年,总计60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正式脱稿问世,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同时王瑶也因此成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
《中国新文学史稿》
1978年9月起,除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编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歌谣学会顾问、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兼民盟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此外,还先后赴法国、日本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区讲学,为传播祖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
从清华园里激扬文字,到西南联大专研中古文学,再到日后任教清华、北大,先后出版《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鲁迅作品论集》等名著,王瑶先生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最初的设想是“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一个第一流的学者”,后因机缘凑合,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晚年更因学术敏感,在培育英才的同时,开拓了学术史研究的新视野。除了学术贡献,王瑶更因其独特的思想探索、隽永的表达方式以及跌宕起伏的命运,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备受研究者关注。
有学问,但并不囿于学术;有理想,但不一定能落实;有探索,但不见得很成功——王瑶的道路,在20世纪中国极具代表性。作为学者的贡献,作为教授的功业,以及作为知识者的命运,三者有时统一,有时叠加,有时则南辕北辙。也曾“大鹏一日随风起”,也曾“零落成泥碾作尘”,晚年则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里主要是时代的因素,但也与个人的天赋、才学和秉性相关,故其所有的振奋、彷徨与挣扎,都值得后来者仔细品味与思考。这才能理解为何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学举行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题目竟如此宏大:“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王瑶先生突然病逝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紧急草拟,报请学校批准,提交给各报刊《王瑶先生生平》(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等),这则“盖棺论定”的简介,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刊行的《王瑶先生纪念集》时,被置于篇首,但将第一段——“王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第二、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挪到了最后,而从“王瑶先生是山西平遥人,1914年5月7日出生”说起,无疑更符合传记的体例。
王瑶写书法
除了表彰王瑶先生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领域的学术贡献,更谈及其“一生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宏扬鲁迅精神,是鲁迅研究界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长期担任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充分发挥了他的研究工作组织者的巨大作用”、“一生光明磊落,追求进步”等。至于当初字斟句酌,谈论王瑶先生学术贡献的这段话,现在看来依旧站得住,故值得大段引录:
王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是中古文学研究中的开拓性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奠基者之一,他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影响与启迪了几代学者。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最早的具有完备系统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之一,建立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格局,并被译为日文,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领域,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在学术高度专业化的当下,“学贯古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瑶先生努力探索与实践,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这两个不同领域都有里程碑式的著述,值得后人表彰与追怀。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王瑶先生的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五十年代追求新时代有“义理”的“考据”,八十年代诠释注重“释古”的“清华学风”,再加上强调鲁迅若干学术著作“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可“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这位清华出身、北大任教的名教授,其学术影响力超越了具体的专业领域。另外,相对于同时代众多鲁迅研究/追随者而言,王瑶先生的“师朱(朱自清)法鲁(鲁迅)”,兼及精神、文章与学问,因而显得别具一格。
收集整理:民盟张家界市委会、民盟省委会宣传联络处
▼
来源:洞庭湖边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