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伪装本是近代革命文献中一类特殊版本的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各收藏单位均将其作为珍贵革命文物加以典藏。伪装本是革命和进步力量应对反动当局查禁的产物，传世实物较少，加上史料欠缺，学界关于伪装本概念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亟待厘清和完善。

伪装本是近代革命文献中一类具有特殊版本的书刊文献，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历程过程中形成的伪装本居多。伪装本是革命和进步力量对敌斗争的产物和见证，在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团结革命和进步力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备受公私收藏者的瞩目。

伪装本是一个出现得比较晚近的版本学概念，由于存世样本极少，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研究起来颇有无从下手之感，学界对其认识还存在着诸多模糊和可议之处。一些珍稀伪装本因为其本身的隐蔽性，仍然被当作普通书籍对待，未能及时发掘和有效保护。文物市场上价格不菲的伪装本，往往又是似是而非，真假参半，极具迷惑性。什么是伪装本，伪装本具有哪些典型特征，成为保护和研究这类珍稀文献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关于伪装本概念的相关论述存在以偏概全、表述不准或者泛化扩大的倾向，有待厘清和重新认识。本文在考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搜集整理的数百种伪装本存目和大量伪装本实物，对伪装本的概念及基本特征进行了再讨论，希望这种讨论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这类特殊文献的认识、关注和保护。

革命文献出版过程中的伪装现象

伪装是自然界的一种常见现象，亦是人类社会比较常见的一种竞争手段和生存法则。伪装手段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军事领域，伪装本则可以看作是伪装手段在出版、文化和宣传领域运用的一种结果。唐弢谈到书刊的伪装现象时指出：“当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对革命书刊实行封锁、扣留、禁毁的时候，党和进步文化界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取了一种权宜而又机智的对策：把书刊伪装起来。这种书刊封面名称和内容毫不相干，进步的政治内容，往往用了个一般的甚至是十分庸俗的名称。作为反动统治下斗争的一个特色，尖锐的形势促使革命刊物和政治小册子蒙上一层足以瞒过敌人的

保护色，就像战士在前沿阵地用草叶和树枝来伪装自己一样。”为了便于人们理解书籍的伪装现象，唐弢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自然界的保护色和伪装在军事上的应用。

伪装本是革命和进步出版者应对反动当局书刊检查的产物。国内的伪装本最早见于辛亥革命时期邹容所著《革命军》，这本书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极有影响力的一种通俗读物，清政府视其为洪水猛兽，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为躲避清政府的查禁，各地书肆多易名出版《革命军》，出现了《图存篇》《革命先锋》《流血革命》《扬州十日记》《救急真言》等伪装本。另一部极富爱国革命热情的革命读物《猛回头》也曾以伪装面目进行传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特殊年代，这一时期集中出现了大量革命伪装本。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收录了吴贵芳撰写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革命报刊伪装名目摭谈》，这是目前见到的比较早专门揭示书籍伪装现象和搜集伪装本目录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到，伪装本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中共中央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党内秘密刊物《党的生活》，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主办的《列宁青年》，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的《工人宝鉴》特刊，上海总工会印行的《上海工人特刊》，中共江苏省委出版的《白话日报》，等等。该文也介绍了少量以伪装形式出版的书籍和宣传品，如瞿秋白著《三民主义批判》（托名《三民主义》）、王明等翻译的《武装暴动》（托名《艺术论》），以及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系列纲领性文件。这篇“摭谈”性质的文章介绍的主要是报刊，较为简单，亦不全面，但是使人们注意到有这一类珍贵革命历史文献的存在。

1963年，上海古旧书店的刘华庭将工作中见到的和相关书刊记载的伪装本精心拣选和整理出来，编成《革命书刊伪装本目录》。这本书目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编排，每一时间段又按图书、期刊、报纸、特刊、宣传品分类，收录伪装本共计187种，绝大部分书刊详细载明其版本特征和主要内容，是迄今为止著录革命伪装本版本信息最为详尽的一种专题目录。20世纪80年代，张克明根据档案资料整理民国时期查禁书目，发现革命书刊化名出版这一极为有趣的现象，于是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从事革命书刊伪装本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整理出《革命书刊化名录（1927—1949）》，收录伪装本285种，是目前收录数量最多的一种伪装本目录。刘华庭和张克明整理伪装本目录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为后续伪装本的鉴藏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引。

对革命和进步书籍进行伪装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出版百科全书》在“外国图书出版史”部分有“伪装书”的辞条，其解释是这样的：“为躲避当局查禁，有人采用假书名﹑假封面﹑假封底﹑假出版说明﹑假出版社名﹑假出版地点蒙骗检查者，而实际上内容却完全不一样的图书。在历史上，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家族曾在17世纪采用这种方法，将在荷兰印制的图书运往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30年代，德国共产党也采用这种方法，将被纳粹当局严禁的图书从境外运入德国。1933年5月10日，德国纳粹分子大规模地焚烧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从1933年至1945年，德国共产党在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协助下，在巴塞尔、苏黎世、布拉格﹑萨尔布吕肯﹑斯特拉斯堡印刷了一些伪装书，秘密地运入德国，成为德国共产党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武器。”16世纪初，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马丁·路德新教和人文主义的书籍大量出现。1543年，罗马教廷宣布未经教会许可，任何书籍不得印刷或出售。1557年，教皇保罗四世正式发布第一版《禁书目录》，那些被认为会造成精神污染的出版物均列入目录之中，此后这份目录不断修订重版，很多知识分子遭到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囚禁，甚至被处以火刑。为免遭天主教廷的迫害，当时许多出版物不得不伪装封面，隐瞒作者姓名，虚构印刷者及出版地点。

1933年，德国希特勒政府上台，德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印刷了大量传单、书籍和小册子，以鼓舞教育抵抗战士和人民同法西斯斗争。为躲过敌人的检查，这些印刷品都以伪装形式出版。这些书既薄且小，便于携带，从封面、题名页乃至前言看都是关于卫生常识、体育竞赛、流行乐曲、电影、电器修理、儿童游戏等方面的书籍，再配上一些书籍的广告做封底，虚构出版社、出版地等版本信息，以此法迷惑秘密警察的眼睛，而真正内容却是马列著作、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935年印的《共产党宣言》就曾伪装成赫尔曼·加肯霍尔茨著的小册子《凡尔赛和约及其后果》，为“雷克拉姆万有文库”丛书之一。这本小册子不但在封面做了伪装，而且刊印了原书的题名页、版权页和序言，封底还有“雷克拉姆万有文库”丛书的另一种书《种族原理史》的广告和简介，正文第4—55页才是《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和正文，第56页又是加肯霍尔茨著作的最后一页，伪装极为精妙。此外，还有《50种大锅菜：献给寒冬赈济活动》一书的封面是一只手正在打开热气腾腾的饭锅，实际内容是列宁著《论国家》；《体操运动：体操、竞赛和体育运动普及训练》一书的封面是一名正在训练的体操运动员，实际内容是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香菇、浆果、野菜：189种香菇、浆果和野菜的详细说明》一书实际上是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斗争中的任务》等内容。

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也以伪装本的形式印刷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例如，《帝国主义与战争》一书实际上是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银行会计概要》一书实际是列宁在联邦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人口粮食问题》一书实际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制定的《共产国际纲领》；《爱的巡礼》一书实际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还有一种《世界之动向》比较特殊，题名页印有真实题名《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底决议案》，正文收录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等8篇文献，封底的版权信息表明该书是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后不久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伪装本，然后转运至国内传播。当时，各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所属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些伪装的出现是否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或者说各国共产党之间是否相互借鉴，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伪装本概念的辨析与再认识

伪装本的概念虽然出现得晚，但是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容易。《简明古籍整理辞典》中的“伪装本”辞条作“经书商作伪的版本”，这一解释接近书籍版本中的伪书和盗印书，与本书的研究对象有很大的区别，此处不作详细讨论。《中国出版百科全书》在“书刊发行理论和发行事业”类别下有一处“伪装书”的辞条，其解释为：“封面与内容不同的书。一、革命年代为对付反动政权对出版物的封锁、禁行，把宣传进步思想内容的读物，故意设计不醒目的封面，取庸俗书名，以麻痹敌人。二、在开放年代，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将黄色淫秽内容的书刊，印上严肃政治读物的封面，通过个体书贩销售，以逃避工商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检查。”这一辞条的解释区分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第二种则与伪装本有着本质的区别。

研究伪装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伪装本，才能对其进行鉴藏、保护和研究。关于什么是伪装本，有多位学者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唐弢经历过文网森严的年代，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有着深切的体会，前文所引他对伪装本的认识和描述为众多学者所称许。闻立树认为唐弢对伪装本的论断，言简意赅，寓意深邃，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为了引起读者注意，革命书刊在使用伪装书名时，也并非都是“封面名称和内容毫不相干，进步的政治内容，往往用了个一般的甚至是十分庸俗的名称”，有的书刊的伪装书名，其政治色彩浓厚，表现了豪放的革命气派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名称和内容基本上是接近的或统一的，并非是互相背离的或相异甚远的，并举《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和平奋斗救中国!》《中日事变解决的根本途径》3种《论联合政府》的伪装本加以说明。这一分析有其道理，现实中不乏有封面题名与实际内容具有相关性的伪装本。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往往都是人民大众关切的重要问题，不同的政治派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对书刊题名进行伪装时，只需要隐藏或模糊其政治和阶级立场即可有效规避检查。

陈巧孙在谈到伪装本的问题时，认为：“‘伪装书刊’顾名思义，它的封面是经过‘乔装打扮’的，是与书的内容不相符的。进步的政治内容却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甚至十分庸俗的艳情书名，借此来瞒过那些酒囊饭袋的老爷们的检查，掩护进步书刊的发行。”这一认识应该是在唐弢的提法上进行概括的结果。这里提到革命书刊伪装成“庸俗的艳情书名”问题，唐弢也提到了化名往往选择“十分庸俗的名称”，这个“庸俗”应该作“平庸鄙俗、稀松平常”来理解，这样才不至于招来检查人员。例如，唐弢提到1929年1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三期，秘密发行也无法进行，这一期临时改成《少女怀春》的题名。“春”在这里象征着革命，而革命正是当时少男少女们共同向往、共同缅怀的问题，这提醒我们一些看似庸俗的名称切不可做庸俗的理解。又如，《列宁青年》伪装成《美满姻缘》、《工人宝鉴》伪装成《红拂夜奔》、《少年先锋》伪装成《闺中丽影》等，都是将革命刊物伪装成流行的消遣性的软性读物。将革命书刊伪装成艳情读物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事实上也极其少见，《红旗》第十二期伪装成《红妮姑娘艳史》，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例。中国是《国际禁止淫刊公约》的缔约国，淫秽书刊是政府部门打击取缔的重要对象，1928年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的一份业务报告中甚至将取缔革命书刊和淫秽书籍并提，反映出这两项工作均属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紧要而又日常的工作，将革命刊物伪装成艳情淫秽书刊，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在租界之外，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张克明在成千上万的原始档案中爬梳整理出数百种伪装本书目，他不大使用“伪装本”这个概念，喜用“革命书刊的伪装”“革命书刊化名”之类的表述，前一种表述实际上是来自唐弢的提法，后者则是国民党查禁档案资料中的提法。张克明引用唐弢对伪装本的看法，认为“革命书刊化名，是我们党和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种极其巧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斗争”，“书刊伪装化名，标志着当时社会的黑暗，反动政治力量的暴戾，文化统治的森严。因此，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党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出版史都是有意义的”。

湖南图书馆的李龙如也非常注意伪装本的研究和鉴别，他认为：“革命书刊的伪装，就是将被查禁的革命进步书刊的封面改换成不引人注目的书刊名，躲避敌人的封锁、查检，使之广泛流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在中国实行了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对新闻出版事业严加控制，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为了冲破这种封锁，不得不在极端秘密和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出版发行革命进步书刊，其中办法之一就是采取伪装封面和改换书刊名称的办法，以躲避反动派的禁查，更加有效地同反动派进行斗争。”需要指出的是，对革命书刊进行伪装不仅仅是被查禁后的一种被动应付，很多时候是主动为之，以规避被查禁的风险。

赵长海在《论“伪装本”》一文中分析形形色色的伪装本，汇集各家之说，将伪装本的定义归纳如下：“伪装书是指将出版物的封面或其他外表形式伪装，掩盖其真实内容，以便达到宣传发行效果的出版物。又称‘托名本’‘改题本’。在版本学上则称之为‘伪装本’。”赵长海特别注意提炼伪装本与古籍中的伪书和近现代盗印书的共性，认为伪装本带有纯粹的褒义色彩，如果抛弃意识形态色彩，革命文献中的伪装书、盗印书中的伪装书和古籍中的伪书应是同一概念的书。施文岚倾向于使用“托名本”的提法，认为：“托名本(伪装本)是指为了使某种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出版发行的著作得以传播流通，将其真实的书名、著作者乃至出版地、出版发行者等方面伪装隐蔽起来，而假托别的书名、著作者以及出版地、出版发行者而印制散发的著作。”这两种观点侧重从伪装特征界定伪装本的概念，相较于本书讨论的研究对象而言，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要大了许多，无形中消解了对诸如伪装本产生的时间、背景和书籍的性质等的一些重要特性的聚焦，反而不利于对这一类特殊版本文献的深入探讨。

黄霞在《简述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中的伪装本》一文中集中揭示国家图书馆藏伪装本，她认为：“伪装本又称‘托名本’‘伪装书’，是将封面印以其他书名以掩饰其内容的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出版机构，为对付反动当局查禁革命、进步书刊，常常将书刊进行伪装传播，其具体做法通常是采取封面伪装、不断变化书刊名称以及伪托别的出版社的名号等。”长久以来，由于研究样本过少，学界往往认为伪装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有的现象，黄霞的这篇文章关注重点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出版机构出版的伪装本，但是在后面介绍的近三十种馆藏伪装本时，打破了这一限定，按辛亥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时间段分类介绍国家图书馆藏革命伪装本，拓展了人们的认识，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认识伪装本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根据现在已知的数百种伪装本目录和实物文献，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伪装本或可做这样的定义：伪装本，通常指的是革命伪装本，又称“托名本”“伪装书”，是近代以来革命和进步阵营为了应对反动当局的封锁、检扣和禁毁，以伪装手段印制的革命历史文献。伪装本往往通过借用或虚构书名、作者、出版发行机构等出版信息，对文献的封面进行伪装，有的甚至对扉页、版权、封底、序言、目录、章节名称和正文内容进行深度伪装，以达到隐蔽自己、欺骗和迷惑敌人的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伪装本的特定内涵，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伪装本是出现在近代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版本的文献。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往学界谈及伪装本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只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二是将伪装本概念泛化，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前一种倾向抓住了重点，但有遗漏；后一种倾向则过于宽泛，未能与古籍中的伪书和近现代的盗印书，以及其他以伪装手段出版的书籍区分开来。

伪装本属于近代革命文献和文物，且辛亥革命时期即有相关实物佐证,伪装本概念就应该相应地将其涵盖进去。闻立树认为“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以来，以伪装封面版本的形式，印刷、发行和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著和进步的书报刊，一直是革命阵营内部比较普遍采用的办法，其事例繁多，情况复杂，需用专文介绍论析”，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伪装本是民主革命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出版文化现象，有其复杂性。将伪装本的时间界定在中国近代，契合中国历史的分期，也符合实际情况。

伪装本大部分收藏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机构，从藏品分类和管理角度来说，将伪装本时间界定在近代也有其历史依据和现实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文物的征集与保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49年10月11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十天，为了征集革命文物、筹建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印发《关于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收集革命文物的范围，以“五四”以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上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及其他革命党派团体之革命事迹。革命文献征集的范围、内容及表述已经十分清晰明确，其征集的时间范围侧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时上溯至鸦片战争时期。20世纪50年代，围绕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筹建，形成一次包括革命文献在内的革命文物的普查和征集的高潮，北京图书馆设置专人负责的新善本手稿特藏库，伪装本被当作重要藏品加以珍藏。

第二，伪装本的版本特征比较复杂，要注意辨识伪装本的共性和特殊性，区分书籍的伪装现象和伪装本。以往学界特别注重伪装本一般特征的辨识，并以此为据进行鉴别，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但个别情况下容易出现误判。封面是伪装本最重要的地方，所有的伪装本都会对封面进行伪装，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伪装本有伪托的题名，故有时伪装本被称为“托名本”“改题本”。通常情况下，伪装本有两个题名，一个是伪装题名，另一个是真实题名。封面上的伪装题名最为紧要，真实题名则非必要。许多汇编本和论文集性质的伪装本无统一的真实题名，这是正常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也有个别的伪装本无伪装题名。例如，l934年印行的《革命危机，法西主义与战争》系曼努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的演说，封面仅有国画一幅，余无文字。还有的伪装本无伪装题名和真实题名的区分。例如，北伐时期在江浙区委工作的赵世炎主编了一份名为《教育杂志》的党内宣传刊物，其刊名比较隐晦，与沪上名刊《教育杂志》同名，并没有经历过查禁后改名伪托的过程，这是伪装本中比较特殊的一例。又如，毛泽东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此前有人翻译过多种同题名的哲学论著，不易引人注意，因此保留了原题名，仅隐匿了作者姓名，以“丘引社”名义出版。

书籍的改名出版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些书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作者、编者和出版者改易题名后再版。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以《党的文艺政策》《论文艺问题》《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等为题出版。翻译著作的译名一开始不容易统一，也会出现多种题名。报刊改易名称的情况更是数见不鲜。例如，《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中国青年》改为《列宁青年》、《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等。总之，并非所有的改题出版都是伪装本，这些都需要仔细鉴别。

书籍伪装的程度有深有浅，有的作者担心以文招祸，频繁更换笔名；有的虚构出版发行机构和地点，恐遭当局查抄。显而易见，不能将具备某一伪装特征的书籍都视为伪装本。笔者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将书籍的伪装现象和伪装本进行区别，只有具备明显伪装目的和典型伪装特征的文献才能归为伪装本。例如，人民出版社是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出版社，其社址在上海，为了转移敌人视线，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的著译者一般不用真名，封面或版权页上都印上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地址有意写成“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或“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注意运用伪装策略进行对敌斗争，但这些书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伪装本。

第三，伪装本属于革命历史文献。伪装本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产物，不同时期的斗争对象有所不同，如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日伪政权等。这里所指的革命历史文献，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其性质是革命的和进步阵营出版或印发的历史文献；二是一般指政治类文献。古今中外不乏书籍做伪现象，伪书和盗印书中的某些书籍具备与伪装本同样的特征，但不属伪装本。与伪装本同时期的政治类书刊也存在伪装出版的问题，例如改组派、国家主义派就以伪装面貌出版过反蒋书刊，这些书刊不属革命和进步的文献，故不能称为革命伪装本。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类书刊也存在大量改题和伪装出版现象。如鲁迅和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出至第五期后被国民党查禁，第六期改为《新地》月刊发行；左联机关刊物《前哨》月刊出版了第一期后更名为《文学导报》；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出至第四、五期合刊后遭国民党政府查禁，临时将该期部分封面改为《海燕》发行；鲁迅自己出版的一些杂文集往往使用化名，虚构出版机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现象，有些研究者将其视为伪装本。不过文学类书刊的伪装现象非常复杂，不属于政治类书刊，笔者认为不宜将其视为伪装本。

还有一个概念的表述问题，概念中用“革命历史文献”代替过去“革命书刊”的惯用提法。这主要是因为伪装本中除了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出版发行的书刊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宣传品。刘华庭编《革命书刊伪装本目录》分类中就设有图书、期刊、报纸、特刊和宣传品之类，纳入特刊和宣传品的只有少数几种，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这些革命宣传品既无定价，又无所谓版权，注重的是传播的秘密性和广泛性，并不是为了销售牟利。有的标上“欢迎翻版”“非卖品”“阅毕送人，功德无量”等字，还有的注明“看完后请将此书借给你的亲友”，有的担心读者发生危险，特意注明“请慎传”等字样。书刊和宣传品都属于纸质文献，难以截然分开，也无大的必要。编目整理时，这种宣传品均按图书著录规则编目整理。在概念表述时，考虑到严谨性，用“文献”涵盖所有书刊和宣传品。

第四，伪装本是一个版本学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书籍应当是在出版环节就进行了伪装，这样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伪装本。在流通环节，进行伪装处理的革命书籍则不能称为伪装本。据毛大风回忆，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读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检，经常给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编印的《正义报》糊上《西游记》《西厢记》等书的封面，把它伪装起来进行传阅。这些经过改装的革命刊物，就不能视为伪装本。1943年，《正义报》改名为《祖国呼声》继续出版，使用过《新民会分会员必携》《美国人眼中的重庆》等封面，这属于典型的伪装本。又如，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为了应付国民党政府的查禁，将包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城市政策和《论联合政府》等内容的革命书籍，改装成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这也不能算作伪装本。

小结

伪装本与古籍中的伪书和新书中的盗版书有许多相似特征，有学者认为伪装本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一切出版物中，实际上是将伪装本概念泛化和扩大了。笔者认为，伪装本概念有其特定内涵，一般情况下特指革命文献中的伪装本，不建议将其与其他概念混为一谈。一是因为在中文语境中，“伪装本”概念产生后习用至今，有其特定内涵，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方便人们对这一类文献的聚焦和研究；二是将这个概念引入古籍或新书版本中既不现实也无大的必要，因为古籍和新书已经有了“伪书”“盗印书”“盗版书”之类的成熟概念，不会使用“伪装本”这一概念。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藏书家和书贾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将不是伪装本的书籍当作伪装本看待；更有甚者，将普通书籍改易封面，伪造或臆造并不存在的伪装本进行牟利。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提高鉴别能力。

以伪装形式出版的革命文献大多是比较重要的会议文件、党的各级机构的机关刊物和领袖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如果纯粹从书籍史的角度来看，伪装本形态各异，伪装方式和策略多种多样，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率先提出了“新善本”的概念，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提出了三个入藏标准，即需具有思想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或据其一择选，但要着重在稀有罕见上，伪装本可以说是符合上述每一个条件。除国家图书馆外，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等单位都将伪装本作为重要文物加以典藏，此外还有不少私人藏家热衷于伪装本的收藏和研究。伪装本因为其伪装和隐秘的特点，可以达到规避检查、迷惑敌人的目的，但是也给伪装本的发掘、著录和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仍有许多伪装本隐藏在书库和书肆之中，其蕴含的红色基因和文献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需要各方面重视起来，继续推进相关该类文献的保护和研究，以充分发挥其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吴密，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5年第1期。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