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36年，乾隆帝登基仅数月，便下令将一名雍正已赦免七年的犯人曾静凌迟处死，并大肆禁毁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一时天下哗然。

1736年，乾隆帝登基仅数月，便下令将一名雍正已赦免七年的犯人曾静凌迟处死，并大肆禁毁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一时天下哗然。

曾静，湖南郴州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据《湖南通志·人物志》载，曾静“少为生员，屡试不第，以授徒为业”。他性情偏激，喜读反清著作。

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读到吕留良的遗作，深受影响。《清史稿·曾静传》记：“静得吕留良书，服膺其说，谓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

吕留良，浙江崇德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浙江通志·儒林传》称，吕留良“明亡不仕，隐居讲学，著书斥清”。他生前未涉反清活动，但著作如《四书讲义》宣扬“华夷之辨”。

雍正六年（1728年），地方志查抄其家，发现“其书多悖逆语”（《浙江通志·艺文志》）。吕留良已故四十余年，其子吕葆中、吕毅中及学生严鸿逵等尚在世。

曾静的学生张熙，湖南衡州人，据《湖南通志·孝义传》记：“熙性刚烈，师事曾静，常奔走联络。”张熙成为案件关键执行者。

雍正七年（1729年）案发后，湖南巡抚赵弘恩奏报：“曾静授徒张熙，密谋举事。”

雍正六年（1728年）秋，曾静派张熙前往陕西，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钟琪是岳飞后裔，手握兵权。

据《清世宗实录》卷七十四载，九月二十六日，张熙“怀曾静书，谒岳钟琪于西安”。书中写道：“公系宋武穆王后，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举义，光复汉室。”

岳钟琪假意应允，套取口供。十月初二日，岳钟琪上奏雍正：“臣佯许之，诱熙尽吐实情，知曾静为主谋。”

雍正帝震怒，下令彻查。

十月十五日，谕旨发往湖南：“著将曾静、张熙拿解来京，严加审讯。”（湖南巡抚王国栋逮捕曾静、张熙及家属十余人。

同时，浙江巡抚李卫查抄吕留良故居，搜出“逆书千卷”。

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曾静被押解至京。据《清史稿·世宗本纪》记：“帝亲鞫于乾清宫，曾静俯首认罪。”

审讯中，曾静供称：“臣本愚民，误信吕留良邪说，妄图反清。”

案件牵连扩大。雍正七年五月，谕旨命各省追查吕留良著作。据《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二：“凡吕留良书籍，尽行焚毁，其门生故旧，一体拿问。”

浙江捕得吕留良子吕葆中、吕毅中，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二十余人。严鸿逵在供词中说：“吕师之书，吾等传抄，实不知其为逆。”

岳钟琪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雍正帝定案。他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驳斥反清言论。据《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载：“帝谕：曾静、张熙虽愚妄，然能悔过，著免罪释放。”

审讯中，雍正对曾静说：“尔系无知误犯，朕今赦尔，尔当感恩图报。”曾静顿首涕泣：“臣罪当万死，蒙皇上不杀之恩，誓当犬马以报。”

但对吕留良家族，雍正严惩不贷。

雍正七年十月，谕旨宣判：“吕留良戮尸枭示，其子吕葆中、吕毅中斩立决，孙辈发往宁古塔为奴。”

吕留良墓被掘，《浙江通志·陵墓志》记：“雍正八年正月，戮尸于杭州，悬首城门。”其学生严鸿逵、沈在宽“俱斩决，妻女入官”。

雍正十年（1732年），《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谕旨命曾静、张熙巡回各省宣讲“悔过自新”。

据《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十七：“曾静、张熙著赴各省学政衙门，具结宣讲，以儆效尤。”

曾静在湖南宣讲时说：“皇上如天之恩，臣当永世不忘。”张熙则称：“岳公智勇，救我于罪戾。”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驾崩。十月，乾隆帝即位。

据《清高宗实录》卷六载，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乾隆召群臣议曾静案：“先帝虽赦曾静，然其罪实不容诛。”

正月十五日，谕旨下：“曾静、张熙著即凌迟处死。”

曾静被押回湖南行刑。《湖南通志·刑狱志》记：“乾隆元年三月，曾静、张熙缚于长沙，凌迟示众。”临刑前，曾静无言以对。张熙大呼：“吾负岳公！”

乾隆同时下令禁毁《大义觉迷录》。谕旨称：“此书悖逆，著各省收缴焚毁，敢藏匿者斩。”据《浙江通志·文牍》载，浙江巡抚二月内“焚书万册”。

吕留良家族余波未平。乾隆元年五月，谕旨追加：“吕留良孙辈永世为奴，不得赦免。”《浙江通志·流寓志》记，吕氏后人“发黑龙江，冻毙者众”。

案件波及全国。据《清史稿·刑法志》统计：“曾静案株连百余人，斩决三十九人，流放者五十余。”

湖南郴州曾氏家族“田产充公，族人徙边”。浙江吕氏“家破人亡，著作尽毁”。

地方志详录细节。

《湖南通志·灾祥》载：“雍正八年，郴州大旱，人谓曾静案所致。”

浙江民间笔记如《啸亭杂录》记：“吕留良戮尸日，杭城阴雨连绵，人皆嗟叹。”乾隆后期，此案渐成禁忌。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谕旨重申：“吕留良案永不许议。”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乾隆帝下旨收缴焚毁《大义觉迷录》，谕称：“此书虽辩华夷，实启疑惑，不可传示后世。”

据《宫中档案乾隆朝奏折》记载，仅浙江一省两月内“收缴九千八百余册，悉焚于市”。

此举直接否定了雍正的政治遗产。

雍正曾将此书颁行全国学宫，谕令“使天下读书士子观览”，而乾隆的禁毁令暴露了清廷对自身合法性的焦虑。

乾隆以“曾静之罪在诋毁皇祖”为由将其凌迟，却导致雍正当初的决定陷入两难困局：

①宽宥逻辑崩塌

雍正赦免曾静时宣称：“朕之宽宥，非为曾静，为天下明是非也。”乾隆诛杀曾静后，民间笔记《檐曝杂记》载有文人讥讽：“父赦其生，子戮其死，天家法度如是乎？”

②株连范围扩大

乾隆追加处罚吕氏后人，命“吕留良孙辈永锢宁古塔”。据《宁古塔志》载，至乾隆末年，“吕氏男丁仅存七人，皆冻馁残疾”。这使雍正“诛首恶、儆愚民”的判决初衷彻底瓦解。

①暴露审讯矛盾

《大义觉迷录》详载曾静供词：“皇上至孝纯仁，迈越千古”，而乾隆称其“诬谤圣祖”的罪名反证供词虚假。

赵翼在《簷曝杂记》中尖锐指出：“静供颂圣语具在《觉迷录》，今谓其谤君，是自揭其伪也。”

②激化舆论反弹

乾隆禁书令催生地下传抄。据《湖南巡抚奏折》（乾隆三年）：“长沙查获私藏逆书案，犯供‘欲观两朝异同’。”

甚至朝鲜使臣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清人密语，《觉迷录》实皇家秽史也。”

乾隆的翻案使雍正的“宽仁表演”沦为笑柄。雍正曾谕示天下：“朕之心可以对上天皇考”，而乾隆的处置却无疑告诉世人，雍正赦免曾静被证明是政治误判，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成为必须销毁的隐患。

正如《清史稿·世宗本纪》论赞所隐晦暗示：“觉迷之案，高宗踵而益厉，世宗遗策殆未周乎？”

来源：巴州刺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