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如《周易》三易之理（不易、变易、简易）与《大学》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暗合，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传承，始终在“专、转、传”的辩证运动中生生不息。

泰山之巅有块无字碑，汉武帝立它时言：“碑者，卑也，不如不立。”这方沉默的巨石，却道破了中国哲学最精微的传承之道——最高明的“传”，恰在“不传之传”。

正如《周易》三易之理（不易、变易、简易）与《大学》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暗合，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传承，始终在“专、转、传”的辩证运动中生生不息。

《黄帝内经》记载岐伯论医：“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种“专”，不是固执一隅，而是如神农尝百草般的性命相托。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有云：“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正是这种对天命的至诚探索，才有了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伤寒论》，也成就了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的《本草纲目》。

禅宗有“牧牛图”十境，其初“未牧”时如狂牛奔突，恰似凡人被习气牵引；及至“独照”阶段，方见“性月孤圆”的本体光明。这种对自性的专一参究，与庄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佝偻承蜩，共同诠释着“不易”的真谛——天命之性，如如不动。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夜，石棺中的他忽然大笑：“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一转，转出了心学千古。但更精妙的是他后续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将《中庸》“率性之谓道”点化为活泼泼的实践智慧。如同景德镇的窑变瓷器，同样的陶土釉料，因火候转化竟呈现万千气象。

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这种对“变易”的彻悟，使他能在黄州困境中创出“东坡肉”，在儋州蛮荒处开讲《尚书》。正如钱穆所言：“中国文人最了不起处，正在能将苦难转成养分。”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形式改变，而是如《周易》卦变，在阴阳消长中见出天道流行。

敦煌藏经洞的抄经生，在每卷经文末都虔诚题记：“敬写无谬。”但更动人的是那些无名画工——他们在绘制飞天时，总要在颜料中掺入自己的唾液。这种“传”，已超越技艺层面，达到《庄子》所谓“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的境界。陆九渊说得更直白：“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真正的传承，从来都是创造性的对话。

禅宗公案记载：弟子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和尚答“庭前柏树子”。这种看似荒诞的回应，恰是“简易”的最高体现。就像徐渭画墨葡萄，不求形似，但见精神。王阳明临终那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与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叹息，完成了跨越两千年的精神接力。

当代学者余英时曾感叹：“中国文化的韧性，正在于能旧瓶装新酒。”钱学森晚年提出的“大成智慧学”，不正是将“专”的科学精神、“转”的系统思维、“传”的教育理念熔于一炉？

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既用现代科技“专”精于文物保存，又以创意设计“转”化文化符号，更借互联网“传”播文明火种。

观太白山千年银杏，其根深入九泉（专），其干随势而曲（转），其叶岁岁新生（传）。这棵活文物，恰似中华文明的隐喻：以“究天人之际”的专一立其根，以“通古今之变”的转化畅其流，以“成一家之言”的传承开其新。

从孔子“述而不作”到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三极之道始终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中圆满统一——此乃真正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亦是儒释道共证的终极智慧。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