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蜀道行纪以组诗、散文、别集、游记、日记、杂著、绘画、照片等不同形式,全方位记录了不同时代蜀道的状况,是统合蜀道资源、集中呈现蜀道全貌的蜀道文献。蜀道行纪的记录,不仅有补于地方志的编纂,有助于推进蜀道沿线社会的发展,还对考察蜀道的历史及其变迁,综合施策,推进社会

论行纪对蜀道线性遗产的

有效记录与重要启示

金生杨

蜀道行纪以组诗、散文、别集、游记、日记、杂著、绘画、照片等不同形式,全方位记录了不同时代蜀道的状况,是统合蜀道资源、集中呈现蜀道全貌的蜀道文献。蜀道行纪的记录,不仅有补于地方志的编纂,有助于推进蜀道沿线社会的发展,还对考察蜀道的历史及其变迁,综合施策,推进社会治理,活化、保护和利用蜀道,以及助力蜀道申遗,有着重要作用。从蜀道行纪来看,蜀道有着网络化分布、整体连续、多元立体、鲜活灵动等特性。在进行蜀道线性遗产保护时,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以及广泛联系等角度综合考量,不能孤立片面地就蜀道而论蜀道。

蜀道行纪内容丰富多彩,是统合蜀道资源、集中呈现蜀道全貌的蜀道文献,对认识、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蜀道线性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蜀道行纪通过诗文、书法、绘画、石刻、照片等艺术形式,丰富了蜀道内涵;通过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以及探访、交游等行役活动,真实记录了当时的蜀道状况;通过系列的访查、考证、辩难,深化了蜀道历史的溯源。

一、蜀道行纪形式多样地记录蜀道

蜀道行纪本身就是蜀道线性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道行纪包括行纪组诗、行纪文、行纪别集、游记或日记、行纪性杂著、行纪性绘画、行纪性旧照片、外国行纪等。

蜀道行纪与蜀道诗文、词赋、戏曲、小说等文学类文献,地理、方志、舆图、档案、金石等历史类文献,石刻、书法、绘画、旧照片等艺术类文献,以及广泛存在于诸典籍中的各种史料、近代以来的蜀道调查及研究性文献,共同构成了蜀道文献。蜀道文献又与蜀道考古、蜀道遗存、蜀道文物等共同构成蜀道的载体,共同传承蜀道文化。

蜀道行纪是士人不断提升文学、艺术修养的成果。纪昀称:“儒者读万卷书,怀瑰琦磊落之气,每借文章以发之。而不得灵区胜境雄奇幽奥之观,则不足以感荡其心灵,抒写其胸臆。此古人巨制往往托之游览也。”蜀道神奇险峻的山水,与底蕴深厚的蜀道自然人文,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成就的“江山之助”,足以激荡他们的心灵,促成其以诗文、书画等形式抒写胸臆,从而形成各种类型的蜀道行纪,造就了“诗伯文宗例入川”的奇观。明代学者冯时可更称:“未涉蜀道,如读佛经未尝阅《华严》,何能尽佛道!”

二、蜀道行纪真实地记录不同时期蜀道的综合性实况,有助于地方志编纂与地方建设发展

蜀道行纪皆因时而作,有特定的时代信息,真实直观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线路的蜀道真实状况。这些行纪的记录有详有略,有的大致勾勒蜀道状况、记录蜀道重要节点信息;有的详细记录蜀道道路里程及自然人文景观、风土民情;有的因作者偏好而有山川、名胜、书画、风俗等方面的重点记述。

综合来看,蜀道行纪记录了蜀道所涵盖的基本元素和丰富内容,全面而多元。蜀道行纪不仅为蜀道线性遗产保护提供了信息指南,还将蜀道线性遗产保护应关注的各个方面都含摄其中,并指示了蜀道遗产的历史信息,成为探查现存蜀道遗产的重要信息源泉。蜀道行纪取资于蜀道沿线方志,又在作者的吟咏、观察记录与考证过程中,增补了不少相关信息,特别是其诗文本身就是蜀道沿线地方艺文的重要内容,极有利于考订和补足蜀道沿线地方历史文化、订补沿线地方志之不足,同时又对地方建设,特别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蜀道行纪有效地记录了蜀道变迁,有利于考察研究蜀道沿革历史

各种不同的蜀道行纪中,不时地记录了作者对比蜀道变化的情况。而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的蜀道行纪,更能够深刻真实地认识到蜀道的变迁及其遗产保护的状况。不同时期的蜀道行纪,前后对比,异同互现,足考时代因革变迁,故王士禛以为“参互考之,可以观世变”。孟超然称奉使者率藏行纪于箧中,是行纪又为往来者指示路径,成为考镜借鉴之资。

这些变化,既有蜀道线路的变迁,比如王士祯《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记录了康熙时期金牛道东西线的兴废,也有名胜古迹、名物景观的变迁,更有民风民俗、地方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变化。

四、蜀道行纪记录了蜀道的不同面向和功能,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

蜀道行纪的记录既有文武官员、士绅、农商等不同身份或阶层主体的独特视角,也有为官赴任、临时差遣、上计朝觐、解官离任、幕府陪同、游历赏玩、赶考、经商、逃难等不同使命,还有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甚至大量外国人的科研、探险、传教,以及驿程的安排、程站间的交接、官员间的交往、衣食住行各个环节的安排、公文传递、物质运输、行役安保与监护、各地考察与记录等等,反映了蜀道在社会治理、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文明互鉴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和贡献。比如王士祯《蜀道驿程记》、俞陛云《蜀輶诗记》记其典试四川的政事,孟超然《使蜀日记》、郭尚先《使蜀日记》记录其以学政视学四川的经历。

官员的蜀道行役乃奉帝王诏令而行,往往出要拜命、入要复命,担负着观察了解蜀道沿线民生社会并复命上奏之责。清嘉庆十五年(1810),陶澍典试四川,撰《蜀輶日记》四卷,“凡山川之经纬、形势之险易、建置之沿革、郡邑之利弊、古今之事迹,皆讲明而切究之”,乃其“触目关怀,留心天下之治乱”的切实体现。在“恭复恩命”时,陶澍受到了“蒙召见于瀛台”的礼遇,而嘉庆皇帝“垂询良久”。陶澍之“咨谋询度之详慎,书思对命之所取资”,则“略可识”于《蜀輶日记》之中。

五、蜀道行纪记录鲜活的、多元立体的蜀道,有利于蜀道综合系统性地活化保护与利用,以及蜀道申遗

蜀道行纪表明,蜀道是活生生的、灵动的蜀道,是在不断被使用又不断发生变化的蜀道。蜀道是活的道路,是充满着鲜活生命气息、文化生态内涵的丰富的道路,又是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展变革的道路。蜀道线性遗产的保护利用需要将其灵动起来、活起来,既不能为保护而保护,也不能为开发利用而无视其历史面貌。蜀道行纪内容的多元性和多面向性,要求蜀道线性遗产的保护利用需从多元、多面向综合或专题性地考量和灵活施策。在蜀道的申遗过程中,更要用心考察利用好蜀道行纪。

蜀道行纪内涵丰富,是民国及以前行役于蜀道上的中外人士的生动记录,是当事人政治、军事、经贸、学术、交往、考察等活动的记录,是其行役的所见所闻所感,又随其闻见感受、考察考证而发,可谓无所不包。可以说,蜀道行纪汇集和融合了主要的蜀道要素。此外,西方人侧重于贸易交通,建筑艺术及生物、资源的科学考察,传教与侵略等等,角度完全不同,体现出蜀道文化、生态兼备,又见证了中外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六、蜀道行纪记录的是网络化分布、整体连续而不可孤立的蜀道

蜀道行纪虽记录蜀道主要线路,但往往包含多种线路乃至多条支线;虽以记录蜀道为主体,但又不限于蜀道,往往有不同延展。它表明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不是片断式、单一的道路,不是孤立的、死板的川陕甘渝间的道路,甚或不仅是西安至成都的道路,而是因为行役的不同,有不同的线路取向和向外延展,是具有整体性、网络状、延展性的道路。同时又是众多点位连续而成的珍珠链,还是不同区域的连贯与交融,更是多元要素构成的立体遗产。因此,在宏观地关照蜀道全线域整体性时,还要中观地考虑到蜀道经行各区域的面貌与特色,更要微观深入地探讨和具体考察蜀道各点位的情况。如果断裂这些联系,截取蜀道行纪中所谓行走蜀道的部分,行纪本身不完整,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出蜀道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随着政治中心、特别是首都的迁移,蜀道原始的陕西起点便向北、向东延展;另一方面,由于行役和趋向不同,经蜀道而来还有继续前行,如到西藏、云南、贵州、湖北等地的路途;此外,蜀道是双向交通,行役者往返而行,但又并非完全原路返回,还有延伸的东大路、长江峡道等线路。这些蜀道延伸线,不能完全排除在蜀道的研究之外,必须综合考量,适当兼顾。

总之,通过蜀道行纪,能够很好地揭示蜀道线性遗产的历史面貌与文化内涵,追溯其历史演变,便于历时性、全方位把握蜀道线性遗产的情况,助力其研究、探查与发掘、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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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金生杨(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