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被骂了20年“杀孩子的疯女人”,连亲妈都不跟她说话!四个孩子接连离奇猝死,法庭上铁证如山,而她自己,也被钉到“杀子凶手”的耻辱柱上整整20年。
她被骂了20年“杀孩子的疯女人”,连亲妈都不跟她说话!四个孩子接连离奇猝死,法庭上铁证如山,而她自己,也被钉到“杀子凶手”的耻辱柱上整整20年。
本以为这种案件就此尘埃落定,可能是谁能想到二十年后,一百多位顶尖科学家却联名写下请愿书,白纸黑字戳破当年的“真相”。
这桩让全澳洲都震惊的谋杀案,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
1989年2月1日,澳大利亚悉尼的凯瑟琳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孩子出生后的第18天,克莱格被凯瑟琳的尖叫惊醒,他冲进婴儿房的时候,只见凯瑟琳瘫倒在摇篮边,怀里抱着早已没了呼吸的迦勒。
他好不容易和妻子把孩子送到医院治疗,医生却摇了摇头,“你们的孩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
两个人这时候还很茫然,护士在一旁解释,“这种病因不明,通常发生在睡眠期间、发病率不到1%……”
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凯瑟琳和克莱格互相握着彼此的手,“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
1990年,次子帕特里克出生了,两人生怕再出现什么问题,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个小生命,有的时候连睡觉都要惊醒,特地过来看看孩子是不是还有呼吸。
但厄运并未放过他们,4个月大的帕特里克突发癫痫和皮层性视觉损伤,尽管他们拼尽全力,但还是没能留住孩子。
这次医生给出的死因是癫痫引发的窒息,可凯瑟琳心中满是疑惑,为什么自己要一连失去两个孩子?
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她能做的只是和丈夫一起搬离这个满是痛苦回忆的地方。
到了1992年,他们的女儿莎拉诞生,新环境、新生命,让他们再次燃起希望。
然而,命运似乎不打算放过这对夫妻,10个月大的莎拉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
法医对莎拉的死因进行了核验,判定其为不明原因引发的窒息。
接连失去三个孩子后,凯瑟琳的精神濒临崩溃,任何一个母亲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但是她忍下来了。
但五年后,她鼓起勇气,生下了小女儿劳拉,这一次,为了确保孩子安全,她和丈夫购置了睡眠监测仪,时刻关注着劳拉的一举一动。
除了睡眠监测仪以外,他们还做了很多事情,几乎把能想到的一切防范措施全都想到了,当时这对夫妻打定了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要保护劳拉。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劳拉以健康快乐的成长,一切看着都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1999年2月27日,悲剧再次重演,19个月大的劳拉也因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窒息,最后离开了人世……
医生非常不能理解,他经手的婴儿死亡案例很多,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凯瑟琳夫妇这种情况。
如果说失去了一个孩子是意外,失去了两个孩子是不幸,三个就有点诡异了,但四个……就算是买彩票都没这个概率的。
所以医生对劳拉的死亡原因感到疑惑,虽然发现她有轻度心肌炎,但无法确定这就是导致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在万般怀疑之下,医生选择了报警,毕竟,短短十年间,同一个家庭里连续四个孩子夭折,谁也解释不了到底是不是蓄意谋杀。
警方介入后,立刻对凯瑟琳一家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他们首先对劳拉的尸体进行了详细尸检。
病理学家艾伦·卡拉来主持的尸检,检查结果发现劳拉没有受伤证据,体内也没有药物、酒精,但存在一些心脏炎症迹象,可能由病毒引起,不过这是否致命难以断定。
接着,警方走访了凯瑟琳一家的亲朋好友,收集相关信息,然而并未得到有力线索。
她的亲朋好友都说这一家子都是好人,平时也没有做过任何虐待孩子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每一次失去孩子之后,这夫妇二人都痛不欲生。
真正让案件有突破性进展的,是凯瑟琳丈夫的举动。
2001年,在劳拉离世两年后,凯瑟琳的丈夫在整理物品时,发现了她的私人日记。
日记中的部分内容让丈夫心生疑虑,他发现自己老婆把面对孩子频繁死亡时的痛苦、无助都写了进去。
甚至老婆还在极端情绪下写了不少自责话语,比如“我希望他们快点消失”“都是我的错”。
丈夫把这本日记交给了警察,日记里的这些语句被警方断章取义,当作了她有罪的关键证据。
在掌握日记这份“证据”后,警方又依据当时盛行的“梅多定律”,认定同一家庭出现四起婴儿不明原因死亡,谋杀的可能性极大。
于是,警方认为手中掌握的证据已经足够给凯瑟琳定罪,于2001年4月正式批捕凯瑟琳。
随后,检方以故意杀人罪、过失杀人罪等对凯瑟琳提起诉讼。
2003年,这起案件正式开庭,检方拿着英国儿科医生罗伊·梅多的“梅多定律”反复强调,“一个家庭中出现多次婴儿猝死,绝不可能是巧合,背后必有隐情。”
法医虽无法确切指出孩子们的死因,但在“定律”的影响下,结论也逐渐向谋杀倾斜。
而且检察官当庭朗读了凯瑟琳日记里的内容,媒体更是铺天盖地的报道将她塑造成丧心病狂的“杀子恶魔”。
街头巷尾,人们义愤填膺地讨论着这个“冷血母亲”,却没人在意她苍白的辩解,也没人愿意倾听一个母亲失去所有孩子的撕心裂肺。
凯瑟琳被押往监狱时,回望法庭外举着标语抗议的人群,眼神空洞得可怕。
在监狱的日子里,她无数次翻看孩子们的病历,那些模糊的死因诊断、医生不确定的措辞,都让她愈发坚信,自己是冤枉的。
2018年的一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卡罗拉·维努埃萨教授刚结束实验,同事抱着一摞文件找上门,“你看看这个案子,说不定有新发现。”
她随手翻开资料,凯瑟琳的遭遇像根刺扎进心里,“四个孩子接连离世,母亲却因此入狱,怎么看都透着蹊跷!”
卡罗拉盯着病历上“死因不明”几个字,突然想起自己研究的遗传学领域,“会不会是基因出了问题?”
她立刻联系监狱申请见凯瑟琳。
凯瑟琳攥着话筒的手青筋暴起,指甲缝里还留着洗衣时的污渍。
“我愿意配合,只要能够还我和我的孩子们一个公道,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卡罗拉总觉得面前这个女人不是残忍杀子的凶手,她暗暗下定决心,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接下来的日子,卡罗拉带着团队开始从病历和凯瑟琳的口供着手研究,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发现凯瑟琳自述童年经常晕倒,她父亲也因心脏病去世。
当然,这些细节在当年庭审时都被忽略了!
团队决定从基因检测入手,可难题一个接一个,就像监狱流程繁琐,样本运输困难,检测费用高昂……
最后是卡罗拉自掏腰包垫付部分费用,还拉来其他科学家帮忙才勉强度过这一难关。
当基因检测结果出来时,实验室里一片寂静,凯瑟琳和去世的两个女儿体内,都检测出罕见的CALM2 - G114R基因突变!
“这种突变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引发猝死!”卡罗拉激动得浑身发抖,立刻打电话给凯瑟琳,“找到了!是基因的问题,不是你杀了他们!”
电话那头先是长久的沉默,接着传来压抑的啜泣声,凯瑟琳重复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但要推翻判决,他们还得跨过无数难关,基因检测的突破性发现,并没有立刻让凯瑟琳重获自由。
因为新南威尔士州司法系统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而且对这一科学证据表现出了非常顽固性的怀疑。
2019年,悉尼大学的专家团队率先对卡罗拉的研究提出异议,坚称该基因突变与婴儿猝死之间的关联性“证据不足”。
面对质疑,卡罗拉和100多位科学家组成“真相联盟”,他们不仅反复验证基因检测结果,还走访全球各地的医学案例,寻找类似基因缺陷导致婴儿死亡的证据。
这场博弈最激烈的时刻还是2021年的上诉听证会上,控方律师依然拿着那本被曲解的日记,声嘶力竭地强调凯瑟琳“字里行间的杀意”。
而卡罗拉则带着数百页研究报告和国际医学期刊论文走上证人席,她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这些孩子的心脏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机器里面的某个零件出现了短路才会坏掉!这一切和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关系。”
当她展示凯瑟琳父亲的死亡证明,以及家族病史的关联时,法庭后排的记者们才开始疯狂记录,舆论风向也在悄然转变。
2023年,澳大利亚科学院发布了一份由90多位顶尖科学家签署的请愿书,直言“凯瑟琳案的原始判决存在严重科学误判”。
这份请愿书像一枚重磅炸弹,迫使司法部门重启调查,这一次,检察官不得不再次审视那些被“梅多定律”掩盖的细节。
他们总算是正视了帕特里克突发癫痫时的异常心电图,还有莎拉离世前的呼吸异常记录,这些曾被当作“巧合”的症状,如今都与基因突变的临床表现高度吻合。
2024年,终审判决的当天,法庭被挤得水泄不通,当法官说出“撤销所有指控,凯瑟琳·福比格无罪”时,这个50多岁的女人瘫坐在被告席上,泪水决堤。
她走出法院大门,阳光刺眼得让她睁不开眼,而门外迎接她的,除了欢呼的人群,还有卡罗拉递来的基因检测报告。
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司法与科学的碰撞,留给了世人深刻的教训,它告诉人们,在生命科学尚未完全解密的今天,任何试图用简单公式定义复杂医学现象的做法,都可能酿成冤案。
更重要的是,凯瑟琳案成为了司法改革的里程碑,澳大利亚修改了相关法律,要求在涉及医学死因的案件中,必须引入多学科专家团队进行交叉验证。
而那些曾因类似冤案蒙冤的人,也开始重燃希望,科学的进步或许会迟到,但真相永远值得等待。
参考资料:
涉嫌杀害4个孩子的澳“最冷血母亲”获释,她被冤枉了?--环球网
铁窗20年,重获自由!“史上最毒妈妈”杀4个子女,竟是冤案?--都市快报橙柿互动
来源:电影有深度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