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仍不忘一遍又一遍叮嘱女儿常沙娜：“你记住，我死也要死到敦煌，骨灰要送回敦煌，更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1994年，90岁的常书鸿全身浮肿、呼吸困难、低烧不退，已近生命的尾声。

他仍不忘一遍又一遍叮嘱女儿常沙娜：“你记住，我死也要死到敦煌，骨灰要送回敦煌，更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常沙娜满口答应，何止没忘，她记了敦煌一辈子，从12岁开始。

1943年，常沙娜12岁，跟着父亲常书鸿、母亲一起坐着带篷的卡车，从重庆、成都、绵阳、广元、天水到兰州，沿着祁连山，穿过河西走廊终于抵达敦煌。

走时秋天还微微有些势头，到达时寒冬已凛然而至。

常沙娜回忆：“千佛洞前大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

常书鸿决定前往敦煌前，梁思成还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

当时，估计连常书鸿自己都没想过，自己即将用什么毅力才能“破釜”、才能“沉舟”。

至少，常沙娜刚去第一天，就已经意识到了，当时晚饭是一碗大粒盐、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面条还特别短，用红柳枝充当筷子。

她愣住了问：“爸爸，有菜吗？”常书鸿摇头说没有，他只是劝他们先吃，以后会慢慢改善的。

但何时能吃上菜，哪怕是一顿正常的饭，都不知道，这就是常沙娜到敦煌吃的第一顿饭。

在敦煌没有“洗澡”的概念，只有“擦澡”，因为敦煌水资源极度匮乏，一盆水一丁点儿，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得留着做其他用场。

小小年纪的她没有抱怨，而是心疼，这份心疼无关自己。

她是心疼爸爸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除了工作，还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又要安慰，又要劝导，“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

常书鸿很重视常沙娜的教育，他自己临摹壁画，也要带着常沙娜一起。

在临摹之前，他会先跟女儿讲一讲时代背景、风格，让常沙娜先感受再落笔。

父亲教导的“让艺术慢于行动”这一理念，使得常沙娜从小就懂得了艺术的神圣。

现在常沙娜95岁，有一次参加节目，主持人拿出一条敦煌飞天丝巾给她看，她连连摇头，一眼就看出丝巾颜色不对，图案的比例不存在。

这不是显摆学识，是早已刻在骨子里的对敦煌艺术的敬畏。

常沙娜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国的文化要有根有源，要有文脉、血脉，不能随便乱来。”

1952年，常沙娜以敦煌图案为基本形式，为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款“和平鸽”丝巾，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赏。

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块丝巾国礼，当年的她才21岁。

（和平鸽丝巾）

那时候，常沙娜已是林徽因钦点的学生，在一次敦煌艺术展上，看到常沙娜的画，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找常书鸿要人，希望他能把常沙娜交给他们，他们想带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

常沙娜当时还在读书，常书鸿觉得女儿还不够资格，林徽因却坚持她可以胜任。

从那之后，常沙娜一直跟着林徽因学习，常沙娜21岁设计的国礼丝巾，也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

1952年，林徽因的肺病已入骨，5年前还已经做过了肾切除手术。

1945年美国著名胸外科专家给她做检查，让她做好心理准备，她最多只剩下5年时间。

但指导常沙娜设计国礼丝巾，林徽因比预想的已经多活了两年。

她在病床上支了一张小桌子，稍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

常沙娜设计那款国礼丝巾的那段时间，便是早上10点就在林老师的床前候着听课。

常沙娜回忆：“她的头脑非常好，思维异常敏捷，只是身体太差了，只能把构想告诉我们，我们按照她的指示去工作。”

在制作这款丝巾之前，当时毕加索很火，林徽因给常沙娜指了个方向。

“毕加索用鸽子当作象征和平的创作元素，沙娜你也试试用鸽子做设计”，但又指出“毕加索是毕加索的鸽子，我们设计的鸽子也要是我们国家的才好”。

常沙娜一下子悟到了老师的意思，大胆地将敦煌艺术融入其中。

1958年常沙娜主笔的唐代风格的圆形浮雕大花，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绚丽绽放。

后来，卷草纹搭配向日葵式的花朵镶嵌在了民族文化宫的大门之上，再后来，“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诞生于香港金紫荆广场……

常沙娜时时刻刻记着自己是敦煌人，每一次设计都在完成父亲对自己的叮嘱。

常沙娜现在已经95岁，年纪的大就证明了她这辈子经历的挫折绝不可能会少。

她12岁一家人一起去敦煌，但母亲实在受不了如此艰苦的环境，抛下丈夫和孩子就远走高飞了。

（常沙娜与爸爸妈妈）

当时她弟弟还小，常书鸿要主持敦煌的事务，顾不上儿子，实在没路走了，只能去求女儿能不能暂时先别上学了，回家照顾弟弟一段时间。

一个无力的人去求助一个更无力的人，常沙娜依旧没有一句怨言，退学回家照顾弟弟。

庞薰琹和丘堤的女儿庞壔，她记忆中的常沙娜一直在照顾弟弟。

弟弟常嘉陵很皮，一到庞薰琹的家，一刻也呆不住，死活要爬窗看来往的汽车，把庞壔吓个半死。

她好几次写信给常沙娜：“快来把你的弟弟带走吧，这是你的弟弟，又不是我的，他简直就是野人！”

常沙娜没有把这一切遭遇怪罪到父亲头上，她对母亲是有怨言的。

可时隔20多年，母女俩再次相见，看到她过得并不好，面色憔悴，六七十岁的人了，还在街道帮人洗衣服。

常沙娜累积了20多年的怨恨，在这一刻筛出来全是心疼，她瞒着父亲，开始每个月给母亲寄20块，直至她心脏病突发去世。

儿子崔冬晖13岁那年，常沙娜的丈夫因病去世，五年后死亡击鼓传花，轮到了90岁的父亲常书鸿身上。

1996年，也就是常书鸿去世两年后，常沙娜的干妈马光璇病逝。

死亡以常沙娜为中心，打了一个圈，把她至亲至爱的人围猎了个遍，最后再集中“猎杀”常沙娜。

常沙娜77岁确诊乳腺癌，被切掉了乳房，也许眼泪早已在亲人离去之时哭干了，到自己了只剩下笑了。

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常沙娜表现得很淡然，“都听医生的”，生病化疗期间她还听音乐。

但那时的常沙娜究竟在想什么，难道就没有一丝煎熬的痛苦吗，不得而知。

化疗的那段时间，在她的回忆录里只凝练出一句简短的话：

“严寒的冬天过去，温暖的春天来了，头发脱落了，又生出新的一头白发，比原来的更浓密。”

（看到常沙娜先生的近照，想到一句话“岁月从不败美人”）

她说她很喜欢父亲常说的一句法语，C'est la vie，意思是这就是生活。

“人生就是有悲有欢。你活得开心，这是C'est la vie，你活得很悲伤，这也是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命。”

这股洒脱的劲儿，一直支撑着她活到了如今95岁。

现在她还能自己买菜做饭，精神气好得不得了，她表示已经90多岁了，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她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敦煌艺术的推广与弘扬。

“从我个人来说，我对生死早就看得很淡，但是对敦煌来说，我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敦煌是世界的敦煌，不是某一个人的，很多事情不能只把握在自己手里，必须要年轻人接棒，才可以代代相传。”

看着她成天爬上爬下，学生们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生怕她摔了、劳累过度。

她却觉得年纪大了不代表老了、不行了，相反是一种有经验的表现，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要到处说敦煌。

从常书鸿到常沙娜，他们都在说一个词：责任。

常书鸿就因为在塞纳河畔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看见敦煌不为人知的美，觉得自己“数典忘祖”，于是义无反顾回国，踏上了荒无人烟的敦煌之路。

常沙娜12岁到现在95岁，敦煌贯穿了她的童年、青年到暮年。

无论哪一阶段，敦煌的千年文化之光照在她身上，投射在地上的永远只有两个字责任。

这责任从何而来，他们如何知道这份责任不是别人的，就是自己的？

或许是，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如果我去做了，是不是能吸引更多的人过来一起做？

似乎革命先辈、艺术家等等，敢于挥舞旗帜走在最前头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这里没有光，那我就创造光，吸引你们过来，一个接一个把烽火续上，如果没人过来，那我就继续撑着，燃尽自己的最后一缕灰也要让光继续存在。

80年前，常书鸿举办了敦煌父女展。周总理看到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非常兴奋对常书鸿说，“你女儿继承了你的事业，敦煌艺术可有传人了！”

现在，95岁的常沙娜一直在等着有人跟她说这句话。

2024年春晚，由常沙娜担任艺术顾问的创意节目《年锦》惊艳亮相。

不同朝代的传统纹样与绚丽的舞美技术相融合，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纹样变迁图卷。

最近，95岁高龄的常沙娜设计的《龙凤天华》花丝珐琅珍藏盘在北京闪亮登场，作品集多项非遗工艺于一体，展现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她竭力要让敦煌的艺术焕发出新的活力，被更多人接纳，她追新也“守旧”。

如今的她很少出门，家里的角落处处可见她与父亲的合照、父亲曾编写的书籍，电视打开有关于父亲在敦煌的专题片播了一半。

看电视时她不喜欢开灯，在忽明忽灭的环境里，她看着父亲埋头临摹壁画的身影，有那么一瞬间，她变回了12岁的常沙娜，站在父亲身后，近距离看他临摹。

她有敦煌，也还有爸爸。

下面是常沙娜作品欣赏：

来源：朱小畅说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