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米八多的身高、一身运动休闲装，阳光的笑容、有点潮的发型……初见黄浦区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马畅，是在复旦邯郸路校区大门口，记者差点问：“你是马畅的学生吧？”“经常和孩子们混在一块，身上‘学生味’有点重。”马畅笑着说。

马畅参与课堂教学 受访者 供图

一米八多的身高、一身运动休闲装，阳光的笑容、有点潮的发型……初见黄浦区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马畅，是在复旦邯郸路校区大门口，记者差点问：“你是马畅的学生吧？”“经常和孩子们混在一块，身上‘学生味’有点重。”马畅笑着说。

几句寒暄后，从马畅清纯的外表下，就能感受到一种深藏着的韧劲。或许正是这种骨子里要强的劲儿，让马畅在求学治学路上攻坚克难。

求学道路上啃下“硬骨头”

马畅踏入经济学领域，纯属个人爱好。

自幼，马畅便对经济着迷，爱看经济类的新闻报道和书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马畅还在上小学，看了新闻，他深受震撼，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受到严重冲击？为什么有的国家几乎不受影响？怎么避免金融危机？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学经济找到答案。”在他的回忆中，此次金融风波，像无形推手，令他踏上经济学的求学之路。

因为爱经济，所以学经济。这份爱好，令马畅敢于迎难而上。2009年，马畅从南开大学毕业。当时，金融行业很吃香，多数同学一毕业就忙着赚钱。马畅选择攻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之后，他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要啃下经济学博士这块“硬骨头”。

“读书的时候，我性格有点叛逆：不学简单的，就要学难的。我感兴趣的东西，哪怕再难也要啃下来。”他笑着说。

出国深造并非坦途。首先要过外语考试关。马畅各科成绩优秀，唯独英语成绩一般。为此，他在图书馆泡了一年，天天和“ABC”打交道。在美留学期间，写论文卡壳这种事，对马畅来说是家常便饭。眼看身边的人都有进展了，自己却原地踏步，乐天派性格的他也免不了陷入焦虑。“写博士论文，钻进去后就要完全靠自己去琢磨，导师也最多能提供点情绪价值。”马畅说。

一次，在写论文过程中，他遇到一个技术方面的细节问题，卡了一年没进展。过节，老师同学都出去“happy”了，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赶论文。他记得很清楚，那天窗外大雪纷飞，他像个机器人，坐在那里反复推理模型。“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快僵化了。”他说。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现，找到卡点的解法，自此他写论文顺利多了。

回国后，马畅赴复旦大学任教。他的不少00后学生，临近毕业会难以选择。“有学生问我，是找自己心仪的工作，还是找‘公认的好工作’。”在这些“Z世代”身上，马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告诉学生：不用过多在意世俗的眼光，与其找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如在年轻时多做些感兴趣的事。

“我喜欢和00后交朋友，很愿意和他们交流。”马畅说，他总是“24小时在线”，学生可以随时找他，当面聊、线上聊都行。

让专业和履职“双向奔赴”

2024年，马畅成为黄浦区政协委员，此前他已连续两年获复旦国际金融学院优秀研究奖。怎样发挥专业特长，更好地建言谋策？他寻思着让专业和履职实现“双向奔赴”。

一方面，作为一名政策研究者，他参加政协会议，与政策制定者面对面交流，向政策制定者反馈问题、提出建议，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参政议政成果。另一方面，讲究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的政协协商议政氛围，也拓展了他的视野，为他的学术研究赋能。

今年年初，面对全球加密货币热潮，马畅提交了一则社情民意信息，建议加速数字人民币（e-CNY）的国际化布局，以应对加密货币在国际支付中的潜在竞争。他表示，数字人民币试点交易额截至去年6月已超7万亿元，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拓展其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场景。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试点，与香港虚拟资产ETF建立联动机制，吸引国际资本通过合规渠道参与。我国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广泛使用，与挂钩美元的稳定币和加密货币形成竞争。同时，可优化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功能，支持供应链金融和跨境贸易融资等多种场景应用，降低手续费和简化操作流程，改善用户体验，增强公众和国际市场对数字人民币的接受度。

今年4月，针对美国“对等关税”冲击，马畅提交了一份建言，建议加快构建内需驱动型经济新模式。“内需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居民消费能力的支撑，这又与收入结构的优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他认为，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应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同步推进税收结构调整和转移支付改革，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鼓励新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推动形成高质量的消费结构，激活经济内循环，真正把消费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现实动能。

研究经济学多年，马畅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一项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政策落实和政策预期存在差异，甚至相反。究其缘由，在于政策制定者无法全部预期经济个体的反应，而后者恰恰决定了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出台前，应做好调研，根据经济学理论，针对已有的微观数据，进行科学定量分析，最好做下实验。”马畅在政协会议上说。

在做好教学和科研的同时，马畅积极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他说，参加履职活动，不仅让他的研究工作走出课堂、走进生活，为社会多做贡献，也促使他更关注现实问题，通过参与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反过来促进课堂内容的丰富、科研工作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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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协头条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