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汽车很快被打捞起来，眼前的景象让在场的人都深感震惊。车内有 4 名女子，其中三名年龄不超过 20 岁，而唯一一位年长的女子年龄大约在 50 岁左右。面对这起离奇的案件，警方毫无头绪，只能通过报纸和电视公开汽车的信息，向民众征集线索，期望能从中找到突破口。
在 2009 年 7 月 30 日的清晨，加拿大魁北克金斯顿的里多运河旁，宁静被一位晨跑者的惊人发现打破。他在公园内一处水闸附近，看到一辆汽车的顶部露出水面。
由于河水深度不到两米，汽车并未完全沉底。出于警觉，晨跑者迅速向警方报了案。金斯顿里多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勘察。
汽车很快被打捞起来，眼前的景象让在场的人都深感震惊。车内有 4 名女子，其中三名年龄不超过 20 岁，而唯一一位年长的女子年龄大约在 50 岁左右。面对这起离奇的案件，警方毫无头绪，只能通过报纸和电视公开汽车的信息，向民众征集线索，期望能从中找到突破口。
当天中午，有三个人走进了警局，他们自称是死者的亲属。其中一名男子说道：“我是她们的亲属。死去的 4 人里有三人是我的女儿，分别是 19 岁的扎伊纳布，17 岁的萨哈尔和 13 岁的吉蒂，而第 4 个人是我们家的保姆，名叫罗娜。
我们一家人刚刚从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回来，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这位男子名叫沙菲亚，和他一同前来的是他的妻子托罗以及大儿子哈米德。
负责此案的警察邓普斯特，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他敏锐地感觉到这起案件并不简单，便开始仔细询问沙菲亚。
邓普斯特问道：“你什么时候发现女儿不见的？” 沙菲亚回答：“我们一共 7 个人住在汽车旅馆里的两间房，当时我和妻子、儿子住在一间，剩下的三个女儿和保姆住在另一间。
昨天晚上，大女儿向母亲索要了汽车的钥匙，说自己有一件衣服放在了车里，想要去车里取，可是后来就不见了踪影。我们以为她们先走了，所以也没多想，谁知今天上午却看到了孩子出事的新闻。”
邓普斯特听后，虽然觉得沙菲亚的解释看似合理，但职业的敏感让他还是有些怀疑。他带着沙菲亚一家三人去验尸，结果证实死者正是沙菲亚和托罗的女儿，以及他们家的保姆罗娜。
在看到女儿的遗体时，母亲托罗抱头痛哭，然而奇怪的是，托罗哭了半天，一抬头脸上竟然没有一滴泪。
而沙菲亚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此时，哈米德的一个问题更是引起了邓普斯特的注意，哈米德问道：“警察叔叔，我想问一下，我们家落水的这辆车怎么样了，还能修好吗？”
自己的姐妹遭遇不测，他却首先关心车能否修好，这让邓普斯特心中充满了疑惑。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疑点浮出水面。出事车辆中的四人都没有系安全带，而且罗娜处于平躺状态，这显然不是正常开车时的状态，更像是被人故意摆放成那样。
此外，在水深不到两米的地方，四人完全有能力游出来逃生，可她们却全部溺水身亡。法医的尸检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警方的怀疑，4 人全部死于溺水，并且她们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淤伤，三人的脑后还有被重物击打过的痕迹，很明显是被人打晕后放到车中才导致溺水的。
这时，一位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他称后半夜看到有两辆车出现在案发现场。警方对出事车辆进行检查后发现，其车灯的损毁并非是河中石块导致的，根据现场车胎的痕迹判断，这辆车很有可能是被另一辆车撞到了河中。
在距离落水点 300 米开外的地方，警方发现了一些碎落的汽车头灯碎片，根据车胎印记判断，这些碎片很有可能是凶手离开时留下的。警方通过电脑模拟撞击效果得出结论，撞击车辆很有可能是一辆 SUV，而沙菲亚家中正好有一辆雷克萨斯 SUV，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此外，警方在出事车辆中还发现了一个进水的手机，通过手机进水的情况推算，案发时间应该在凌晨 1:30 - 2:00 之间。
巧合的是，当警方调取沙菲亚家庭成员的通话记录后发现，在凌晨 1:24，哈米德给沙菲亚打了一个电话，两人通话了 48 秒，而通过手机定位显示，两人当时都不在旅店，而是位于事发地点。
诸多线索都指向了沙菲亚一家，警方立即将沙菲亚三人叫到警局分别进行审问，试图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邓普斯特对哈米德说：“有目击者称在水边看到两辆车。” 哈米德却矢口否认与案件有关。
邓普斯特接着问：“你之前说开货车回来是因为油耗低，可在加拿大油耗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确定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哈米德支支吾吾，态度十分可疑。
在审讯过程中，邓普斯特命人在沙菲亚一家开的小货车中安装了窃听设备和摄像头。等三人被释放后，警方得到了一段关键对话。沙菲亚说：“他们在撒谎，那天晚上没有电，到处一片漆黑，警察竟然说有摄像头。”
托巴回应：“那里没有摄像头，我环顾四周，没有任何摄像头。上帝保佑，如果在那里有一个，我们三个人都会被记录下来。” 接下来的三天，警方又搜集到了更多的录音，在这些录音中，沙菲亚不断诅咒三名死去的女儿，声称这是对她们的 “荣耀审判”。
有了这些证据，警方随即申请了对沙菲亚家的搜查令，对潜在证据进行分类和扣押，其中包括电话账单、护照、一本粉红色的相册（封面上有迪斯尼人物）、罗娜的日记、笔记本电脑、哈米德的黑色手提箱（里面装着他带到迪拜给父亲看的萨哈尔的照片）等。六个小时后，沙菲亚三人被捕。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一个因 “荣誉” 引发的家庭悲剧逐渐浮出水面。沙菲亚一家来自阿富汗，移民到加拿大后，虽然身处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但沙菲亚却依然秉持着传统的、甚至是扭曲的观念。在他看来，女儿们的一些行为严重违背了他所坚守的 “荣誉” 准则。
大女儿扎伊纳布自由恋爱，想要和心爱的人结婚，这在沙菲亚眼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认为女儿应该遵循家族的传统和安排，婚姻必须由家人做主。当扎伊纳布坚决反抗，坚持自己的爱情时，沙菲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家族的 “荣誉” 也受到了玷污。
而另外两个女儿，萨哈尔和吉蒂，在成长过程中，也逐渐受到加拿大当地文化的影响，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同样让沙菲亚无法容忍。在他狭隘的观念里，女儿们的这些行为是离经叛道的，必须受到惩罚。
至于保姆罗娜，她可能在日常与女孩们的相处中，对女孩们的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这也让沙菲亚将她视为眼中钉。最终，在这种极端扭曲的 “荣誉观” 驱使下，沙菲亚决定对女儿们和罗娜痛下杀手。
他和妻子托罗、儿子哈米德策划了这起残忍的谋杀案。他们选择在 7 月 30 日动手，先是在汽车旅馆的浴缸里溺死了罗娜，然后又打晕了三名女儿，将她们装到车上开到了河边。哈米德给沙菲亚打电话的那 48 秒，就是在汇报行动进展。
在将车撞入河中的过程中，由于用力过猛，雷克萨斯的前车灯不小心被撞碎，碎片散落一地。尽管他们当时试图捡起碎片，但现场还是遗留了一些。警方后来将草坪上发现的碎片和雷克萨斯的车灯进行对比，证实当天将车辆撞入水中的正是这辆车。
2009 年 10 月 11 日，沙菲亚三人被正式起诉，罪名是 4 项一级谋杀。在法庭上，许多了解沙菲亚家庭情况的人站出来做证，证明穆罕默德沙菲亚在生活中是一个暴君，家中的女人如同奴隶一般，经常遭受他的家暴。
沙菲亚面对指控，不仅没有丝毫悔意，还承认自己是在行使上帝的决定，他说：“我的女儿确实该死，但我并没有谋杀他们。” 当律师问他是否相信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她们的合法死亡时，他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
经过漫长的庭审和 15 个小时的陪审团合议，2010 年 3 月，沙菲亚三人被判处终身监禁，25 年之内不得假释。然而，即便面对这样的判决，沙菲亚依然觉得自己是在履行上帝的职责，坚称谋杀老婆女儿只是 “上帝的旨意”。
哈米德则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父母的安排，自己最多也就是见死不救。托巴为自己辩解称，自己参与完全是被动的，沙菲亚经常虐待她，她杀死自己的女儿完全是为了自保，如果不动手就会被沙菲亚一棒子打死。
这起震惊加拿大全国的 “荣誉谋杀” 案，以极其惨痛的方式落幕。三名正值花季的少女和一位无辜的保姆，就这样惨死在自己亲人的手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反映出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冲突下的极端恶果。
在一个倡导自由、平等、尊重人权的现代社会，这种因 “荣誉” 而引发的残忍杀戮，显得格格不入却又真实地发生了。它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避免极端思想的滋生，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女性的权利，成为了社会必须深刻反思的问题。
来源：文史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