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从官员选拔任用角度，围绕辽金王朝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发展、破坏过程中皇帝与贵族集团的权力共享与博弈，论述辽金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关系的演变，以及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双重主导下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发展变化。本书既是政治史研究，也是“活”的制度史研究。既设专章实证研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畅老师提供资料—
《辽金贵族政治、皇权与官员选任》
｜关树东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5月
壹
内容简介
本书从官员选拔任用角度，围绕辽金王朝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发展、破坏过程中皇帝与贵族集团的权力共享与博弈，论述辽金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关系的演变，以及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双重主导下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发展变化。本书既是政治史研究，也是“活”的制度史研究。既设专章实证研究辽金铨选制度与权力结构，又各分三个时期对辽金王朝的权力运作、官员选任做动态分析，重点考察每一个时期的权力运行机制、选官用人政策体现出的皇权与贵族权力的政治博弈及其反映的政治文化变迁。辽金王朝的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既互相依存又对立冲突，呈现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传统的贵族政治不断被削弱的趋势。
贰
作者简介
关树东，1968年9月生，满族。祖籍辽宁省沈阳市，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1991年、199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在职就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年起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原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著有《中国古代历史图谱·辽夏金卷》（合著）。
叁
第一章 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与政治文化变迁
一 辽圣宗时期的宰执官群体
二 承天太后摄政时期宰执官的出身及贡献
三 辽圣宗亲政时期宰执任用的多元化趋势
第二章 辽兴宗朝皇族后族权势的消长与皇权强化
一 辽兴宗母后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
二 后族别支和皇族权力的提升
三 辽兴宗强化皇权
第三章 辽道宗时期汉族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崛起
一 科举入仕蔚然成风
二 汉族进士政治地位的上升
三 汉族士大夫与辽道宗时期的政治斗争
四 耶律乙辛倒台后的辽朝政局
第四章 世家大族与金前期政治
一 金前期渤海世家大族的文治武功
二 依附女真贵族的汉族世家大族
三 效力于金朝的契丹奚族贵族武将
四 海陵王完颜亮的用人政策
第五章 金前中期女真文士、进士官员与皇权政治
一 金前中期的女真文士官员
二 策论进士科的创置与女真进士官员崭露头角
三 金章宗时期的女真文官与皇权强化
第六章 金朝后期的文武矛盾与儒吏冲突
一 金朝中期的政风
二 金朝后期的文武矛盾
三 金朝后期的儒吏冲突
第七章 金朝的铨选制度——皇权对贵族官僚与庶民官僚势力的平衡
一 从承制除授到朝参赴选
二 考任资历
三 考核黜陟
第八章 金朝下层官员的来源与出路：杂班官与监当官
一 从唐宋元的杂职说起
二 金朝的杂班官
三 金朝的监当官
第九章 辽金荐举制度：皇权政治与贵族政治博弈的一个侧面
一 贵族政治色彩浓厚的辽朝荐举
二 皇权政治主导下的金朝荐举
三 金朝基于廉察制度的察举
四 辽金荐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结语
征引与参考文献
后记
肆
后 记
2021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辽金贵族政治、皇权与官员选任”获批立项。本书就是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说来惭愧，作为一名从业30年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本书是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
30年来，我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前期重点关注辽朝军制和官制，发表了《辽朝的中央宿卫军》（1995年）、《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1996年）、《辽朝的兵役和装备给养述略》（1997年）、《辽朝御帐官考》（1997年）、《辽朝州县制度中的 “道”“路”问题探研》（2003年）、《辽朝的选官制度与社会结构》（2006年）等论文。这是我师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现历史文化学院）李桂芝教授读硕士研究生时期培养的学术兴趣。2000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宋代经济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职师从王曾瑜先生学习，最终确定以《五代辽宋金时期黄淮海地区的水旱灾害、水利与经济》为博士论文题目。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博士论文的写作，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提升了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后来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金朝的水利与社会经济》（2013年）、《辽宋金时期的水旱灾害、水利建设与经济重心的转移——以黄淮海地区和东南江淮两浙地区为考察对象》（2014年）。大致自2006年起，我的研究重点转向辽金政治史，发表的论文有《金朝明昌党事考实》（2006年）、《金世宗、章宗时期政风士风刍议》（2008年）、《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2010年）、《辽朝皇帝结义交友考论》（2010年）、《耶律和鲁斡、耶律淳父子与辽末政治》（2014年）、《辽道宗时期汉族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崛起》（2017年）、《辽朝汉人宰相梁颖与权臣耶律乙辛之斗争辨析》（2017年）、《耶律乙辛倒台后的辽朝政局》（2020年）、《辽兴宗朝皇族后族权势的消长与皇权的强化》（2021年）、《辽金元国家建构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以渤海人、契丹人为例》（2021年）等。2012年以后，也发表了几篇个人认为比较有价值的辽金官制研究论文，如《辽朝墩官刍议》（2012年）、《金代的监当官》（2012年）、《金代的杂班官与元代的杂职官》（2013年）、《辽朝乌隗乌古部与倒塌岭统军司考述》（2021年）等。
近年来，个人早年重点关注过的辽朝军制、官制和北宋水利，都有年轻学者撰写专著出版。我为自己在学术上的惰性和浅尝辄止深感懊悔，于是决定在这些年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一个题目，尝试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受中外学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政治、贵族政治以及21世纪以来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启发，特别是周良霄、张邦炜、萧启庆、邓小南、李治安、王瑞来、张帆等宋元史专家关于皇权政治、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启迪，我选择了本书的题目。辽代部分主要利用了本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梳理和完善，金代部分则是这几年新的研究成果。全书主要围绕辽金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发展及遭到破坏过程中皇权与贵族集团权力的博弈，论述辽金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及其演变，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双重主导下选人用人和权力运作机制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政治变迁、社会发展、文化演进的内在联系。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并始终依附于皇权政治。本人资质驽钝，此书就要面世，接受同行的“面试”，我内心是惶恐的。
2020—2024年，我共搬走“三座大山”。对于别人来说，也许只是三座小山丘。第一座“大山”是陈智超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我完成“兵类”绝大部分的初步整理工作。从自发组团研读，到申报项目立项、结项，十几年间，我始终参与其中。陈先生已经91周岁，回忆先生带我们研读、讨论、校勘的点点滴滴，真是无限感慨。2022年春季举行结项报告会，同年以优秀等级结项。在提供结项的20多篇文本文献研究论文中，含拙作4篇（均已公开发表）。第二座“大山”是由原院领导牵头和督办的重大项目，也是我参加的集体项目中工作会议最多的一项，当然收获也是可贵的，比如强化了我的问题意识、整体史观和提纲挈领谋篇布局的能力。我完成有关辽夏金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民族思想、科技思想的写作20余万字，于2023年上半年交稿。最后一座“大山”就是本书，2023年底打磨完成，申请结项，2024年5月通过结项。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李桂芝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曾瑜研究员都已是80多岁的老人，每次见面，他们慈爱的眼神中分明有热情的激励和深沉的期待。李锡厚先生和刘凤翥先生是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19年更名古代史研究所）的推荐人。读硕士研究生时，李桂芝老师邀请刘凤翥先生给我和师兄开了一学期的契丹文字课，我们的期末作业分别是关于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研究学术史的综述，刘先生推荐到《民族研究动态》发表。从此，刘先生一直视我为嫡传弟子。李锡厚先生是我入职之初的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隋唐史专家李斌城先生），多年来，他始终关心着我。近年来，李锡厚先生客居加拿大，每隔一段时间，他总是主动给我打电话，每次通话短则20分钟，长则1个多小时，主要聊他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认识，也回忆他的老师和同学。王曾瑜、李锡厚、刘凤翥三位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57级的同班同学，如今他们仍然在坚持工作。李锡厚先生退休后患有严重眼疾，十几年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几近失明。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在师母的协助下，出版了《均田制兴废与所有制变迁》《辽史礼志疏证稿》两部专著，并与刘凤翥先生合作完成二十四史今注本《辽史》的注释工作。
衷心感谢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他们的真诚、勤奋、卓越以及对我本人业务上的教诲、启发，让我受益良多。特别是我所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的同事，和他们相处的每一天，都是我永远的美好记忆。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社长郑庆寰博士，是他积极向社里推荐，将我的项目列入该社2021年度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推荐的后期资助项目。责任编辑汪延平、李蓉蓉非常专业的工作与耐心的沟通，使本书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减少了一些错误，得以顺利出版。感谢项目申报时五位评审专家和结项时三位评审专家的认真审阅，他们的肯定给予我信心。在后期研究和出版过程中，我吸收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合并、调整、充实了部分章节，以加强各章之间的有机联系，突出主题。想要致谢的良师益友还有很多，恕不一一鸣谢。
希望本书是我个人科研工作的一个新起点。
伍
试 读
辽金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
契丹、女真族建立政权前，部落联盟走上军事扩张道路，掳掠其他部族人口，部落内部出现阶级分化，联盟和部落的首领、头人、立功军人成为军事权贵集团。部落联盟濒于解体，新的政治机器呼之欲出。面对外部的政治、军事压力，军事权贵集团推戴联盟首领为元首，建立政权，以便高效有力地发动对外战争，维护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部落联盟时期的各部落首领原本是家族世袭的，建立政权后，他们成为各级行政和军事组织的官员。辽朝的部落、金朝的猛安谋克集行政和军事职能于一体，原来的部落首领以及新兴的军功贵族成为这类组织的长官。继承了部落联盟时代的传统，他们世代为官，有的职位更是在家族内部世代相承。这就是辽金的契丹、女真贵族阶层，他们掌控着军政大权。
辽朝建立前，契丹族的原始氏族社会已接近解体。政权建立前后的对外战争，使契丹部落各级军事首领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俘获了大批人口，加速了契丹族迈向阶级社会的进程。大批汉人进入契丹地区，以及辽东渤海地区、幽云汉地的并入，使辽朝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奴隶制难以发展，并且在封建经济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下不断萎缩。封建经济关系在辽朝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契丹族直接迈入封建社会。随着辽朝的建立，契丹部落首领、军事将领一跃而为统治阶级；部民有沦为债奴和罪隶者，但承担赋役义务的自由平民占绝大多数。被俘获的各族人民，有沦为驱奴者，更多的则成为类似于唐宋客户的转户或头下户。契丹原遥辇可汗的家族与奚可汗的家族仍然保持贵族地位不变。契丹、奚族诸部落的头人，也是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贵族。他们的权势虽然远不如皇族和后族，但也凌驾于平民之上。幽云、渤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则基本保持不变。辽朝统治者对当地的汉族、渤海族地主阶级采取了拉拢扶植的政策，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改变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吸收他们进入辽政权。在幽云汉地和塞外州县，一些忠于辽朝的汉族官僚地主逐渐发展为拥有大量土地、财力雄厚、世代仕宦的大家族。他们尤其在治理州县、董理财赋、文翰礼制方面被委以重任。契丹灭渤海后，一方面采取迁移分化的政策，将大量的渤海人包括一些贵族官僚迁往上京、中京、南京地区，另一方面笼络以大氏为首的渤海旧贵族，“灭渤海国，存其族帐，亚于遥辇”，吸收他们进入辽政权。渤海旧王族大氏，豪强大族高氏、李氏等，仍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在辽东地区的地位如韩、刘、马、赵四大族在燕云地区那样，是官僚大地主阶层。辽朝皇帝、契丹贵族拉拢和联合汉、奚、渤海族地主阶级共同维护对各族人民的统治。
金朝建立前，女真血缘性氏族部落趋于解体。女真内部出现阶级分化，除脱胎于部落首领的军事贵族、部落平民两大阶级之外，债务奴隶、犯罪籍没奴隶越来越多。以完颜氏为首的军事贵族联盟逐步统一女真诸部，并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土地和奴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整顿女真部落组织的基础上创置猛安谋克组织，作为女真人基本的行政和军事单位。被任命为猛安（千户长）、谋克（百户长）者，主要是原来的部落头人和军功贵族。女真贵族不仅世袭猛安、谋克，而且掌控着金朝主要的军事、行政、司法、财政大权。普通女真户即猛安谋克户，是世代充军的军户，金朝给予各种优待政策，如按人口和牛具分配丰厚的牛头地。金海陵王将都城由上京迁至中都后，大批女真人随之迁移到华北地区，也分得牛头地。受汉族影响，他们把分得的官田当私田，买卖和租佃牛头地。女真贵族、汉族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许多汉族自耕农沦为佃户。女真军户仰仗权势，欺诈、压迫汉族人民，勒索汉族佃户。契丹、奚人有的被编入女真猛安谋克，有的仍以部落形式存在，主要从事游牧业，承担金朝的群牧、戍边任务，内部阶级分化仍然明显。契丹贵族失去了旧时的权势，不少人因叛乱被镇压。幽云地区的汉族世家大族、辽东地区的渤海世家大族，在入金后大致维持了辽代时的权势。黄河流域的汉族旧官僚，在金朝换授新官阶官职。一般的汉族地主则在女真贵族、军人的挤压下，发生两极分化。女真贵族、军人地主，汉族、渤海族地主，契丹族、奚族牧主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金朝皇帝、女真贵族联合汉、渤海、契丹、奚族地主阶级共同维护对各族人民的统治。
辽金的皇族为笼络强大的部落头人，与其中的若干家族世代联姻。皇族、外戚子弟封王称侯，爵位世袭不替。如辽朝的皇族，出自契丹迭剌部，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将其祖父的后裔从部落析出，独立升帐分称横帐，分三房帐四大支系。辽太祖的伯父岩木、释鲁的后裔分别为孟父房、仲父房族帐，他和诸弟的后裔为季父房族帐，而辽太祖的子孙隶属诸斡鲁朵，自成一支。其高祖的后裔仍留在迭剌部，天赞元年（922）迭剌部分置五院、六院两部，亦称北大王部、南大王部，“谓之二院皇族”。辽朝的外戚称后族、国舅帐，包括乙室己帐（大翁房、小翁房）和拔里帐（大父房、少父房），以及国舅别部。横帐和国舅帐从部落中划出，独立升帐分，设官治理。皇族与后族通过世代联姻，结成了休戚与共的政治联盟，“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尽管说得有些绝对，但他们在辽朝统治阶级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辽朝以皇族、后族为核心的契丹贵族拥有世选南府、北府宰相及部落大王、节度使等官职的特权。金朝的皇族与“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这些家族是女真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享有世袭猛安谋克的特权。
辽朝的皇族、后族、部落头人、功臣建有头下军州。金朝的皇族、外戚、猛安谋克、军事贵族获赐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奴隶。契丹、女真贵族不仅通过世选、世袭特权世代掌握着国家的军事和行政大权，而且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就是辽金王朝前期贵族政治的社会基础。
投靠新政权的各部族首领以及中原汉地的官员、将领，或在征战中冲锋陷阵，或运筹帷幄，或辅佐新政权建章立制、治国理政，建立了功勋，也得到封王称侯的回报，他们及其子弟也成为各级官府、军队的长官。如辽灭奚、渤海后，仍保留了奚可汗和渤海王族的贵族地位，“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灭渤海国，存其族帐，亚于遥辇”。渤海旧王族大氏，豪强大族高氏、李氏等在东京地区享有较大的政治经济权力，并与契丹贵族互通婚姻。因为与女真贵族有政治联姻，金朝渤海世族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辽金时期燕云地区的汉族大姓，有的是唐朝中后期以后形成的著姓，有的是军功新贵，最著名的就是元人所说“迄今燕之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终始契丹二百余年，入金源氏，为燕四大族，号刘、韩、马、赵氏，其宗党在仕途者尝数十百人”。汉族、渤海族世家大族通过荫补、荐举、科举等途径世代为官，他们作为契丹贵族和女真贵族的代理人，在汉地和渤海地区行使行政权。
辽金的皇权与贵族、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力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斗争。辽金政权吸收中原王朝的制度，逐步确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政治进程中，贵族的权力不断被削弱，他们在与皇权的博弈中竭力维护自身的特权，流血冲突在所难免。皇权政治与贵族政治在斗争中互相妥协，达成权力的分享和平衡。汉族、渤海族世家大族也从贵族政治的附庸转而成为皇权政治下的世族官僚。皇权需要得到中小地主阶级的支持，以遏制贵族势力膨胀，阻止世家大族巧取豪夺。科举取士、吏员出职为中小地主阶级加入政权提供了机会，最终确立了皇权主导下的官僚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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