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年回家过年都是如此。前天，母亲就在念叨着我该带些什么。我说，城里都有的。母亲说，不一样。确实，怎么可能一样呢？母亲准备的这些吃食，明显带着母亲的温度和母亲的味道。这哪能一样呢？

今天一整天没有出门。

上午，母亲和大姐、大妹为我准备腊肉、腊鸡和腊鸭，还有鸡蛋，更还有从地里摘的新鲜的蔬菜。我的车子的后备箱空间还是很大的，都已经装得满满的。

每年回家过年都是如此。前天，母亲就在念叨着我该带些什么。我说，城里都有的。母亲说，不一样。确实，怎么可能一样呢？母亲准备的这些吃食，明显带着母亲的温度和母亲的味道。这哪能一样呢？

中午时分，厚林堂弟打电话一再说下午要来接我，晚上兄弟一起聚一下。我说，我现在不能喝酒。他说，喝不喝酒不重要，关键是兄弟们聚一下。我说，关键是我明天一早要开车回成都，今天晚上我必须休息好。

堂弟厚林大概是初中毕业的，也有可能读过高中。我比他大不少，所以，对他的详细情况不甚了了。我知道的是，很多年前，他就在北京发展。十年前，我到北京出差，他请我到他公司去看看。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他把公司开到建国饭店对面的写字楼里了，办公室的楼下还有一个会所，而会所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娱乐场所，而是供文化人舞文弄墨的地方。他请我为他写一幅字，我说，我写的字像齐白石的虾子，写出来会给我们老杨家丢脸的。我说，兄弟你还是请我喝顿酒比较好。会所里厨师的厨艺那是相当的棒，棒极了。那桌菜，按照当时北京的标准，怎么也得两万块钱以上；酒更不必说，都是“过期的”。那天晚上，把他弟弟厚峰喝得把长安街吐得一塌糊涂。

我一直不解：一个中学生，又没有任何的背景，何以把事业做得那么大？

以前我没有空，我即将退休，我准备退休以后抽空去北京，好好研究一下这一位堂弟。

我的亲人中，像堂弟厚林这样的案例不止一例，我的外甥徐华强亦如此。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种现象。

下午，安安静静地读书，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回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被指控不信国神、败坏青年等罪名，最终被判处死刑的经过。苏格拉底面临两项指控：一是不信雅典的神，引入新神；二是蛊惑青年，向其传授怀疑的理念。

在法庭申辩中，苏格拉底首先表示敌人们自幼就通过散布谣言影响陪审团的心灵。关于腐败青年的指控，他认为有意腐败青年不合逻辑，因为这对自己无利。他四处寻访所谓智者，发现他们并非真正有智慧，而自己只是“自知其无知”。他把自己比作社会牛虻，四处唤醒、劝告、责备众人，因此结下仇怨。

针对不信神的指控，苏格拉底引导迈雷托士的观点走向自相矛盾，指出其指控毫无根据。他认为公民应服从法律权威，但当神的权威与人的权威冲突时，更应服从神，他作为德尔菲神谕的代言者，鞭策雅典人追求更高的道德认识。他不畏惧死亡，不愿违背神赋予的职责，不会用华丽辞藻或道德绑架来博取同情，而只借真理为自己辩护。

尽管苏格拉底的申辩非常有力，陪审团仍以微弱差距判处他有罪。苏格拉底注意到有罪和无罪双方票数接近，他以黑色幽默表示迈雷托士也应被罚款。之后，他考察了可能的惩罚如拘役和流放，但表示即便被放逐，也不会停止与他人谈论道德等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唐宋八大家。而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即三苏、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而这六大家又都活跃在宋仁宗时代。

纵贯古今中外的文明史，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而宋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科技事业都很发达。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就不足为奇了。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是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如此盛况，中国历代也只有宋代才有，而宋代也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古代的皇帝都是学贯古今，近现代皇帝更是学贯中西，道理他们比我们这些草民懂得多得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从仁宗身上学个那么一二呢？这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明天，我又要加入“川A”大军。今晚，我要闭关十二小时，请勿打扰。

来源：扁嘴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