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吉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永乐南藏》。作为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在佛教文献学和大藏经编纂研究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据记载，刻于明初的《永乐南藏》已存世不多，国内现有收藏约十部左右，其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令人意外的是，这套馆藏珍品，已知其来源

在吉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永乐南藏》。作为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在佛教文献学和大藏经编纂研究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据记载，刻于明初的《永乐南藏》已存世不多，国内现有收藏约十部左右，其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令人意外的是，这套馆藏珍品，已知其来源竟是相距数千公里之遥的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

现藏于吉林省图书馆的该藏经部分经书、经匣

一、《永乐南藏》，刻经缘起

明初政治稳定后，佛教呈现出复苏局面。佛教信徒借助当时兴盛的印刷业，刻印流通了大量佛教经典，《永乐南藏》是最有影响的藏经之一。

史载明代刻印官版大藏经有三部。洪武时期，明太祖召集各地佛教学者于南京点校《大藏经》，并命人刊刻，此即《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南，指南京；藏，原是古印度佛教典籍的计标单位，后泛指汉传佛教大藏经。《初刻南藏》刻成不久就遭焚毁，明成祖又于永乐年间两次敕刊，先后重刻于南京、北京。因朱棣后来迁都北京，为便于区分，通常分别称作《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另据记载，《永乐南藏》在明嘉靖、万历、清顺治年间又有续刻补入。此本是在《洪武南藏》基础上的复刻本，对原本杂乱的《大藏经》编排次序作了重大调整，成为当时寺院流通的主要经本。《永乐南藏》付梓后，其经版藏于南京大报恩寺，并开放供民间自由请印，故该藏经流传甚广，对弘扬、宣传佛学的影响也最大。让人扼腕的是，大报恩寺在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南京时被焚毁，《永乐南藏》经版也毁于战火。

《佛说无量寿经卷上》版式

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永乐南藏》雕成，到清康熙年间，大报恩寺一直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寺庙的印经任务，是全国佛经流通的绝对中心。至于《永乐南藏》到底印了多少部，现已难以统计。

“莲花台施经愿文牌”和“韦陀护法图”

吉林省图书馆所藏《永乐南藏》，其经书“莲花台施经愿文牌”正中有墨题“海门县正堂政和黄奎壁恭请”，说明该藏为黄奎壁等海门人士请印。黄奎壁，明万历二十六至四十一年海门知县。清《顺治海门县志》以其富有政绩而入列传：“黄奎壁，字聚垣，闽之政和人，以明经知海门县事。风神忼爽，才猷敏练，礼士得民，全以儒术修饬吏事。精堪舆，故多兴建，实有裨于民生。”

足见黄为人慷慨爽直，有才干智谋且敏捷干练，堪称勤政爱民的好知县。再查阅相关史料，并结合该藏经所显示的有关信息，当年能成功请印这部《永乐南藏》的原因，亦可基本明了。

一是佛教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命礼部广泛搜集遗书善本，刻印刊行，还下令不得征收书籍税，使得当时的刻书风气极为兴盛。加之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洪武时期佛经的刻印传播因此而甚为流行。到了永乐年间，又因明成祖崇信佛教，佛经刻印规模更大。即政策环境的相对宽裕，帝王对佛教的推崇，以及官方数次主持刊刻《大藏经》，直接推动了佛教印经事业的繁荣及佛教经籍的广为流通。

二是刻印佛经，是僧众弘法途径。就佛教的传播来看，寺院是佛教弘法利生的场所，佛法僧三宝缺一不可。作为“法”的象征，经藏对于佛教之重要自不待言。自古以来，僧人就肩负着隆绍佛种、续佛慧命的重要使命。历史上官刻大藏经供自由请印的只有《永乐南藏》，作为佛教经典集大成者，各地寺庙或僧众来南京请印、迎请者纷纷，其中也包括海门僧众。从经书上施经愿文牌与“韦陀护法图”之间的文字，可知该藏经由“崔柏、顾霑、吴一俊、金如茂、方演文、昙华院住持法寿”等人“登大报恩寺”后才得以印造。

吉林省图书馆馆藏《永乐南藏》晒经单

吉林省图书馆另藏历年《检晒经单》，则提供了更多当年赴宁印制《永乐南藏》的细节，如道光六年记“大明万历丁巳年间，开山功德主、诰封中书成公宇实暨诸同事并住持法寿和尚等，留京数载，请工印刷，共置藏经六橱，计八千六百四十一卷，分为三百七十八匣”。邑绅成宇实及昙华院住持法寿等人，数年致力于此，体现了他们的初心本怀。而僧人募化刻印经书，既有研读经义、依教奉行之用，又有讲经说法传教之需。故海门僧众来此印经，与其大力弘扬佛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施经愿文牌左下方文字显示，这部《永乐南藏》由“南京聚宝门外徐小岗印造”。大报恩是明代最著名的皇家寺院，因前来请经的信士众多，以致明初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内外印刷《永乐南藏》的经坊、经铺生意相当火爆。日本学者野尺佳美曾有研究，在《永乐南藏》中留下的名字坊铺有：聚宝门外姜家来宾楼、聚宝门外徐政印行、聚宝门外第三牌楼边师姑巷里经房徐筠泉印行、聚宝门里三坊巷口经房徐后山印行、聚宝门里皇殿廊经房徐后山印行、聚宝门外报恩寺前徐龙山印行、聚宝门外徐云泉印行、聚宝门里西廊周铺印行等近20家，徐小岗印造行是其中之一。

三是为积功德，有信众提供赞助。佛经的印制，其资金多为募化而来。赞助者除了积累功德，还有消除业障、往生极乐等愿望。从施经愿文牌右下“浙江慈溪县信士方日新助银刊”可知，海门所请藏经，由慈溪信士方日新出资助印。而“天”字版左下方除刻有“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信士方日新捐资敬刊大藏经像板一副”外，还有一段文字：“祈保父亲方辂、母亲冯氏，现生之内，五福齐臻，他保之中，二严俱备，四恩总报，三有均资，见相皈依，咸登觉地。”透过简短的发愿文，便可窥见出资者助印佛经的真实内心态度。而文末“万历庚戌年立”，为该《永乐南藏》的印装时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总之，这部佛经的成功印制，除得益于明初朝廷较为宽松的佛教政策，海门地方官员、寺僧的大力推动与邑绅等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兴仁武庙，藏经由来

至于海门僧众请印于明万历年间的这部藏经，之所以后来又出现在兴仁，就得从海门迁县说起了。

滚滚江水自上中游带来大量泥沙，从而在入海口出现东洲、布洲二沙，史称东布洲。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始置海门县于此，但自元末到明初中叶，长江入海主流移至北支，引起北岸崩坍，海门县治四坍四迁：元至正年间（1341—1368）县治一迁、二迁在礼安乡，约今悦来镇镇兴村附近；明正德九年（1514），三迁通州余中场，约今四甲镇合兴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县治四迁金沙南场（约今通州区金新街道通灵桥村与元帅庙村），难民侨居通州境，这时的海门已是寄居州境的侨县。

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治又坍于江，百姓除溺死逃亡外，所剩无几，余民群迁于永安镇（当年的金沙西3里，今先锋一带）。是年，海门裁县为乡，归并通州，称海门乡（后为避免与乾隆年间所建海门厅地名混淆，而改称静海乡），实有人口2200余人。继因“永安又复临江，至康熙五十八年（按：即1719年），邑人杨锦文等吁请州守马公择置徐涧渡田迁居，聚处是名兴仁镇”，又称“新地”。

《南通县乡土志》之词条“杨锦文”

民初《南通县乡土志》“兴仁乡”除简介外，有词条二，一为杨锦文，一为巾带。书载“杨锦文，字质甫，诸生也，海门县既废，居永安镇者户口仅十之三，镇去治南二十四里，在今三圩镇、小海镇之间。时尚近江，锦文乃售其产，与史鸿业择徐涧渡田百二十亩，率邑人居焉，即今之兴仁镇也。其义行如此”。

海门旧地兴仁镇，一瞬沧桑几变迁。

涨了新沙还坍了，幸无租税剩书田。

这首竹枝词，是清代邑人姜长卿对迁居中的海门人耕读并重、重视精神传承的描写，并注有“惟兴仁镇业儒者为多”。的确，历经迁徙的海门人在重新定居后，不仅努力解决衣食需求，重视物质生活环境的建设，而且特别重视精神家园的重建。即在为当时及后代作稻粱谋的同时，能不忘“作修身齐家谋，作书香传承谋，作接续历史、传承祖先文化之谋。”，为此，除了保留乡学，编纂乡志，不忘家风家训及乡间良俗嘉德等，古海门人还迁建或新建寺庙于新居。如清庄泰弘修、李兆星纂《顺治海门县志》所记，迁县至金沙后的海门城有“关圣庙三，一在南门内，一在演武场，一在望江楼。”而在该志所附《海门县境图》中，其右下城内即为关圣庙。

道光壬辰（1832）兴仁地图中的三座关帝庙及徐涧桥

除此以外，随海门人屡次迁徙而建于今通州区境内的寺庙还有很多。清《海曲拾遗》载：“排河观旧为海门六观之一，明天启间迁筑进鲜港”。“黄金庵在西亭下场，海门王调元建。”“护国庵，本海门县古刹，县坍，僧净空迁筑新地东构小就朗然续修。”

另据《静海乡志》，兴仁镇附近有众多来自海门的寺观，如“广惠寺在兴仁镇东六里，西禅寺在兴仁镇东十余里……准提庵在兴仁镇南三里，双林庵在兴仁镇南四里，九华庵在镇场东三里，俱移建。”

《静海乡志》及其所记兴仁关帝庙

作为古海门人的最后一处栖息地，兴仁镇上的寺庙多由当年的海门人迁来或新建，其中，仅《静海乡志》记载的就有文昌宫、节孝祠、麻公祠、城隍庙、关帝庙、三义阁、五印庵等

根据该《永乐南藏》晒经记载，这部经书当时藏于兴仁武庙。武庙，即关帝庙，以拜祀武圣关公——关羽，故名。然而，无论是早年的《南通县志》，还是几年前出版、内容相当详尽的《通州历史文化概览》兴仁部分，都不见有关兴仁武庙记载。再查旧报，1935年8月，南通县公安局奉内政部令，调查填报本县共有关庙四所，除建于唐代的城内西大街关庙、西南营关庙和东大街明建关庙外，另为“兴仁镇北河稍，清初建，关帝庙一所六间。”能在民国时期名列全县四所关庙，显见兴仁武庙的影响并不小。

翻阅《静海乡志》，志书所附《道光壬辰续志新图》更为详细：兴仁镇时有关帝庙三座，一是位于城隍庙（后建成今兴仁菜市场）正北、运盐河南岸、徐涧桥西南侧的大关帝庙，二是在城隍庙正前方的小关帝庙，三是位于镇南的关王庙。本文述及的《永乐南藏》，原先就藏在其中的大关帝庙。对于大、小关帝庙，当地百姓更习惯以方位称之为北关帝庙、南关帝庙（该庙向无住持，殿上寄柩充斥，群丐靡集。

而康熙《通州志》曾记永安镇有“关帝庙、西禅寺，并有藏经楼。城隍庙、三官殿、白衣庵。以上俱从海门县迁永安镇。”——据此，兴仁武庙的迁徙路线图似乎更为清晰了。

《静海乡志》所记兴仁关帝庙藏经

根据以上分析，该藏经应系随古海门人及武庙迁徙而被带到兴仁，并设武庙奉藏。果然，这一推理在《静海乡志》中得到印证：“关帝庙在兴仁镇，庙存藏经共七百五十函。万历四十一年僧法寿印造，有江都王纳谏碑记。”而吉林省图书馆馆藏1920年夏历六月兴仁武庙《逐日晒经功德簿》之《检晒经单》也有类似记载：

本镇北武庙，旧海门县因坍迁来之古刹也，其禅宇曰昙花院，于故明万历三十八年间，经开山庙主、邑绅成讳宇实公等暨昙花院主法寿师，在京恭请御制藏经八千六百四十一卷，为安镇地方计也。

1920年检晒经单

以上记录，不仅确认了兴仁武庙与《永乐南藏》均由海门迁来的史实，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如北武庙是一处佛道合一的宗教场所，开山庙主为成宇实，原佛寺就以昙花院为名，由此对该藏经每版经文均钤有“昙花院记”阳刻朱文方印，也就不难理解了。再查王纳谏，字圣俞，号观涛，江都人，晚明学者。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惜当年碑记，早已不知去向。

综上所述，自请经到海门起的百年间，这部《永乐南藏》就连续遭受多次颠沛流离，直到随移民迁来兴仁后，才静静地享受了两百多年的太平。

三、藏经晒经，民国有迹

晒经是保护经书的一种重要手段。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是我国佛教传统的晒经日,也称“晒经节”“翻经节”。寺院的僧人会在这一天把经书拿出室外晾晒，以免蠹虫蛀蚀。吉林省图书馆所藏《永乐南藏》从万历三十八年请印后，自乾隆五十年始，至民国三十三年止，有记录的晒经共有九次。

道光六年（1826）检晒经单

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以民国时期的两次晒经记录最为丰富。民国九年（1920）的晒经为其中的第八次。此次晒经，为“六月初一日焚香启钥”，“于二十二日告止”。而捐资主晒者为陆维熊、成焕、张荫谷、王守诚、陈淦、蒋荟森，另有陈涛等18人同办捡晒。主晒者俱为当地知名人士，如张荫谷，字庥亭，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曾发起创办兴仁小学，1907年，受张謇委派，到上海江苏教育总会设立的法政讲习所学习。1909年任省咨议局（辛亥光复后，改为省临时议会）议员，民国时期 ，先后任兴化县民政长、县知事（1913）陈淦则为兴仁警区董事。

蒋荟森，字韵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顾贶予同时毕业于南菁高等学堂第二届预科，三十四年（1908）任南通县议事会议员。宣统三年（1911），兴仁自治议事会成立，张任副议长。后为江苏县议员联合会会员，1920年任县自治会会员，后任县参事会议员，1928年出任兴仁区行政局局长（即区长）。

另有成焕，系前述明代万历年间开山庙主成宇实的六世孙。王守诚为兴仁籍学者、杭州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焕镳（1900—1982）之父，时与陆维熊（1914年任兴仁乡区自治董事会总董）等同为北武庙庙董，自民国元年兴仁自治议事会第一届改选时出任议长。王热心慈善，曾参加华洋义振会捐款。

此次晒经结束后，当时的《通海新报》曾有报道：“新地武庙晒经，…… 已于（阴历六月）十八日晒完，现正举行落成大会。一切费用，皆出自各善男信女慨助，未尝劝募一文，诸办事人亦十分热心，始终不懈云。”

据1920年《检晒经单》，兴仁武庙有“木橱六，每橱设抽屉六十三，每屉封誌经书二十卷，安厝大殿帝座左右，由该院主僧世代保管”。除此以外，当年的《检晒经单》还记录了清末民初兴仁武庙的变迁：同治十二年第七次晒经后，“庙运代替，僧徒远窜，主院无人。清末促办地方自治，将院改建自治局，旋更名办事处。民国肇造，庙宇半改学校，僧侣寥寥。”

经查，上述所谓庙运主要指“宣统间，西偏佛殿毁于火，惟大殿独存，然僧徒则以无所栖止而散去”。庆幸的是，“民国建元以还，院址屡为政教所改用，藏经仍封存无恙”，而武庙藏书楼被烧之后也就改成了藏书阁。清末，江苏实行地方自治，市乡自治机构包括议事机关即议事会，和执行机关即董事会。1914年编制的南通县《各县市乡自治机关一览表》显示，兴仁乡议事会成立于1911年六月初五，员额14，办公地址就在关帝庙，首任议长成谞，1913年选议长王守诚。

范曾之父范子愚为1944年晒经录作序

时隔24年后，这批藏经再次被晾晒，组织晒经的是当地知名信士蒋奂若。

蒋奂若，出生于兴仁西街的一户商人家庭（兴仁镇二保七甲五户），系蒋荟森之子。据南通市档案馆馆藏资料推算，其生年应为1899或1900年。综合历年旧报报道，蒋奂若早年毕业于上海远东大学；1928年9月，在结束江苏省政府农矿厅合作社指导员养成所的学业后被留厅服务；1930年任兴仁教育分会党义组负责人；1931年3月，任观仁区农会指导员；抗战胜利后，担任第十二区（吕四区）区长，经多次请辞，于1946年6月获准；同年返里，任兴仁镇合作社理事主席；后于1947年8月受聘担任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1951年5月1日被捕，数天后即被枪决于兴仁镇东（今兴仁中学附近）。

蒋奂若心怀慈悲，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如1927年曾为兴仁育婴局“捐资购买牛乳，逐日补助饲哺，……未尝懈怠。婴孩体格，亦多壮健，较昔之支离羸弱，迥然有别。”

蒋奂若《兴仁居士林迎暴藏经记》（刊于《弘化月刊》1945 年第49期）

对于这次兴仁北武庙晒经，1945年《弘化月刊》所载蒋奂若《兴仁居士林迎暴藏经记》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自南通沦陷后，“地方迭遭兵祸，刹宇荒颓，人事兴废，谁遑过问。癸未（按：即1943年）秋月，奂若经其处，见经橱抽屉外露，询诸邻右，始悉橱门他移已久。因思若长此以往，经籍散佚，在所难免。凡我佛弟子，岂能视若无睹，私心忧戚，遂怀整理之愿，拟迁置镇南佛教居士林，装制橱门，暴晒供养，以重法宝。”次年5月，蒋商得兴仁居士林林长陈志才、镇长王炯然赞同，于初八日柬邀该镇各界人士集议通过，并经呈报备案后（时任伪南通特别区公署署长张荦如之批复现藏吉林省图书馆）开始了第九次晒经。

1944年保祝平主编之《藏经目次》

据记载，这次晒经等活动由蒋奂若与陈志才林长、王炯然镇长三人主持。他们首先举行了暴经法会，于六月初一行迎请式，“四众弟子二百余人，秉诚捧移”，半天完成。随后考虑迁橱，分别置于佛殿两侧。晒经则依照传统，于“初六日启暴”。参与晒经者远近皆有，“日以数百（人）计，依序分班，展函揭册。”当时正值大伏天，“烈日熏蒸，溽暑袭人”，但所有参与晒经者“咸能至诚恭敬，无稍怠忽”。晒经到“十二日粗告圆成”，前后历时“月余，耗资十余万”而“得将此稀有之法宝保存完整，流传千古”，则令蒋奂若等信士感到欣慰。

四、经书辗转，落户吉林

在梳理出这部藏经的由来与晒经概况之后，读者最想知道的该是，原藏于兴仁武庙的《永乐南藏》，为什么又出现在吉林省图书馆了呢？

亲历、口述者陈洽尧老人

陈洽尧，1944年生，幼居兴仁东街。据其回忆，在他的童年时代，大约在收稻结束的时候，兴仁渔民每年都会集资在关帝庙大门口搭台演戏，以童子戏为主，称为“盂兰会”。所以每到那一天，关帝庙背后的北河稍，总是停满了渔船。

在他的记忆中，关帝庙只有一埭南北长约40米，东西宽约20米的大殿，黄墙灰瓦，屋内北墙正中是挂有帷幔与匾额的“藏经阁”，阁前是高大的木身关帝像，而经书就一直珍藏在关老爷两旁的木橱中。他童年时的他常在这里玩耍，所以曾见信众在场地上晒过经书，但对于农历六月初六的晒经法会，也只听他父亲讲过：“戴好白手套，持一根细长的竹片，轻轻将经书的书页挑起，翻开，晒好之后再小心地装入木匣，放回原位。”其父陈汝洪（1910—1960），医名陈泽轩，世代业医，医馆（兼药店）就设在关帝庙南，曾参与1944年的那次晒经。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渐渐长大的他再也不见有人晒经，关帝庙大门敞开，那批经书也无人问津，静静地躺在木橱里。

到了1958年，全县有不少乡镇先后建成会堂或剧场。在“大跃进”口号震天响的那个年代，兴仁自然也不甘落后。但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成了摆在领导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正好有苏州人在南通收购旧书，经领导拍板，一共卖了4800元钱。记得是在放暑假前后的某一天，苏州人用卡车从关帝庙运走了经书”“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区文化站易站长当场就遭到闻讯而来的老百姓的责骂。他先是解释‘这书是卖给苏州图书馆的，由国家收藏更安全，大家放心，放在这里没人管，反而会有损失’，再后来就一言不发了。那天天气比较热，搬橱运书请的是兴仁搬运公会的人。”

苏州的古旧书业历史悠久，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有“姑苏书肆，比于京师”的说法。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苏州有商号的书店和个体书摊达四五十家。1954年，经省新闻出版处核准经营的苏州古旧书业者（未含书摊）为24家。1956年，全国掀起的公私合营浪潮也席卷了苏州，但苏州古旧书业的改组工作直到1958年才正式开始并完成。“改组后的店号，统一更名为公私合营苏州市古旧书店，其经济为独立的核算单位，下设文学山房、东方、大众、来青阁四个门市部。文学山房于同年10月4日对外营业，其他三个门市部于12月26日对外营业。”

在了解到苏州图书馆与此事无关后，笔者推断购书者应为当年到处搜寻古籍的苏州旧书商或苏州古旧书店。为此又前往苏州，但在苏州市档案馆，仅找到一批苏州古旧书店文学山房门市部（发票印制于1958年）1959年开具的发票，其中有苏州市人民委员会民族宗教事务处为中央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购的，有直接售给江苏省民政厅民族事务处，均为民族类古旧书籍，从所附“苏州古旧书店书目单”可见，该店分批售出的民族古旧书籍计200多册，另有旧报等若干。

回顾现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给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影响是，无视客观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图书馆的数量”，但由此也催生了图书市场尤其是古籍需求在这一时期的旺盛增长。

经与当年的苏州文学山房少东家、苏州古旧书店老店员江澄波老人（1926年生）核实，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多次颠簸，渡江来通收购古籍，主要联系人是黄松庵，但他从未在通购买过经书。从时间上分析，兴仁经书出售于苏州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之前，除了文学山房被排除，究竟是另外哪家旧书店，也就不得而知了。

据吉林省图书馆馆长张勇介绍，吉林省立图书馆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此前馆址位于当时的吉林省政府所在地吉林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林省会于1954年迁至长春新民大街，新的吉林省图书馆于1958年建成，1960年正式开馆。由于原馆藏都留在吉林市，因此，除经省文化局上报文化部，由文化部批文从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文管所等文献收藏单位，划拨一批各自馆藏中所余复本支援吉林省新建图书馆外，新馆筹建者又派出人员，常年到全国各地的旧书店及民间大量收购古籍等文献，苏州则是该馆的主要收购地，这部《永乐南藏》就购自苏州。而馆藏当年的入库记录显示，吉图于1961年从苏州购进这部藏经，当时的总价是7500元，在经济相当困难的那个年代，这个价格，无疑是一笔巨款了。

此外，民国时记录的这部藏于兴仁的经书共置六橱，计8641卷，分为378匣。苏州方面从兴仁购买时为打包运走，而吉图现藏数量为365匣723函6932折。对比原藏，吉图现在所缺13匣1709卷（折），据悉其中有少量经卷出现在天津。至于这部分经卷的流失或售卖，究竟是发生在苏州书商来兴仁收购之前还是之后，看来已成为又一个待解之谜了。

来源：大东北生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