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蛇年春节临近，江苏、四川等省及三亚、深圳等市的一些数字游民社区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过年搭子”的邀请，用一起做年夜饭、徒步、品酒、讨论共创等活动，吸引不想或不能回家的年轻群体。“想去”“有意思”，邀请也得到网友积极反馈。
文/黄玉璐
春运上的归家路越来越挤，却有年轻人“反向”离家，选择在远方与陌生人过年。
蛇年春节临近，江苏、四川等省及三亚、深圳等市的一些数字游民社区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过年搭子”的邀请，用一起做年夜饭、徒步、品酒、讨论共创等活动，吸引不想或不能回家的年轻群体。“想去”“有意思”，邀请也得到网友积极反馈。
社交网络上的数字游民社区春节活动招募。来源：截图自小红书
近年来，数字游民社区在全国各地的城郊与乡野涌现，还有学者估计，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大约有7000万到1亿人。
庞大人群与社区涌出的背后，讨论与问题也浮现：到底什么是数字游民？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放弃稳定的生活工作，“逐社区而居”？“数字游牧”的经历与现象带来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曾昕长期研究青年文化现象。过去一年，她与所在课题组及同样关注数字游民现象的学者们深入多地，与超过6位社区主理人及10余位游民进行访谈。
曾昕尤为关心数字游民经历对青年个体发展的影响。在调研中，她看到独具“中国特色”的游民群体与山野乡村的奇妙碰撞，努力了解这群远离亲故又渴望连接的年轻人，并尝试理解他们心中的爱与惑。
以下是曾昕的观察与讲述——
中国特色数字游民
中国和西方的数字游民区别特别大。
西方的数字游民有一定精英视角，多是程序员或者远程工作的白领，可能收入不低、全球旅居，通常找一个环境好、生活成本低廉的地方，扎下根工作。
而国内的数字游民没有精英化属性，甚至没有太多职业属性，而是更具体验性。在中国语境下，数字游民也不见得会成为西方语境里的职业生活，而更多是青年人平衡数字生活和职业发展的方式。从职业或者个体发展的角度来说，数字游民在国内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
我们接触到的游民，在社区待个一两周比较常见，待一个月就算长了。他们大部分是大学生，整体学历在本科及研究生以上。
我们和处在以下几种情况的数字游民打过交道：
首先是处于间隔年的年轻人。比如大学毕业了，正在等国外学校的录取，或者还在找工作，又没遇到特别理想的工作。在这个空窗期，年轻人会寻找其他生活方式，由此来到游民社区。
其次还有些在读大学生，到了大三大四寒暑假想找一个地方旅游，相对而言，数字游民社区的性价比比较高，也比较安全，相处的基本是同龄人或者青年，做“数字游民”则成为旅游的替代性选择。
还有一些年轻人出于好奇而来。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某个游民基地，被自然风光吸引，而且价格低廉，就来体验。或者是被基地设置的活动吸引过来，像河南光山的社区有蜡染项目和“创意换宿”。
另外也有创业目的很强的年轻人，到处分享自己的创业想法，或者想和不同的人碰撞，找找合作，因为现在比较大的游民基地都会有共创空间。
当然有一些例外，比如大理有一个艺术公寓，住宿条件比较好，是一个有点小资的游民社区，有很多常住游民，特别是艺术家，有些会住三个月。用主理人的话说，很多住客不参与任何活动，甚至不见人影，就安安静静地搞创作，最后交完房租，把钥匙留在门口离开，带着很封闭、很完整的自我来来去去。
大部分游民的流动性很强，有经验、住得久会成为很重要的谈资和社会资本。
在游民基地，有高学历、担任要职这类过往经验，不意味着这个人就能受欢迎，也不代表社区能很快接纳他。反而是那些在某一个社区住了很久、或在很多地方当过数字游民的人往往会成为中心性人物，获得很多认可。
哪里好吃、哪里好玩，长期旅居的游民会有更多在地经验，对在地生活非常熟悉，往往会很受欢迎。
这也体现出很多年轻人对于数字游民身份的好奇与探索。游民经历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世界观上的启蒙，促进他们的社会化。
对青年来说，传统社会化有很明确的阶段和场景，例如学校、家庭和工作场景。而数字游民基地是一个去权威化的环境，没有绝对的家长、单位领导或者老师去管他们，年轻人可以和来自五湖四海、有各种各样职业背景的人碰撞，他们会觉得生活还有很多种可能。
没有三亲六戚的“附近”
来自五湖四海、背景经历不同的人，生活习惯肯定有很大的差异。
一位社区主理人说，社区每天都处在吵架的状态，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吵架，因为有6人间、4人间，也有单人间。
浙江安吉DNA和DN余村的主理人许崧说，在基地他只有两条规矩：第一，违法的事不能干；第二，影响他人自由边界的事不能干。除了这两条之外，你什么都能干。
这也会引申出一些问题，比如在公共场合，把音响开得特别大，这算不算侵犯别人？有一位游民说，因为这事还引发了比比谁更大声的“战争”。
争吵发生后，基地基本不会介入。因为游民处于流动状态，每个人对规则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有一个既定的规则。
很多规则都是在大家的触碰中产生的，比如宿舍大概几点钟关门，说话声音可不可以大，可不可以公放你的音乐或者电影。游民们在融合中试探边界感。
大部分的游民边界感都很强，内向的“i人”很多，很多游民觉得跟我们不熟，“为什么要把我的很多事情告诉你”。
在基地，年轻人们从“二次元”来到真实的“三次元”社会，但往往秉持着网络交往习惯。
有些人住了一两个月，都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小伙伴们不知道他们真名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之前的生活经历。这种人与人的连接过程很像网络连接，保持着网络交往的虚拟性，而并不是真正的深度连接。
但年轻人愿意去到一个真实的地方，暂时从二次元的世界中跳脱出来，说明他们有与真实的人产生连接的需要。
就像人类学者项飙老师说，当代年轻人很沉迷于二次元，不是因为二次元世界有多吸引人，而是在三次元太苦了。他们也面对如何从二次元再回到三次元的问题。
在城市，会有很多所谓的公共空间，电影院、音乐会，但这种空间只形成人的聚集，并没有人的融合。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但没有任何交集，最后自然就会离开，很难产生社区感。
根据项飙老师对“附近”的论述，你可以通过具体的实践去接触在你附近的人，在自然的碰撞中形成大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许崧就说，青年人需要“附近”，但他们不需要一个熟悉的“附近”，而是没有三亲六戚的“附近”。
所以游民基地是一个远方的“附近”，弹性空间也很大。可以完全不跟别人产生连接，或者没有什么共创的想法，但愿意提供公共服务也很好。
在大理，有一位游民很会调酒，来到社区之后就经常会帮大家调酒、做饭，时间长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在基地很受欢迎的人。如果一个游民长期不参加公共活动，虽然是很安全，但慢慢会被社区淡忘和“淘汰”。
在城市中，我们习惯用货币去交换，在游民社区，这种商品化的生活习惯被打破了，回到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交往，去交换服务、以物换物。日积月累，会形成公共服务的传递，这也是很打动人的地方。
有一个女孩来的时候谁都不想接触，非常“i人”，但慢慢地，她从寻求帮助开始，产生了公共服务的意识和行为。有一次，她想去某个地方玩，不会订票，这时候社区中就有比较热心的人帮她订。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她开始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哪怕买菜的时候也会多买一份公共酱油。
基地也会鼓励游民住得更长，比如住得越长单价越低，鼓励人与人或人与地方产生深度连接。
有些游民带着技能来到基地。有一个音乐专业的女孩，是一个音乐疗愈师，安吉的基地就有了集体性音乐疗愈活动。大理的青年社区，吸引了一批身怀奇门艺术的年轻人。
所以有主理人说，很多青年离开基地后会很留恋那里人跟人之间的氛围，这也成就了基地的社区感。社区还会发起扔飞盘、爬山等活动，通过“趣缘”形成连接，也不涉及更深层的隐私交流，这很符合当代青年人“浅缘社交”的习惯，同时让青年们在共享共创中产生情感连接。
在地连接多方碰撞
数字游民之间产生连接的同时，年轻人与乡村也出现联系。
游民社区多处于乡村或者城乡之间，一些基地有政府支持，有乡村振兴的属性，比如河南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一些活动都会牵引到乡村振兴的脉络上。
一些青年可能本身没有乡村振兴的意识，但到了基地会迅速转变，对自己的数字游民身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有一位大学生游民说，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乡村振兴会跟自己扯上关系，这就是一个出现在试卷中的考题，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还能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很多活动中。
光山有一位做椅子的老人，好多天才能做成一把纯手工木椅子，只卖几十块钱。有一位在游民社区的青年很擅长拍短视频，就把老人手工制作椅子的过程和乡村原生态的景观发到网上，一下吸引了很多人，帮老人把椅子卖了出去。
从消费而言，数字游民未必对乡村有很大贡献，但青年们会把新的业态引进乡村。当地卖不动的农产品，青年们会设计包装，会给村长出主意，还会帮他们挂到网店上，实现农产品的全新销售渠道。
基地还会邀请返乡的青年创客和村干部，甚至邀请村民，大家坐下来一起谈，让社区的乡村属性越来越明显。基地有蜡染等活动，也会发布乡村创业项目，很多青年带着好奇和“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机会”这样的心态去到社区。
在大理，当地村民如果手机坏了，会想到去数字游民社区找个大学生帮忙修一下。
乡村的环境也为年轻人提供城市所不具有的疗愈功能。
在光山基地的游民举了个例子，他感到前途迷茫，原生家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父母离异。他到游民基地就是为了放空自己。基地后面有一片很大的森林，基本上没有人，他会在那里大吼大叫，疯狂地跑一段路，还把手机支在旁边，把过程录下来发到网上。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极大饱和，包括“内卷”的环境，让很多青年人想要逃离城市，同时乡村的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已经在慢慢提升，甚至在逐渐接近城市标准。
所以当一些在城市生活过的年轻人去乡村，或者经历了城市生活后再回到乡村，不会像从前那样，有过大的文化落差。
安吉游民社区的创业属性和共创氛围更强。基地会有玻璃房子，每天都会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也有各种来“挖人”的人。当地有很多茶老板，会不时到社区来，看看有没有会做电商的，有没有会做设计的。
安吉基地的投资方还派了个副总，时不时到游民社区住上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普通游民，但他是去观察这些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中有哪些是可以挖掘的人才，发现有用之才就直接“拉走”。
安吉基地从成立到现在，有20多家公司都是通过游民聊天的方式产生创意，在当地落地生根。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游民基地跟资本相碰撞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而游民基地的发展可能会取决于它与当地文旅的结合程度。如果一个基地的业态被当地文旅“拖欠”，相对孤立，并且没有遇到一个好的主理人，可能就很难维持。
不像安吉和光山把数字游民基地植入到当地的模式，大理的基地是自然生长起来的。这样非常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强大文化生态，与大理很多年前就有一大拨青年亚文化的入驻有关，而且本身当地的旅游已经相当发达。
在大理，夜里12点之后会有一批青年涌现出来，有给人算命的、玩塔罗牌的，甚至就是支一个小摊，往夜市上一坐，写着“街头聊天室”，很随机地将很多人连接起来。
总体上，游民社区起到了桥接作用，把一些有创业精神的青年人桥接到当地的企业，把一批身怀奇门艺术的年轻人衔接到大理夜市。
当地也好，年轻人也好，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社区，一个另类的舞台。也许在很多地方，他们的一身绝技无处施展，但是在社区，他们可以展现得淋漓尽致。
来源：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