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瘦削的女律师穿着深色呢子大衣,站在请愿人群最前排,脸色苍白却神情坚决。
那是1936年冬天,南京街头结着一层霜。
一个瘦削的女律师穿着深色呢子大衣,站在请愿人群最前排,脸色苍白却神情坚决。
她举着写满签名的请愿书,默不作声地盯着前方。
不远处,警察抽出棍棒,队伍被冲散,她被扑倒在地,脸贴着冰冷的青石板,手反铐在背后。她没有吭声,眼神依旧咬紧。
那个被捕的女人,叫史良。
她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请愿事件中,唯一的女性。
她不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她是那个反过来推动时代的人。
时间回到1907年,在江苏常州一个读书人家,7岁的史良突然绝食。
一开始家里人还不太懂她怎么了,直到她咬着牙开口:“你们要卖我,我宁可死。”
原来,是因为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丝绸商家的儿子。
这个读过私塾的男人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母亲在灶台与纺线之间忙碌半生,家中所有人都觉得婚姻是她最好的归宿。
但她不认命。
三天不吃饭,水米未进,全家人乱了阵脚,最终,她赢得了“暂缓成婚”的妥协,也第一次意识到命运,是要自己争取的。
十四岁那年,她终于得以入学,入的是武进女子师范附小,年纪比同学大了几岁,却没人比她更努力。
她从不迟到,从不考第二。
因为她知道自己读的不是书,是改变命运的指导手册。
后来,她又考入苏州女子师范、东吴大学,再转学至上海法政大学。
这里的女学生凤毛麟角,而她永远坐在第一排。每天,她都站在宿舍镜子前,背诵《法国民法典》。经常整晚没睡,背到声音嘶哑,但她依旧坚持了下来。
她的日记上写着:“法律是武器,不是装饰。”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做学问。
她要用这把武器上战场。
1925年,刚刚毕业的她,成了上海最年轻的女律师。短发、灰西装,站在法院门前,像一把锋利的刀。
有男律师嘲笑她:“你是书记员还是翻译?”
她不理会。
她拒接商业合同,专办工人权益、家庭暴力、女性离婚案。
她说:“我不是开事务所的,是打仗的。”
她为每一个案件查阅全部案卷,证人背景都调查清楚,连谁在几点钟出现在现场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打赢了不少仗,却也因此得罪了一大票人。
更重要的是,她开始意识到,个案的胜诉解决不了群体的困境。
有一次,她代理一个被丈夫殴打、却无处可诉的女性离婚案,整整七次开庭,才争来对方净身出户。那位妇女跪谢她,她却反问自己:“自己能救一个救两个,能救得了全部吗?”
1930年代,她赴欧洲深造,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研读国际法。
那时候,中国女性出国读法律者,寥寥无几。
她在课堂上提出:“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国家里,律师不是中立人,而是冲锋者。”
德国教授愣住,说:“你这不是在说律师,是在说战士。”
她点头:“在中国,做律师必须像战士。”
回国之后,她不仅继续执业,还在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担任法律讲师,培养新一代法律人。
她鼓励学生去法院旁听,去监狱探访,用案件学法律。
她说:“法律不能只在纸上、在教室里,它得在血里,在街上,在哭声里。”
1936年,她跟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一起去南京请愿,七人代表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她是唯一的女性。
警方迅速出动,她被捕入狱,牢房不大,十几位女囚,有偷窃犯、有妓女。
她没有哭诉冤情,也没要求特殊照顾。
每天,她扫地、砌砖砌床,还抽空教牢友认字。
她每天记录提审内容,分析检方策略。
她还想办法把里面的情况写成暗号内容,通过出狱探监的朋友传递出去,向外界通报他们的真实状况。
半年后庭审,她亲自为自己辩护:“国家正在被侵略,人民请愿,是为了民族生存。”
法庭一片寂静。
几天后,全国各界舆论沸腾。
她的照片、发言被刊登在报纸上,“七君子”成为时代焦点。
不久,政府迫于压力释放所有人。
她走出看守所,没直接回家,而是转身去了上海。
她知道,她不想再做普通律师了,她要用法律帮助更多的人。
1949年,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司法部长。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优化婚姻法。
“婚姻不是私事,是制度战场。”
她查阅清末律例、民国旧法,研究德国和苏联民法典,但她不照搬。
她走村串户,去河北、山西、山东听妇女讲她们的婚姻:
“丈夫死了,婆婆逼我守寡一辈子。” “我根本没见过丈夫,是娃娃亲。” “婚后天天挨打,没地方说理。”
她沉默很久,说:“这不是家庭问题,是旧制度在吃人。”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启动。
“婚姻自由、禁止包办、财产共有、妇女地位平等”,这几个词,改了三十多次。
有人批她太激进,她说:“我不是激进,是法律终于让女人有了名字、权利和地位。”
她推动设立基层婚姻法庭,还挑选大批女性干部做庭长。
“男人不懂女人的痛,那我就让女人做裁判。”
除了婚姻法,她还推动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主张扩大女法官、女检察官比例,她去全国十几个省开座谈会,几乎睡在会议室里。
史良一辈子没结婚。
不是没人追她,她年轻时,有一位同行律师向她求婚,说可以支持她事业,替她打理生活。
她笑了笑拒绝了:“我不想把我困在锅台边。”
史良一辈子没有孩子,没有丈夫,也没留下房产、遗产。
她留下的,是一整部与女性命运有关的法律工程。
1985年,史良去世,未立遗嘱,人们整理她遗物,只看到数十本笔记、几封信件、和她最常用的那本《民法通则》。
她说:“我没当过母亲,但我知道,法律能替更多母亲留下保障。”
她临终前不愿进医院,说:“我要留下清醒的头脑,不要留下痛苦的躯体。”
她用自己的方式,替无数普通女人改写了命运剧本。
她不是改天换地的英雄,但她为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未来鞠躬尽瘁。
来源:作家赵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