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常说，失独之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还有一种更深的痛，是明明知道孩子还活着，却再也见不到面。那种痛，像是一把钝刀，日日夜夜地磨着心。

人们常说，失独之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还有一种更深的痛，是明明知道孩子还活着，却再也见不到面。那种痛，像是一把钝刀，日日夜夜地磨着心。

我叫李雨萍，今年45岁，在江南县机关单位上班。说起我们小区那个经常蹲在楼下的老太太，不少人都认识。她总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风雨无阻地守在那里。

起初，我和丈夫还以为她是附近的拾荒老人。直到有一天，我听见婆婆在厨房里摔碗的声音。那天早上婆婆站在窗户边，看见楼下的老太太，手一抖，碗就掉在了地上。

婆婆是个很有规矩的人，在我们县城也是数得着的教师。她从不摔东西，可那天却反常地打碎了一个碗。我问她怎么了，她只是摆摆手说：“年纪大了，手抖。”可我分明看见她的手在发抖，脸色也不太对。

那时候婆婆刚退休不久，整天闲在家里带孙子。我和丈夫都觉得她太闷，劝她出去跳跳广场舞，可她总说不想去。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不敢出门，就因为楼下那个老太太。

2003年的春天，老太太开始天天来我们楼下。一开始她就是坐在那里，也不说话。渐渐地，她开始向上张望，有时还会喊：“老师，老师！”

丈夫对这事特别反感。有一次他下班回来，看见老太太在楼下，气得直接冲下去要赶人。可等他到了楼下，却又什么也没说，铁青着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婆婆在房间里低声啜泣。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发现婆婆眼睛红肿，似乎一夜没睡。她端着粥碗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老太太风雨无阻地来，婆婆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连窗帘都不敢拉开。我们小区里传开了，说这老太太是来讨债的，可问她要什么债，她又说不清楚。

直到去年夏天的一场大雨，改变了许多事。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下班回来，看见老太太还在那里。她浑身湿透了，却还是死死攥着那张照片。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问她要不要去我家避避雨。

她抬起头，眼神浑浊，却执着地盯着我说：“你是老师家的儿媳妇吧？能不能帮我问问她，我家小花现在过得好不好？”

我愣住了。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小花。

那天晚上，老太太在我家楼道里晕倒了。送她去医院的路上，她一直在喊：“把小花还给我，把小花还给我……”

去医院的路上，我给婆婆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突然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你先照顾好她，我马上来医院。” 婆婆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她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躺在床上的老太太，手里攥着一个布包，久久说不出话。

那个布包我见过，平时一直锁在婆婆的抽屉里。她从不让人碰，每个月都会偷偷打开看一眼，然后擦擦眼泪锁回去。

老太太醒来后，看见婆婆站在床边，眼睛突然亮了。她想坐起来，可浑身发抖，only能靠在床头。婆婆走过去，轻轻按住她的肩膀：“躺着吧，张大姐。”

张大姐，这是老太太的名字。听婆婆这么叫她，我才知道她们早就认识。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值夜。婆婆坐在病床边，一直看着张大姐。到了半夜，张大姐突然醒了，拉着婆婆的手说：“老师，我知道小花过得好，我就是想看看她。”

婆婆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眼泪却掉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丈夫来医院接班。看见张大姐躺在病床上，他的脸色很难看。我拉着他到走廊上，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沉默了很久，突然说：“你别管这事。”

丈夫的态度让我更加困惑。这些年，我从没见过他这样。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可只要提到张大姐的事，他就会变得异常暴躁。

张大姐在医院住了三天。这三天里，婆婆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她们说话很少，但我能感觉到，婆婆在用自己的方式照顾张大姐。

出院那天，婆婆塞给张大姐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叠钱。张大姐没收，却从怀里掏出那张泛黄的照片：“老师，我就想问问，这是不是小花？”

那是一张幼儿园的合影。照片上，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对着镜头笑。婆婆看了一眼，转身就走。我追上去，看见她在走廊里扶着墙，肩膀一直在抖。

回家后，丈夫发了很大的脾气。他把家里所有的老照片都找出来，当着我的面烧掉了。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失控。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一整夜的烟。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张大姐每天还是会来楼下，婆婆还是不敢开窗。直到去年冬天，婆婆突然病倒了。

在医院里，医生说婆婆的病很重。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去我房间，把抽屉里的布包拿来。”

那个布包里，装着一沓存单和一本日记。存单上的名字都是张大姐的，最早的一张是二十年前的，每个月都有一笔定期存款。

翻开日记本的第一页，我看见婆婆工整的字迹：“1998年3月15日，今天是小花的生日。张大姐来学校找我，我不敢见她。这些年，我每天都在想，如果当初……” 日记本上的字迹有些模糊，可还是能看出婆婆写这些时手在发抖。那一页写的是1998年春天的事，那年小花刚上幼儿园。

“小花很聪明，比班上其他孩子都要懂事。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后排，从不吵闹。张大姐每天来接她，都会给她带一个红苹果。可那天，张大姐没来……”

我一页页往下看，渐渐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年张大姐的丈夫在工地出了事，医药费要好几万。那时候农村人看病哪有那么多钱，张大姐四处借钱，可还是差得远。

正好那时候，县城来了一对做不了娃的干部夫妇，托人打听有没有人愿意送养孩子。他们开出的条件很好，不但给钱，还保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张大姐不同意，可她丈夫却偷偷去找了那对干部。他觉得与其让女儿跟着他们过苦日子，不如送给有钱人家。当时婆婆是幼儿园的园长，他们就来找她帮忙。

“那天放学后，我留下小花说要教她唱歌。张大姐晚上来找，我说小花已经被接走了。她跪在我办公室里，求我告诉她孩子在哪。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说不知道……”

日记的字迹越来越潦草，纸上还有泪水晕开的痕迹。

张大姐的丈夫后来还是没救过来。从那以后，她就开始了漫长的寻女之路。她走遍了县城的每一个角落，可处处都碰壁。没人愿意告诉她真相，因为那对干部给了太多人好处。

“今天又见到张大姐，她还在找。这些年她的头发全白了，可眼神还是那么执着。我不敢走正门，每次都从后门偷偷溜出去。可她还是发现了，在学校门口喊了一下午的’老师’……”

最后一页日记写于一个月前。婆婆的字迹已经很虚弱，却依然工整：“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这些年，我每个月都会把工资的一半存进张大姐的账户。可这些钱，怎么能弥补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

合上日记本，我突然想起丈夫的反常。翻到最后一页，果然在背面发现了一行小字：“小花，原谅姥姥。”

那一刻，所有的谜团都解开了。为什么丈夫见到张大姐会那么生气，为什么他要烧掉所有的照片，为什么这二十年来我们家从不提起任何关于过去的事。

原来，我的丈夫就是小花。那个被送养的小女孩，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长大，改了名字，上了最好的学校，最后成了一个男人。可他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花。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飘来广场舞的音乐声。我拿着日记和存单，在婆婆的房间里坐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了，我才起身下楼。

楼下的长椅上，张大姐还在那里。她的手里还是攥着那张老照片，就像守着最后一点希望。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张大姐，小花过得很好。”

她转过头，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真的吗？”

“嗯，她很想你。”

来源：缤纷青山EfQy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