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曙光电影院放过一部朝鲜电影《轧钢工人》。十点钟的早场，又不是星期天，一个偌大的电影院里，稀稀落落就坐着几个人。开影后，转眼白天就变成了黑夜，音响无所不在地鸣放，给人新鲜刺激的享受，大银幕让人身临其境……
一
1972年，曙光电影院放过一部朝鲜电影《轧钢工人》。十点钟的早场，又不是星期天，一个偌大的电影院里，稀稀落落就坐着几个人。开影后，转眼白天就变成了黑夜，音响无所不在地鸣放，给人新鲜刺激的享受，大银幕让人身临其境……
在农村和在城市看电影，对比起来很强烈。农村听说放电影了，十里八里也要奔过去。露天的电影要等天黑下来在麦场上放。下面放电影，天上挂月亮，屏幕正面看，反面也能看。乡亲们同一部电影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了，跑来主要就为凑个大热闹，等于是赶个庙会了。电影上面放，下面喊，人声鼎沸鸦雀惊飞，连周边树干上都爬满了人。要是突然下雨呢，人就炸开了！
现在坐在曙光宽银幕电影院里看，又是朝鲜的新片子，《轧钢工人》震撼着我了。看一遍不够，第二天又看一遍。
听说有人在农村偷偷看了许多世界名著，我打心眼里羡慕。在乡下我遇不到那么多书，回城后我家周边全是打架钳毛的，论玩哑铃与摔跤个个是师傅，就是没一个是喜欢看书的。而我家住在深宅大院里，观念旧而正统，虽然我叔叔、我堂哥堂姐都是正宗老牌大学的毕业生，但小说之类就被称之为“闲书”，是害人的，在家只有“数、理、化”才被奉为正经。
《轧钢工人》是部黑白片，但看它不是看书，它是靠什么讲故事的？坐在电影院里边看我边想。听说拍电影全靠导演，而他手上又是要捧着剧本……导演够不着了，但他拍电影的剧本，不就在我的眼前吗？
第二天我去看二遍时，就带上了笔和纸。电影在上面放，我在膝盖上垫着块硬纸板，就在上面的纸上记。我用的是铅笔，带钢笔怕不下水，要下水它又是一团一团的。我把电影里的人物编了号，记下他们说的话。他们很少一个人说，总是和别人说，对，这就是对话了吧？精彩的地方总是一晃而过，越精彩他们就说得越快！但，不快，他们不激动，又怎么能精彩？
人物不说话了，山川、河流、轧钢机，盛开的桃花，风雪飘飘，钢水流出，火花飞溅，一个个镜头，一幅幅的画面，有什么我就记什么……来不及记的，就做着记号，或者空着，空着……这样的电影看得总是惊心动魄，遗憾不已。看完后走出电影院再看笔记，那上面写下的就像原始人画的符，有的地方写下的是字，但字却是摞在一起的，还有空白，空的究竟是什么？现在这笔记一见到明晃晃的太阳，就全都如冰雪消融了，不知所以了，我就差崩溃了……怎么办？明天再去！
这样我把这电影前前后后看了四次，的确是逐渐记得清楚了，但最后整理它们时，却又忽然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通过这个边看边记的过程，对于人物的塑造、对话、镜头、什么是电影的语言，作者要表达的想法，又是怎样通过这些手法转换传输到这电影里来的，我大体都已明白了。对于那个原先以为神乎其神的“蒙太奇”之类，也都明白是个怎么回事了。
在鼓楼，曙光宽银幕电影院，和鼓楼食品商店这两个看似不太相干的地方，联合起来给我上了最早的人生与文学、物质与精神的一堂大课。
那次回城一共十来天，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每隔一两天我都去耿老太那里买一两面条，回家后我都把它们放在簸箕里晒干。临走那天的一大早，我就把这些干面条集中起来下上一大海碗吃了。而后开路，到乡下去，去拼搏我以后的人生了……
二
还是回到那座已被拆除了的鼓楼检阅台上来吧。
进了鼓楼检阅台后面的院子，朝西开着一排宽敞的大玻璃门，门里是个能坐下七八十人的大厅，这就是我们上课的地方了。大厅两边开着的小门，里面被隔出了许多小间，那就是文讲所老师们的办公室了。
我们每逢晚上来大厅里上大课，男男女女一大群都是青年人，人声鼎沸热闹非常，每当老师一到，便立即鸦雀无声了。这些先辈作家教授们讲课时，朴实无华，绝不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也不故作什么姿态，有意摆摆什么架子。因多是临时请来，这些课无完整体系，但虽如此，这些课却堂堂精彩，能开阔眼界，看似浅显，却又博大；先辈们个人的艰辛，创作的感受，看家底的东西尽在其中了。
萧军都来过。萧红早已不在人世，而萧军几十年后重现时，简直叫人恍若隔世。他不改旧貌，依然威武，声音雄壮，豪气十足。对历史问题，不想答的一字不说，想说的却又是一说到底，叫人仿佛见到了他延安时期的模样。南大的中文系教授包忠文，一上课就是直面人生的气势，深入浅出，说得激动时便就推推那挂在他浓眉下的眼镜，有时就干脆，一手扶着眼镜一边讲，感慨万千，壮怀激烈了。高晓声讲课，坎坷的经历使得他半边的肺没有了，身子是斜着的，他就斜着身子讲。只是他常州的方言味太重，陆文夫就跑来作“翻译”。两人都是顶级的大作家了，在台上唱双簧样的，却又唱得是那么朴实而真诚，让人看到了他们患难后的友谊情深。这些先辈们一请就来，是不要讲课费的，你硬要给，就像在骂他们。
▲高晓声（网图）
每每讲课最精彩的时分，讲台上又会突然跑上一个人，他高大帅气，站在那里挥动着双臂大声疾呼着说，“停一停，停一停，”这才又对讲课者说“对不起，对不起！”讲课者对他笑笑，他就面对众人说，“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而后就是某月某日晚上几点，地点就在这里。某某作家路过南京，他某作品刚刚发表，就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与争议，被约到了！我们就请他说说这个作品！请大家作好准备，找到他的作品先读，我们要有备而来啊！加课，时间，地点，务必要记住！说完他就对讲课者，对所有人笑着鞠躬点头，而后身子一挺，转身就又急匆匆地走了。这人就是林震公，市作协的驻会作家，在文讲所管内联外络，算是最忙碌的之一了。后来他因一场车祸去世，能干、忙碌、热情而又无私，对他的这个印象，一直都深深地嵌在了我的心里。
三
文讲所学员是分组的，每组的辅导老师都在报刊杂志任职或是从作协请来，学员们的习作在同学中传阅后再由辅导老师点评，优秀者推荐给文讲所的内部刊物《创作新稿》刊登，或由辅导老师直接拿到所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得了，那就是件极为荣耀的事。
第一年，我所在的那个组可能是审美趣味的原因，我一直和这个荣耀不沾边，只好郁闷去了。
第二年情况就起了变化。首先我看见近五十岁、戴着一副眼镜的女士，站在同学们中间谈笑风声，从没见过的。有人告诉我她是刘舒，市作协的秘书长，这个文讲所就是她一力主张开办的。第一年之所以没见到她，是因为她被人打球撞倒把腿摔断了，所以在床上躺了近一年。她问了我的名字后立即就说，你的作品我看过，接着她就一篇一篇地报出篇名来。我很惊讶，她说你们的作品我躺在床上都看过了，所以我对你们很熟悉，就是人对不上。她问我，你的作品怎么不见发表？在《创作新稿》上先用出来也可以呀？我只好笑笑。
后来我的习作就开始出现在了《创作新稿》上。刘舒和当时的市文联副主席副书记万放是夫妻，那也是老知识份子出身，解放前就是南京的地下党了。有次刘舒把我习作的初稿二稿要去看了。一个星期后的课后，他们夫妻把我喊到办公室，万放叫我坐下后，就从抽屉里拿出我习作的初稿和二稿，指着上面修改的地方一一地寻问，这里你为什么要这样改？那里你又为什么那样调动？这个字词为什么写了还要涂掉，非要用另外一个？深夜孤灯，他们夫妻都戴着眼镜拿着我的稿子看着和我谈着。谈到最后，他们夫妻二人很欣慰地笑了，只对我说了一句，“就这样写吧，不要轻易改变自己就好了。”
那一晚回家，我失眠了。我感受到了一种无私的关爱。
后来我们学员又重新分了组，我们新的指导老师是陈椿年。
陈椿年在两年前，才从青海的劳改场所放出来。
▲陈椿年（网图）
1958年的江苏文坛，一群卓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探求者”。结果那年“反右”，这群人就被打成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了。艾煊，陆文夫、高晓声、叶至诚等一批当年文坛的精英，多被打成右派，下放的下放，回乡的回乡了。陈椿年年龄最小却是被处理得最重，去青海坐牢去了。1980年前后，他得到平反又回到江苏省作协，复职当了专业作家。
陈椿年中等个子，说话语气坚定，人很严厉的样子。他说，搞文学最重要的就是讲真话，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就是这个习惯没改。所以，我对你们讲真话，真话也就不全是那么好听的了。但我的愿望，只为了尽量使大家能上一个新台阶。
于是，每次辅导课，陈椿年都捧着学员们的一摞习作来，发一个，讲评一个，一个一个，一丝不苟，有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我的四篇习作他讲了，优点他不吝夸赞，缺点也毫不客气批评，开合自如，淋漓酣畅，诚恳细致。这个系统的评点发在了《创作新稿》上。我当然是倍受鼓舞，受益无尽了，但陈老师还特别指出我作品中存在不足的普遍性，以此指导了所有的学员。
由陈椿年我想到了刘舒和万放。我们这些学员和他们都非亲非故，他们对我们却都是那样的倾心竭力，谆谆以教，这是为什么？
那个年代，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为了报答，所以他们不为私利，也没有私利，辅导我们时有的只是热忱、愿望和理想，这样做事就纯粹了。
四
文讲所地方不大人又多，我们的分组讨论，就经常跑到鼓楼检阅台上来。
站在鼓楼检阅台上看鼓楼广场，景还是那个景，视觉上就更宽广一些了。我们刚上去总是很好奇，就在这检阅台上，上上下下都跑一遍，而后就坐在检阅台的最前最中的位置上，四处张望。
检阅台下自行车流如织，拖板车的夹杂其中，鼓楼广场周边都是慢上坡，这种坡子我插队农村走过，独轮车送公粮，少踏一步，一步就动不得。重载板车拖上这鼓楼坡，没一个是不喘粗气的……现在我在检阅台上，离他们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够着了，真正伸出手，却忽地发现这检阅台上，其实又是那么高，想够也够不着了。
于是我们一群人，便归拢到一边，讨论起我们的文学作品来。
文讲所倡导的是讲真话，真正讲真话其实又不那么简单。双方都讲真话了，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便会吵起来。为真理争吵不怕，吵得要翻脸了就不好。于是便就有人忽地指着鼓楼广场上说，“快看，快看，那辆电车掉辫子了！”
那时无轨电车的电线轨道，把鼓楼广场上空盘得像蜘蛛网，无轨电车开到这里要不断地转弯，驾驶员要注意前方，还要感觉着背上背着的两根大辫子，一不小心，一条辫子还接在电线轨道上，另一条却高高地翘起来，翘辫子了。于是我们就一窝蜂涌到检阅台的栏杆前。就看见电车那一边的前车门一开，司机下来了，等那人到了车后面，我们就喊，“女的，是个女司机！”那女司机不屑地瞥了眼我们，而后解开电车后面的绳子来拉辫子，朝下拉，拉不动，她就弯下腿，屁股朝下赖着拉，拉下来了，就抬头瞄着“咔嗒”一声，那辫子上端的槽没卡上去，又高傲地翘起来了。我们都笑了，那女司机便愤怒地望我们一眼，又拉，拉了几回也没搭上去，于是干脆一松手就让那根辫子高高地翘着。
电车里的人急了，就喊，“快点，快点！”又喊，“开门，我们来帮你拉！”我们就也喊，“我们来帮你拉！”于是我们中的大小伙子转身就要朝台下跑。那女司机看出了我们的真诚，又是奋力一拉，对准了一松手，这回辫子搭上去了。而后她对着我们检阅台上一笑，我们就都为她鼓起掌来。于是，她就又英姿飒爽地去开车了。
她不知道的是，我们一次为了文学的纷争，也就这样化解掉了……
五
已围着鼓楼广场转过一圈了，回头理理，却把“马祥兴”和省电视台忘掉了。
“马祥兴”就在检阅台一顺的北边，是全市最有名的回民馆子，但那时那里面的大菜我一个也没吃过，我们下课，“马祥兴”也下班了。进去吃也是与文讲所同学约好了上课前去吃，包子馄饨之类，咽下肚就要去上课，是那种食不知其味地吃。
▲八十年代的马祥兴（图源“南京老照片”）
省电视台是在鼓楼广场口北京东路的南边，早先的旧貌就是在丹凤街口，它那原来是几幢破旧的西式小洋楼，和靠近鼓楼广场那座还不太高的电视台新大楼。1984年改革开放后省电视台公开招聘，那时我还在一家大集体厂里灰头土脸地当着工人，我考取了。面试时叫我去另外一个部，我没去。那时我已上过南师夜大和文讲所，自觉强壮了许多，面对这绝好的机会，居然也有胆子叫叫板了。
到了2007年我写的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鸳鸯错》，就是在这个台的卫视首播的。事实说明，写电视剧，其实也不需偏要到电视台的某个部。道理有时就是那样的朴素。
省电视台的南面，还有一条双龙巷，那里二卫校的房子空一些。文讲所老在鼓楼检阅台这个庄严的地方，大约是闹哄哄地不雅观，就搬到了这里一座西式洋房的二楼上来。我曾一度被借调到文讲所，在这里上过一两个月的班。
▲八十年代的鼓楼广场（图源“南京老照片”）
那时南京市文讲所就象个马戏的班子，不断地搬，从鼓楼检阅台搬到这双龙巷，不久又搬到高楼门，再后来就搬到了夫子庙，这个过去文人汇萃的地方了。那是在夫子庙东西市后面的晚晴楼上。楼下是个出租给民间艺人说书的地方，一度楼上在办文学讲座，楼下的南京白局，早已是唱得韵味悠扬。
惶惶地搬来搬去，但南京市文讲所那股精、气、神，当年却是凝着的，一直都没散。
王明皓近影
王明皓，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生。老三届六八年初中生，插过八年队，做过八年工，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夜大中文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国家文学创作一级。现退休。 出版有长篇小说多部，其中《沧海•苍天 —— 北洋水师覆灭记》《台湾巡抚刘铭传》曾获第一、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快刀》散文集《东篱下》等。由王明皓创作的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鸳鸯错》曾于2007年在全国各地省市电视台播出。
来源：彩色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