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光（1019-1086），河南省光山县人，祖籍陕州夏县。著述汗牛充栋，主要史学著作有《资治通鉴》294卷、《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等。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但是有一部书他先后研读达17遍之多，从年轻时就爱读，直到暮年仍然爱不释手，这在他的读书生涯中是不多见的。
这部书就是《资治通鉴》，作者就是那位家喻户晓的“砸烂缸”的司马光。
那么这部书究竟有什么奥妙处而吸引毛泽东百读不厌呢？
司马光（1019-1086），河南省光山县人，祖籍陕州夏县。著述汗牛充栋，主要史学著作有《资治通鉴》294卷、《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等。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的历史。以历代政治、军事、社会大事为主要内容，注重对治乱兴衰的原因分析与经验总结。该书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体例严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具有非常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北宋到清朝，《通鉴》一直是历代帝王的历史教科书。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校长、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符定一亲自面试录取。符定一认定毛泽东是“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特地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毛泽东爱不释手，由此开始奠定他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研习兴趣。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印行的。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线装本，又有1956年出版的点校本，书中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据晚年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他多少阅读印迹。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十分感慨地对小孟说：这部书我读了“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毛泽东对司马光这部巨著的研读与点评，绝非学究式的考据，而是一位伟大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穿透千年历史云雾，对中国治乱兴衰智慧与经验的总结。
《资治通鉴》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谈及《资治通鉴》这部书，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系统、清晰地梳理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脉络，聚焦于“王朝兴替、政治得失、军事成败”的核心问题。他多次强调，读历史就要读这样的“通史”，才能把握规律，看清大势。司马光以编年体构建的宏大叙事框架，为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长期演进的历史规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材料。
《资治通鉴》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有资于治道”经验，就必然给人们展现出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在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施展的权谋和手段。对此，毛泽东深有所感：“《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可见，毛泽东研读《资治通鉴》，完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体”出发，以为人民谋福祉为宗旨，向历史宝库寻取智慧的可贵探索。
毛泽东特别强调：“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古代很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这正体现了《资治通鉴》作为现实斗争镜鉴的功能。
《资治通鉴》是军事谋略的宝库
《资治通鉴》记载了许多宏大战争场面，如战国时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刘秀与王邑、王寻的新汉昆阳之战，东汉末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东晋苻坚与谢玄等人的淝水之战，等等，记载生动传神，不仅使读者如历其境，如闻其声，更使人在阅读战史中领略战争艺术魅力，寻求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作为举世公认的军事家，在研读《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些群雄逐鹿历史画卷时，往往圈圈点点，评点令人惊叹。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中卷帙浩繁的战争记载、经典战例、军事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和深刻洞察。他特别关注书中对战役背景、决策过程、力量对比、地形运用、将帅才能、士气民心等因素的详细描述。从赤壁之战的火攻谋略到淝水之战的以少胜多，从韩信背水一战的决心到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奇袭，毛泽东都曾加以研究，并从中提炼出关于“集中优势兵力、知己知彼、出奇制胜、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普遍军事原则。他多次向高级将领推荐阅读此书，认为其中蕴含的战争艺术值得深究。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作‘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相砍书”，即写战争之书。
毛泽东还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但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
《资治通鉴》是对古人经验与智慧的总结
——高度赞赏《资治通鉴》叙事详略得当、脉络清晰、语言精炼。毛泽东特别推崇司马光及其助手们严谨的考据精神和“叙一事，必溯其源，竟其流”的编写方法，认为这有助于读者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内在联系。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强调总结经验与把握规律。毛泽东倡导“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治乱兴衰的规律”。他教导干部要善于从历史事件中看到本质，把握矛盾运动的方向。书中揭示的王朝由盛转衰的周期性（如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等）、重大战役胜负的关键因素、改革成败的社会条件等，都成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重要素材和佐证。他著名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论断，正是这种读史态度的凝练表达。
——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独特视角。 毛泽东常以革命家的视角，对书中记载的事件和人物提出独到见解。
痛斥“礼教吃人”。 书中充斥着对忠孝节义的宣扬。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他结合《资治通鉴》中大量因“礼教”束缚而造成的悲剧（如妇女殉节、臣子愚忠），尖锐地指出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残酷，认为它是“束缚人民思想、维护阶级压迫的工具”。
热情赞颂农民起义。 尽管《资治通鉴》站在统治立场贬低农民起义，毛泽东却从中看到了“被压迫阶级反抗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对陈胜、吴广、黄巢等起义领袖的失败原因（如流寇主义、缺乏明确纲领、未能建立巩固根据地）进行过分析，认为这些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具有警示意义。他曾说：“黄巢起义规模很大，但流寇主义，不建立根据地，所以失败了。”
正确看待统治者的“权术”与“民心”。 毛泽东深刻分析书中统治者的权谋手段，但他更看重的是“民心向背对政权存亡的决定性作用”。他常引用书中因统治者暴虐无道（如隋炀帝）或政策失误（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导致民怨沸腾、最终覆灭的例子，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认为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他教导干部：“读《通鉴》，要看到帝王将相，更要看到他们背后的老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根本。”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法正，字孝直（公元176-220年），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后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法正很有才气，但其心胸狭窄，报复心重。诸葛亮重用法正，使其自由翱翔，成就大业。毛泽东读史至此，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表明他赞同诸葛亮的做法：看人用人要重大节，不必过于看重人才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和其他“小故”。后来，刘备采纳法正之计，乘曹操北返，亲率诸将进军汉中，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平定汉中。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太宗问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举出历史上大量的君主兼听生明、偏信误国的正反例子，说明“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深以为然。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对其中有利于“治道”的名言警句了然于胸，所以在写作《矛盾论》时，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句话，并结合实际，指出由于不能“兼听”，导致偏听偏信，致使“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被毛泽东批为：“此古人一贯谬论”。据《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南北朝时光州刺史崔挺上书魏孝文帝，劝他废除一项一人有罪、祸及全家的政策，孝文帝予以采纳，匡正了失误。但崔挺上书中有一句话“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却让毛泽东十分反感。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下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
——对司马光立场与局限性的洞察。 毛泽东非常清楚司马光作为北宋儒家官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保守派领袖）。他一阵见血地指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贯穿着：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强调“礼治”“仁政”、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史观。毛泽东曾批评道：“司马光说‘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不对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尤其对书中贬斥农民起义为“盗”、“贼”，推崇“明君贤相”的观点予以批驳，指出这是作者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和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教导干部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剥离其维护封建统治的说教。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评点，是政治领袖与历史巨著的一次深刻对话。他超越了司马光维护封建统治的初衷，以革命家的眼光、以革命实践的需求，运用批判的武器，对这部史学丰碑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和运用。
他肯定《资治通鉴》是系统总结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经验的巅峰之作，是洞察治乱兴衰规律的宝贵教材，是”蕴藏丰富斗争策略智慧的实用宝库”。毛泽东的点睛之笔，在于用阶级分析的显微镜透视其立场局限，在于以唯物史观的望远镜把握历史大势，在于“从具体案例中提炼普遍适用的斗争法则。
毛泽东研读《资治通鉴》，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现实、预见未来、指导实践。正如他本人所做的那样，将这部古老的帝王教科书，转化为服务人民革命与解放事业的斗争工具，这正是毛泽东评点《资治通鉴》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他的一生，正是对“读活历史”这四个字最生动的诠释——《通鉴》写战争，毛泽东用战争；《通鉴》载权谋，毛泽东破权谋；司马光为“资治”，毛泽东为“革命”。 在历史的长廊中，毛泽东的评点犹如一束强光，穿透了《资治通鉴》的千年尘埃，为今人读史的找到了根本目的与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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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河之洲He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