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先后瞻仰了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旧居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先后瞻仰了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宣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

——题记

“看我进击的英姿，看我燃烧的足迹，看我火红的历史。”成长于战火延安的著名画家、诗人石鲁的激情诗句，道出了来过和没来过延安的中国人对这片神圣土地的特殊情感和特殊向往。纪念党的七大召开8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了夏日的延安，内心一直被两种且浓且烈的色彩撞击着——黄土之漫漫、热血之殷殷。黄土，是千万年大自然变迁中由风沙堆积隆起的黄土高原；血红，是一个民族在不屈的战斗中用鲜血点燃的信仰旗帜。宝塔山、延河水、枣园风⋯⋯这些关于延安山河自然形态的描述，因其蕴籍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记忆、浓缩的时代风云，已经远远超出地理概念和风物视野。

山有去脉，水有流向，土有层纹
以地理为书，延安必是一部英雄传

山有去脉，水有流向，土有层纹。只有真正理解地理，才能真正读懂历史。

“一担好山河，英雄造。”以地理为书，延安必是一部英雄传。人在延安，最具时间质感的山河记忆，是苍茫如古埙般的凛冽语境——战争与军事。

黄土高原，势关天下。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与游牧民族毗邻相望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成就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互构交融，多元文明得以兴起繁盛；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拉锯战的主战场，碧血黄沙、横刀纵马的传奇千年不绝。

但凡言及关防要塞，一个词总会脱口而出：军事重镇。这源于《史记》。2000多年前，太史公对上郡（包括了今天延安大部分区域的秦汉地名）战略地理位置所作的如是评说。

“胡笳互动，边声四起。”历史场景总是展示历史的逻辑。古人总是将心中的期望付之于地名，所以屡屡以“安”冠名。可有关延安最早的文字记载，偏偏是《周易·既济》中一场战事的记述。

延安城的出现，概以军事为缘起，因战争而形成。最引人注目的是秦国在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之时，就在今日延安的志丹、安塞，榆林等“天下之项背”的军事要地防线，修筑了横亘于山岭的“外墙”——即最古老的长城。

还有一条与长城匹配的最早的国防工程——秦直道。这条“堑山堙谷”的军事通道绵延近千公里，平均宽50米，骑兵从咸阳出发，3天可驰抵阴山北部防线，形成了从关中到北部防线可“直通之”的战略布局，其重要路段几乎穿越延安全境。我们无法想象，在生产力不发达的2000多年前，筑道者用两年半时间完成这一战略工程，兵士百姓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司马迁亦叹其为“固轻百姓力矣”。但也正是凭借这条古代“高速路”，中原军队依仗军事交通的奇迹，改变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格局。“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是人们熟稔的边塞诗名句，而延安就处于无定河流域的轴心区。

正因为如此，秦统六国，天下分为36郡，延安一带为上郡。览旧志，常以“襟带关陕”“五路襟喉”等描述概之。秦始皇5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就有两次经过延安。秦将蒙恬于此发兵30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黄河之南）”。

当然，视延安为“军事重镇”的，决不限于秦——

汉武帝时期大败匈奴，大举“徙民实边”，使延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率部前往延安所辖的黄帝陵，筑台祭祖，留下了18万大军祭黄帝的佳话；

隋唐时，这里更名为延州。当时，全国共置关143座，按其重要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延安境内有上关一座，中下关5座；

北宋时，名相范仲淹任知州时，构筑屏障、改革军制、“逐收失地”，使得骄横的西夏兵敬畏而言“锋锷必败”：范大人“胸中自有甲兵数万，不可欺也”；

明代以“扼险设防”为国策，全国设“九边重镇”（类似战区），延安便属其中之一“镇”⋯⋯

回溯已经走进时间深处的历史，法国史学家雅克一个简洁而著名的论断跃然而出：“历史，就是人。”而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史书上绕不开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寻根溯源。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为延安汉子，其名其行皆可寻之于延安，千百年来同其苍翠、共其芬芳。

今日的宝塔山，据考证是范仲淹任知州时，在当时名为嘉林的山上修建瞭望塔、烽火塔、望寇台等军事设施，后因景得名；

战国名将吴起率万千背弓之士横槊镇关，据守延安20余年，骁勇大战76场无往不胜，他安营扎寨之镇被后世敬称为“吴起镇”；

传诵千年的《木兰辞》中的“花将军”，出生、从军及归乡，亦在延安的花源屯，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至今依然荡气回肠；

以《梦溪笔谈》闻名的科学家沈括，同时还是军事家。他以知州兼安抚使之职镇守延安两年多，写过“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的军歌，指挥了与西夏军队的多次战役。他给延安最大的地理贡献，则是“发现、命名、定义、预言”了石油的存在，留下“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的宏阔之论⋯⋯

走进延安博物馆，几乎看不见轻纤的瓷器、炫目的金饰。然而，这里却不缺少美学意义上的壮美与崇高——灰色红色的陶罐陶器，以粗砺的印纹和图案，把岁月弯曲在灵动的弧度里；简陋的石斧、狰狞的虎噬蜥蜴青铜器，深藏着一种摄魂的力量，让你在默然无语间怦然心动。

面对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山河、这样的人物，清末民初，一位叫史密斯的传教士在延安生活了十几年，写了一本书，名叫《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这个并不著名的人，因为写下很著名的一个判断而有了名：“这是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

俱往矣！

开国中将罗元发在延安一战成名，成为一野“十大虎将”之一，更为“延安英雄传”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党的七大胜利闭幕后第一个星期六，毛主席点名见他后谆谆告诫：“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大军在磨刀，我们不磨刀是要吃亏的，这叫有备无患。”

罗元发果然不负众望。两年后，由他担任政委的教导旅激战七天七夜，保卫党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疏散。

地理的耦合替代不了历史的选择
政治家是实践中的历史学家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史学家则说：“政治家是实践中的历史学家。”共产党人就是在革命实践中改变、续写历史的政治家。“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1915年，22岁的毛泽东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如是说。

地理的耦合替代不了历史的选择，却给古老的吴起镇带来了一段新的传奇。1935年10月19日，在地球上留下一条万里征途红飘带的中央红军，历经血战千场后到达延安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坚韧卓绝的长征结束。

“大好山河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这是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抵达吴起镇时的感赋之诗。当时仅有11户人家的小镇，成为中国革命“不倦鞍马”万里征途的“落脚点”，也成了新中国的“出发点”。

斯诺《西行漫记》最后一部分的题目是“红色的天际”。据说，此题源于作者对时局的研判——红色曙光尚未照亮大地，刚刚浮现于天际。

80余年前，世界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弥漫着风雨暗晦——

国际战场，面对德国法西斯白刃喋血闪电攻势，“日不落帝国”新首相丘吉尔承认“惶惑和不安替代着信心”，忧虑自己的就职“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中国战场，日本侵略者屠城掠地、斧钺临颈，已经到了“三分天下二分亡，由把山河寸寸量”的最危险关头，谁来保卫我们的祖国，谁来挽救我们的民族，谁来高举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旗帜，严峻的课题摆在中华民族面前。

纵观抗战时期，即便是地处西北的延安，同样也是与侵略者狭路相逢、白刃喋血的战场。日本侵略军在1938年至1939年间，向延安密集进攻多达23次，进行了数十次空袭轰炸；1939年6月，日军展开大兵团作战，纠集上万重兵强渡黄河，刀锋直逼延安⋯⋯

诗人何其芳写在延安的诗句，描述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死抉择——“战斗着活下来，或者战斗着死在敌人手里。”诗人田间奔赴延安后，写下了鼓舞全民抗战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淡定地掰着手指，通过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向世界预告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和意义——“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这古老土地上的“空前伟大的一幕”，开启于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精神和豪迈的气质。时间构成了历史，同时以独特的视角记载着历史——

1935年12月，我们党在延安十三年间第一个重要会议在瓦窑堡召开。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精辟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抗日宣誓大会，全体指战员宣誓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改编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东渡黄河，铁骑刀兵战日寇。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个月后，平型关大捷的战报传遍全国⋯⋯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随着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延安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
黄土地巍然屹立铜墙铁壁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之说，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历史的走向有着决定性影响。然而，在延安这个相对偏僻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决定和改变历史走向的是担负民族兴亡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

抗战时，国民党在西安至延安400公里的路上，竟然设了15道关卡，但难挡那些西装革履、褐衣短衫者坚定的向往。倘若用《后汉书》里的话来描述当时的延安，是再准确不过的了：“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他们用奔向延安的脚步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命，诠释了一种高尚的信仰。

反观相邻战场，当侵略者兵临城下之时，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竟发出拒战、避战电报：自古未闻有饥寒交迫之兵而能杀敌制胜者。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偏偏就是这样的“杀敌制胜者”。都说战争打的是钢铁，打的是后勤，可延安不仅极度缺钢少铁，就连生存的衣食也被严密封锁。

边区军民没有抱怨只有创造，勇于流血也不吝流汗。他们按照朱德总司令“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的命令，开展了“有创造精神”的大生产运动、谱写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

至1944年，延安已经近乎奇迹地拥有着80余个工厂，可以生产从兵器弹药到火柴肥皂，从医疗药品到通讯器材等必需之物。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文献里，“解放区的财政和金融贸易”“缩小剪刀差”“出入口平衡”……这些即便是在今天也不过时的思考，已经进入了共产党人的视野。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那些千年前雄峙于延安的高墙坚堡，已经被岁月隐埋。但是，黄土地上却巍然屹立起一道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引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孙子兵法》对延安丘陵沟壑地形有着极为准确的描述：“隘形者，我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这种山谷相夹的“隘形”之地，并非大兵团作战理想之地。然而，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出神入化地利用这种特殊地形地貌，千里转战，腾挪辗转，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的“三战三捷”、沙家店战役等一系列胜利，记载下教科书式的精彩战例，在延安续写下“用兵如神”战争艺术、军事奇迹的新篇章。

1944年，美国观察组抵达延安，对边区建设成果进行评估后，心悦诚服地写了这样的报告：“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与力量”，中共的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

过石器时代生活，学最先进科学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群一方情。丁玲后来重返延安时，用一首新信天游表达那种特殊的眷念：“说来又说去，还是延水甜。”

当年，在这个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小城市，物资贫乏，但人们精神富足，精力旺盛。画家蔡若虹充满诗意地真诚咏叹：“我赶快脱下皮靴/因为我发现/所有走进天国的男男女女/都是赤脚啊，延安好一个赤脚天堂。”

的确，如果仅就地理水系而言，延河作为一条黄河支脉，算不得泱泱之水，可在延安创造了“小米加步枪”军事史奇迹的共产党人，在滔滔延河浪里所掀涌的民族精神，所点燃的时代激情，同样构成了文化史上的奇迹。

“文化是一张地图”，而“地图使过去和未来现形”。沿着山长水阔的延河两岸，可探寻红色文化的涓流爝火，能瞩目信念之光的高擎之炬。

“共产党的大事”——什么是大事？在战火纷飞、缺衣少食的艰难环境中，延河畔生机勃勃地开办了30余所各类高等学校，谓之“窑洞大学”。看着土，实则“洋”——其学科广而博地包括了自然科学、文艺、法律、医科、无线电通讯、外语、民族学院、女子大学等，随着这些学校的创办，延安扫盲运动、普及图书馆活动、学文化热潮蓬勃兴起⋯⋯以教育为“共产党的大事”，天下还有什么不可战胜之难事！

“天下事、少年心。”抗大虽然有“最高红色学府”之称，但办学条件极为简陋艰苦，恰如毛泽东对其前身红军大学的风趣评价：“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今最先进科学。”

精神层面的“最先进”，两个细节堪为例证：

细节之一：1937年延安窑洞里，坑洼不平的土壁上，悬挂着一张军事教育挂图。谁都不会想到，挂图的内容居然是美国“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偏僻的一隅，共产党人的军事视野何等开阔！

细节之二：延安时期，年轻战士的衣服上还印着胖胖的滑稽的米老鼠图案——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确认，那的确是一只米老鼠。要知道，米老鼠的形象诞生于1928年的美国，电视译制片直到58年后的1986年10月26日，才在中国大陆首播。偏僻的一隅，共产党人的战士又何等时尚！

那时，有十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访或工作过。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那个年代，从党的领袖到青年学生，所读经典之书，所获传授之籍，其精深和高端完全当得起“高等学府”之谓——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朱德讲授党的建设、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抗战形势的报告、董必武讲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同时，名震西方军界的战争战略专家约米尼、克劳塞维茨等人的战争理论，晦涩难懂，依然成为窑洞里的热门书。

当时有一个简明而准确的说法，在抗大学的是“两法”——辩证法和战争法。同时还有这样一组数字——1937年8月1日，抗大第3期开学，从全国辗转而来的知识青年有477人；一年后的第4期已达4655人；而到了1939年1月的第5期，人数竟达10403人⋯⋯

“万众瞩目清凉山”——清凉山不算高，为何万众瞩目？是因为新华通讯总社、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新华书店、中央印刷厂等新闻机构在这里驻扎了十年时间，出版的报纸刊物达23种。清凉山上有隋代石窟、唐宋古寺，皆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今，此山被称为“红色新闻山”，无疑为文化名山再添景观，延续着古老的民族文化⋯⋯

著名报人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发表了10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被周恩来誉为“中国记者写下的《西行漫记》”。他以中立者立场也以记者独特眼光，“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与著名华侨陈嘉庚不约而同地得出一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十三年历史超越时空
延安，一部经天纬地的大书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到1948年3月中央机关离开延安，恰好十三年。

十三年厉兵秣马，十三年探索创新，十三年历史超越时空：延安寄托着人们对“理想国”的呼唤，掺杂了数代人的情感记忆、生命境界。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并成为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

回望十三年，仰望宝塔山。中国共产党人与延安人民紧密联系、水乳交融，以壮丽的理想开启壮丽的行程，贫瘠而偏僻的黄土地成为产生伟大精神和深邃思想的沃土。延安时期，我们党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十三年历史是革命史也是思想史，是经济史也是军事史，产生于这个时期的伟大延安精神，以无可比拟的历史纵深，开启着史诗般壮丽的行程。

“传薪仰一灯”，这熠熠灯光就来自延安窑洞的油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写作于延安时期的著作就占70%以上。这些策源于延安的光辉思想，穿越历史烽烟，铸就中国共产党人的永远经典。

山河舞台岁月诗。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这是人们一直在探寻、思考的课题。打开七大通过的党章，已经作出了光前裕后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同志。”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

“太阳东起又西落，闹革命要经得起几回合。”一曲信天游，几多壮士血。七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国人民求解放奋斗历史一个个“回合”的凝重诠释，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积淀着一个民族沧桑凛冽的记忆，蕴含着一部党史中壮怀激烈的篇章。

杨家岭礼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铿锵宣誓：“中国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延安，代表着新中国的命运；延安，一部经天纬地的大书。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张小炕桌，年头久远且斑驳粗拙，但它却让我们久久伫立、心潮澎湃——一代伟人的千古名篇《沁园春·雪》，就是在这张小炕桌上挥洒而成。

历史永远在这样告诉未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
新时代仰望延安：“延安有真经”

“刻苦学习”“大胆实践，敢于创新”“在山沟里办沼气，获得成功”“以身作则”“每年出工常在200天以上，去年达300天”⋯⋯50年前一张延安地区先进青年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上，“主要先进事迹”一栏里这样写道。透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到一个坚定、勤勉、进取的青年形象。

这张登记表，属于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青年习近平。1975年7月，延安地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习近平作为先进个人受到通报表扬。

那一年，他22岁。

在梁家河，青年习近平度过了7年时光。他带领乡亲们打坝造田、建沼气池，使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上第一盏沼气灯。

回忆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曾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时期的十个没有”展板前久久驻足。展板上写着：“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

“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遥想当年，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5万多人，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最多时一个月就有1000人。

诗人何其芳动情地描述当时的情形：“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

在延安，沟沟坎坎上挖了数不清的窑洞，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在窑洞中学习、创作和讨论，孩子们在窑洞里生活嬉戏，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则在窑洞中思考、写作和召开会议，那些部署全国战争胜利的电令、文件就在窑洞里产生。窑洞摇曳的灯光下，还诞生了为中国革命、未来指明方向的经世著作。不止一人说“延安有真经”。

几十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又一批知识青年再次奔赴延安。延安人民像当年慷慨接纳那支精疲力竭的红军队伍一样，又慷慨接纳了近3万名北京知青。习近平成为“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

陕北插队期间，青年习近平每次路过延安，都要瞻仰七大会址和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

如果说，“黄土高原，势关天下”是地理的陈述，那么“仰望延安，势关天下”则是历史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把握天下大势、赢得历史主动，呼唤我们把“延安真经”代代相传，让红色基因永远赓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

仰望延安精神灯塔，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靠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探索实践。“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一切教条主义都不是科学，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当年，霖雨苍生，延安成为那个时代的人间“盛世”。

而今，延安真经，正助力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原载《中华魂》杂志第6期，执笔：郑蜀炎、董强、闫金久）

来源：延安日报

来源：城市微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