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上，九座覆斗形陵台在风沙中静默，它们曾被蒙古骑兵用火药炸穿防水层，以水银灌入棺椁腐蚀尸骨，刻满西夏文的石碑被砸碎后砌进城墙。

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上，九座覆斗形陵台在风沙中静默，它们曾被蒙古骑兵用火药炸穿防水层，以水银灌入棺椁腐蚀尸骨，刻满西夏文的石碑被砸碎后砌进城墙。

这片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废墟，是一个王朝被刻意抹去的疤痕——1227年，成吉思汗临终前下令：“屠尽兴庆府鸡犬，毁其宗庙，断其文字”，这道遗诏，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

文明的兴衰更迭本是历史常态，为何有346年历史的西夏文明却遭遇了如此特殊且残酷的对待呢？

西夏王陵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众多羌族部落支系中的一支，其祖先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记载，公元7世纪，面对吐蕃铁骑的压迫，党项部落首领拓跋赤辞率众东迁陇右河套一带。

此后，党项族首领拓拔思恭在唐末出兵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因战功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国姓李，从此党项族在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一带的城墙下播种麦粟，实现了部落的扎根立足，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这便是西夏的雏形。

公元1038年，拓拔思恭的的族孙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戴上嵌有吐蕃蓝宝石的帝冠，正式建立大夏国，自号“青天子”，与中原的“黄天子”分庭抗礼。

西夏的强盛一时，源于对多元文明的包容，西夏文在借鉴汉字的基础上，根据党项语的语法和语音特点创造出来，黑水城出土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词典，用西夏文与汉字并列标注“天”为“没嵬”，“地”为“嵬名”。

党项贵族效仿宋朝设立“番学”，却将《论语》译成西夏文讲授，也遵循“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义；冶铁匠以波斯乌兹钢锻造“夏国剑”，剑脊上却錾刻汉字“河朔雄锋”。

这种杂交文明在《天盛律令》中达到巅峰——这部1149年颁布的国家法典，将党项习惯法的“血赎制”与唐宋律例的“笞杖刑”熔铸一体。

经济上，西夏的农业、畜牧业都相当发达，其境内的河套地区土地肥沃，通过修建水利设施，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畜牧业更是西夏的传统支柱产业，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不仅满足了本族的生计需求，还在军事征战和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夏还大力推崇佛教，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画上，吐蕃密宗的怒目金刚与汉传佛教的飞天共舞；此外众多精美的佛塔、寺庙在西夏境内拔地而起，其中的壁画、雕塑等艺术珍品融合了中原文化、吐蕃文化和中亚文化等多种元素，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强盛一时

然而，当蒙古铁骑的铁蹄伴随着弯刀的呼啸声而至，一切文明的荣光最终都尘归尘，土归土。

蒙古大军依据成吉思汗的遗命大举进攻西夏时，兴庆府首当其冲，昔日繁华的都城瞬间沦为战场，而西夏文明的系统性抹除也拉开了帷幕。

蒙古对西夏文明的灭绝行动，其挥动的三把屠刀可谓教科书式的灭国绝史的残酷手段。

1227年盛夏，中兴府城门开启的瞬间，蒙古骑兵的弯刀映着血色残阳，三日内37万党项人被屠戮，占全族三分之一。

侥幸逃出的木雅部落翻越雪山，在四川康定山谷哼唱着古歌：“贺兰山的白鹰坠落了，活下来的人要像河水流进地下……”

云南玉龙雪山下的木祥老人，DNA检测显示其Y染色体与西夏王陵遗骸匹配，他至今记得祖父的告诫：“别让外人听见党项语。”

这是蒙古人对西夏文明从肉体上进行的第一轮清洗。

蒙古军队的专业毁陵队携带火药包与洛阳铲，对西夏王陵展开外科手术式破坏，他们凿穿贺兰山陵区防水层诱发塌方，将刻经石碑改筑为城墙砖，佛寺金顶熔铸成马蹄金。

西夏的宗庙作为祭祀祖先、承载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场所，也未能幸免，被无情地摧毁，祖先的牌位被砸碎，祭祀的器具被践踏，西夏人精神的寄托被彻底粉碎。

而兴庆府的文庙燃起冲天大火，八千卷西夏文献在毡帐焚烧法中化为黑烟——此法以油脂浸透木质建筑，确保焚烧时“黑烟震慑百里”，那些记录着西夏历史和文化的典籍、文献，在蒙古军队的刻意破坏下，被付之一炬。

这是蒙古人对西夏文明从文化上进行的第二轮根除。

元朝建立后推行“混骨政策”，强迫党项男子与蒙古妇女通婚，子女登记为“唐兀氏”；八大党项氏族被拆散迁居，由蒙古监军看守聚居地。

更致命的是官方修史的刻意遗忘，蒙古（元）在为前朝修史时，《宋史》《辽史》《金史》都以国家正史的定位去修史，但西夏被刻意降格为《夏国传》《西夏外纪》，346年的辉宏历史历史，竟以不足万字来记录。

当杭州飞来峰的慧觉大师在1345年刻完最后一行西夏文《大般若经》后自尽，世上再无人能读“凡动此塔者，必遭神罚”的诅咒，西夏语最终成为了无人能懂的“死语言”。

这是蒙古人对西夏文明从记忆上进行的第三轮篡改。

文明凋零

蒙古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对外扩张，西夏作为其西北方向的强敌，多次拒绝蒙古的归附要求，并与之发生军事冲突，西夏军队在前期还曾给予蒙古军队多次重创。

1209年蒙古围攻中兴府时，西夏守将嵬名令公在黄河冰面凿窟，溺毙三千蒙军；1226年成吉思汗亲征，党项人竟在灵州城头悬挂染疫牲畜，致蒙古军爆发瘟疫，死伤者众。

这些抵抗让成吉思汗在垂死时嘶吼：“唐兀人（党项）背誓九次，当灭其种！”

西夏文明的系统性抹除还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民族矛盾有关，在蒙古统一草原并对外征战的过程中，需要消除一切可能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和异质性的因素。

西夏作为蒙古国灭亡的第一个独立的政权，其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民族认同，这对于蒙古试图建立庞大而统一的帝国秩序来说，是一种潜在的阻碍。

更危险的是西夏文字，其借鉴汉字笔画却自成体系的6000个西夏字，暗示着文明独立于中原的可能，所以元廷宁可编纂《蒙古字韵》也不收录西夏文，任其成为“死文字”。

而通过毁其宗庙、断其文字等手段，可以有效地削弱西夏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根基，从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完成对西夏的彻底征服与同化，消除西夏作为一个独立文明存在的痕迹，并能够警示其他抵抗蒙古铁骑的政权。

对元朝而言，承认西夏正统性将动摇自身合法性，西夏“非胡非汉”的模糊身份——既用汉制官阶又保留“秃发令”，既称臣金朝又自称“白高大夏国”，这挑战了元朝“混一戎夏”的正统叙事。

正统焦虑

西夏文明的系统性抹除，是世界文明史的一场巨大悲剧，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以及在历史进程之中，一些辉煌文明因各种复杂因素而走向毁灭的脆弱性。

如今，我们只能通过西夏王陵、黑水城出土的少数西夏文献等稀有遗迹去回顾有346年历史的西夏文明的兴衰，那些残存的西夏遗迹时刻提醒着后人：要尊重和包容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发展，避免类似的文明悲剧再次上演。

来源：侃了了论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