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国家（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以不变应万变

摘要：来源：Rachel Myrick and Chen Wang, “Domestic Polar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How Adversaries Respond to America's Partisan Po

对手国家将如何应对美国国内政治极化：

以不变应万变

作者：Rachel Myrick，杜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王晨，爱达荷大学政治与哲学系东亚政治学助理教授。

来源：Rachel Myrick and Chen Wang, “Domestic Polar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How Adversaries Respond to America's Partisan Politic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86, No. 1.

导读

在美国，两党纷争愈演愈烈、国会山暴乱记忆犹新——面对这样一个政治撕裂加剧、外交政策摇摆不定的“超级大国”，其对手国家会不会“趁你病，要你命”？还是静观其变，等待风向？本文以实证数据回应了一个热门但长期被误解的问题：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中俄等对手国家的战略判断与外交行动？

许多美国政客和专家曾提出“壮胆假说”（Emboldening Hypothesis

），即认为国内政治混乱会让对手国家变得更大胆、更具侵略性。然而，作者通过对中国受众的大样本实验调查与“国会山骚乱”后的多国对美行为变化数据分析，发现真实情况远比预想要冷静得多。面对美国的极化局势，多数对手国家并未表现出更强硬的战略姿态，反而更多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态度。这一“静观其变”的选择，既源于对美国外交制度惯性的认知，也反映出全球大国竞争格局下理性与克制的主流逻辑。更有意思的是，文章通过实证推翻了“选择性自信”与“战略削弱”两种流行假说，指出即便美国政治出现剧烈震荡，其对外政策却因总统主导、国家利益恒定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手国家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不易贸然调整自身对美政策。

文章的结论对理解“后特朗普时代”的大国博弈具有重要启发：当我们以为美国“变了”，它的对手可能更相信它“变不了”；在战略高度不确定的年代，维持战略定力与政策延续，反而成了一种智慧。本研究不仅弥补了“极化政治如何跨境影响战略互动”领域的不足，也为解读中美关系、大国战略稳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启发。阅读这篇文章，也许会让你重新思考——在动荡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战略主动。

引言

2018年1月，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纽约时报》中写道：“对我们国家安全威胁最深远的可能是我们国内的政治极化，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可以利用这一民主制度失效造成的弱点”。这个被称为“壮胆假说”（Emboldening Hypothesis）的论断反映了美国政策制定者都有的一个紧迫关切，即他们认为国内政治极化将使其竞争对手在国际政治中更具有侵略性。

政治极化的可能影响

本文认为，美国政治极化除“壮胆”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存在三种影响：第一种影响，削弱（Dampening），美国政治极化使得对手更加谨慎；第二种影响，选择性自信（Selective Assertiveness），美国极化政治在不同问题上给予对手的影响不同，其对手可能会在关乎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但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会选择让步；第三种影响，维持现状（Status Quo)，当外部势力对美国采取观望态度或是他们认为极化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或其行为能力影响不大时，他们便会维持当前的国家信心。

（一）削弱作用

国内政治的极化可能造成外交政策上的战略收缩，促使对手国家停止抵抗其国际影响力，而美国还可能向国外转移其国内矛盾，从而促使美国寻求其他国家成为其国内问题的“替罪羊”。上述行为均将削弱对手的战略自信。

（二）选择性自信

选择性自信这一假设认为，国内政治极化将壮大外国对手在核心利益上的战略自信。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对手担心被美国作为其国内政治极化的“替罪羊”，而另一方面又发现有机可乘，双重考虑之下就选择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得更为强硬。

（三）维持现状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最后一种的可能就是保持现状。由于总统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权力较大，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随着党派的转换而变化，而党派之间又呈现出高度极化的状态，这可能会引发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美国的对手则可能就会采取“观望”的态度，抑或认为美国的国内政治极化与其外交政策无关，在这个基础之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维持现状。而实际上，美国两党在对外问题上的政策一致性远高于国内问题。总而言之，政治极化使得美国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都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其对手国家不敢轻举妄动，便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

实验设计

2022年3月，本文对居住在中国大陆的2046名中国成年人进行了在线调查并根据年龄和性别招募了配额样本。随后，每个受访者被随机分配到变量组或对照组。变量组的受访者阅读有关美国政治极化的材料，而对照组的受访者则在不阅读材料的情况下回答问题。受访者被告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程度加剧的情况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做了评估，作者询问了受访者关于中国台湾、中国南海、网络安全等六个问题上中国对美政策的看法。在这一环节，本文让受访者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等递增的五个选项中回答问题。最后，本文调查了中国民众对美国两大政党意见统一频率的看法。

结果正如预期的那样，与对照组相比，本文发现变量组中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两党总是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低于平均值，而且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即期望值

为了评估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将受访者对“美国政治计划使得中国外交政策如何”这一问题的的回答分为：“非常强硬”（2）、“强硬”（1）、“差不多”（0）、“较为温和”（-1）和 “非常温和”（-2），并计算对照组和变量组的平均值。如果变量组所认为的中国自信的平均值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则证明“维持现状”假设成立。如果变量组对这一结果变量的平均反应低于对照组，则证明了“削弱”假设成立。

图1 受访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是否强硬的态度分布图：t（2,034.42）=0.13, p=0.9, n=2037。

图1显示了变量组和对照组的反应分布，图中“”为反应的平均值。在本文的样本中，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为“差不多”或“较强硬”。然而这一检验结果表明，变量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反应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即调查结果符合“维持现状”假设。

图2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重要性评估

图3 在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上的态度差距

为了验证选择性自信假设，本文需要明确受访者评估中国在国家核心利益上的战略自信程度。为确定何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本文要求受访者分别对上述六个问题对中美两国的重要性进行评分，评分标准从1分（“完全不重要”）到5分（“非常重要”）不等。如图2所示，受访者认为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之后，本文向受访者提问，评估他们认为中国在上述六个问题上应该对美国采取更强硬抑或反之的态度。如图3所示，变量组的受访者在上述问题上并没有系统地比对照组的受访者更强硬。可见，“选择性自信”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结果。

图4 对美国实力的看法：t(2,014.84)=1.2, p=23, n=2,019

本文还发现，变量组和对照组的受访者在美国综合实力是正在变强还是变弱（参见图4）、美国未来几年在国际事务中的活跃程度（参见图5）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程度（参见图5）等三个问题上的表现均相同。两组受访者都预测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极化背景下将保持不变。这一证据表明，受访者认为政治极化不会影响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从而对手的外交政策也将保持不变，符合“维持现状”假设。

图5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性（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下）

补偿实验

因为中国在自身综合实力与外部环境上都有别于美国的其他对手，上述结果无法泛化到美国的其他对手身上。另外，本文调查关注的是公众舆论，而非国家政策。为了弥补这些局限性，本文进行了下面的补偿实验。

本文分析了国会山骚乱后一段时间竞争对手政府对美政策变化。国会山骚乱是美国数十年来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顶点，国会山骚乱后美国对手政府的反应是“壮胆”假设的有力论证。

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了以下八个对手政府在国会山骚乱后采取的行动：古巴、中国、伊朗、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并将研究对象拓展至联合国和平数据中心定义的与上述国家保持“重要与持续”活动的国家。这样就得到了188个定向二元组样本，之后采用双重差分估计框架来比较竞争对手国家在美国国会山骚乱前后对美行为与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本文对2021年1月6日附近的12个时间窗口进行了分析，时间跨度5天到60天不等，其中以5天为增量。这样，在2021年1月6日前后的60天时间窗口内，本文在188个定向二元组中确定了1553个事件。本文用分数衡量每个事件的敌对或合作程度，分值从－10（最具冲突性）到10（最具合作性）。在上述60天窗口期中，分数测量值从－10到8.3不等，平均值为0.68，标准差为3.12。

但60天的窗口期中，188个定向二元组中约有48%没有经历任何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再次进行补偿分析。首先，本文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对前一个月至少经历过一次事件的定向二元组进行限制性抽样。其次，本文使用赫克曼修正法（Heckman correction）在概率模型（第一阶段）中对定向二元组之间发生任何事件的概率进行建模，然后使用最小二乘法对事件强度进行建模。对这两组模型，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模型比较了1月6日前后两组定向对立双方的平均敌意水平（Yit）的变化。这两组分别是：①以美国为目标的美国竞争对手（变量组）；②以经常与之互动的任何其他国家为目标的美国竞争对手（对照组）。

上述建模所用到的最小二乘法模型为：

其中，Yit是在t时间段影响第i组的所有事件的日平均强度得分。如果第i组的目标国家是美国，虚拟变量Di为1，否则为0。虚拟时间变量Timet在1月6日后等于1，否则为0。Xit是一个控制变量列表，通常用于分析可能影响两国之间互动概率和类型的二元事件。这些变量包括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的毗连性、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贸易总额的对数值以及发起和目标国的民主程度。Di和Timet之间交互项的系数（τ）是双重差分估计值（参见图6），也就是本文本次实验的目标量，该量反映该国与美国的敌对程度。

图6 强度分数变化的双重差分估计值

在图6中，本文绘制了12个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双重差分估计值的示意图，这些模型涵盖了国会山骚乱前后5到60天的不同时间窗口。图6显示出在1月6日（时间窗口30）之后，美国的竞争对手对美国采取的行动合作性更强，尽管这一现象持续时间很短。而仅在图上所示第5天和第10天窗口期则显示出显著的敌对性。窗口期的第50天展现当时美国的对手对美政策异常友好，这可能是由于拜登在第50天的窗口期内当选美国总统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