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及魏晋时期，“魏晋风流”“魏晋风度”常成为文化讨论的核心议题。为何魏晋名士能跨越时空，引发后世的广泛关注？他们特立独行的言行举止背后，蕴藏着怎样独特的性格特质与价值观念？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展开深入探讨。

提及魏晋时期，“魏晋风流”“魏晋风度”常成为文化讨论的核心议题。为何魏晋名士能跨越时空，引发后世的广泛关注？他们特立独行的言行举止背后，蕴藏着怎样独特的性格特质与价值观念？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展开深入探讨。

一、魏晋名士与《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一书，可视为魏晋时期名士轶事的汇编，更是一部具有经典地位的著作。该书是由南朝宋的刘义庆编撰的，名字以汉代《世说》为基础，并冠以“新语”二字。梁朝的刘孝标为该书添加了详尽的注释，广泛引用了三百至四百种文献资料，显著提升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及文学内涵。因此，刘孝标的注释亦被后世誉为“四大名注”之一。我们对魏晋名士的了解，主要源自该书，可谓研究魏晋名士不可或缺的环节。该书共分为36门，收录了1130则短小精悍的故事。书中记载的核心人物约有两三百位，若将注释中提及的人物计算在内，涉及的人物数量可能达到上千。

《言语篇》主要讲的是善于言谈应对。钟毓和钟会兄弟二人自幼便受到人们的赞誉，名声传至魏文帝曹丕耳中。曹丕听闻，便产生了亲自接见的想法。于是某日，两位少年被召至朝中，面见君王。面对皇帝，两位少年自然感到紧张。其中，兄长钟毓汗流浃背，被魏文帝询问其原因时回答道：“战战兢兢，汗出如浆。”弟弟钟会却未见汗迹，魏文帝询问其为何未出汗，钟会则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其言辞之巧妙，显然更胜一筹。

《政事篇》主要阐述了政治家们的治国才能。例如，王导是东晋时期最为显赫的大臣之一，曾担任东晋丞相。然而，在其任期末期，他逐渐疏于政务，许多事务不再过问。对此，一些人表达了不满，认为丞相年事已高，昏聩无能，未能恪尽职守。王导则回应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意即众人皆言我糊涂，但未来之人必将怀念这段时光。果不其然，继任者庾亮与王导风格迥异，勤勉至极，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规章制度，导致人们苦不堪言，从而怀念起王导的治理。

《雅量篇》所描述的，是一个人具有宽广的胸怀，即便泰山崩塌于眼前，亦能处变不惊，正如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以正始年间的名士夏侯玄为例，他曾在家中倚柱挥毫，适逢暴雨倾盆，一声惊雷竟将柱子引燃，火势蔓延至其衣衫，而夏侯玄却泰然自若，依旧笔耕不辍，即“书亦如故”。目睹此景的旁人无不惊恐万分，纷纷夺门而出。

《识鉴篇》论述了某些人具备洞察他人潜能的才能。例如，有人仅凭一面之缘便能判断出对方的品性，或者通过观察一个孩童，便能预见其未来可能达到的成就与地位。该篇章亦详细探讨了诸多事例，如曹操幼时拜访乔玄。乔玄初见曹操便断言其非凡，称其为“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意指他在动荡时期将是英雄，在太平盛世则可能成为奸诈之人。

《赏誉篇》旨在赞颂个人，其中所赞誉的内容繁多，包括某人的清谈才能。所谓清谈，类似于我们当代的辩论赛，主要探讨哲学议题。在这些人物中，郭象以其清谈能力著称，他的言辞流畅如瀑布，又如悬河之水，滔滔不绝。

《品藻篇》涉及对某两位人物的全面评价，旨在探讨谁更为杰出、卓越。例如，晋明帝曾向谢鲲提问，询问他与继王导之后担任丞相的庾亮相比如何。谢鲲自认在官场上不及庾亮，“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意即在朝堂之上，引导百官，自己不如庾亮。然而，他亦自信地表示，“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即在对山林自然之美的热爱上，他认为自己胜过庾亮。因此，顾恺之在为谢鲲画像时，选择将他描绘于山林之中，四周环绕着岩石与丘壑。谢鲲的这种表述实际上暗示了他相较于庾亮更胜一筹。原因在于，在魏晋时期，人们普遍崇尚隐逸生活，并以此为荣。对自然的热爱以及玄学价值观的体现，是魏晋风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规箴篇》乃是对个人进行劝诫之文。以吴国末代君主孙休为例，他酷爱射雉，即射猎野鸡，终日沉溺于狩猎活动，对朝政事务不闻不问。对此，群臣进言劝阻，指出应将猎物转向更为凶猛的狼虫虎豹，而非仅限于微不足道的野鸡。他们进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耽”，意即沉迷于此类琐事实无必要。然而，孙休回应道，“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表明其情有独钟，难以被劝说改变。

《容止篇》主要探讨了人物外貌的相关议题。在探讨魏晋名士时，我们通过《容止篇》了解到他们的形象特征。该篇幅被广泛阅读，与之相提并论的还有《赏誉篇》等。《容止篇》提及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其身高被描述为“六尺”，约1.5米。文中还提到他“貌甚丑悴”，即身材矮小且外貌不扬。然而，刘伶表现出一种“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态度，即他显得超然物外，不因自己的外貌而感到自卑或困扰，反而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因此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企羡篇》所表达的，乃是对他人的羡慕之情。例如，王羲之被誉为书法大家，其作品《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当王羲之听闻有人将他的《兰亭集序》与石崇的《金谷诗序》相提并论时，他感到无比欣慰。

《伤逝篇》乃是对逝者表达哀思之篇章，当亲友辞世时，人们会依此进行悼念。例如，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王粲逝世之际，魏文帝曹丕率众臣前往送葬。魏文帝回忆王粲生前喜好驴鸣，遂提议众人模仿驴叫以示哀悼，于是众人皆效仿之。《伤逝篇》中亦记载了其他类似之独特习俗，展现了送葬仪式的非凡特色。

《假谲篇》所描述的，实为欺诈之行。成语“望梅止渴”即源于此，讲述了曹操如何以言辞哄骗其部下，声称前方有大片梅林，以缓解士兵们的干渴之苦。结果，众人听闻此言，竟信以为真，以至于口中生津。

《俭啬篇》描述了生活极为吝啬的人。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对李子情有独钟，自幼便能辨识路边李子的味道。当其他孩童纷纷争抢摘取时，他却选择不为所动，认为若李子甜美，必早已被人摘尽。成年后，王戎拥有了广阔的庄园，并种植了众多李子树，发展成为一项产业。他的李子品种优良，但在卖的时候会刻意破坏李子的核，以防他人拿去种植。

《汰侈篇》与《俭啬篇》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某些人生活中的极度奢侈。西晋大臣何曾日费万金，却仍抱怨食物难以下咽，这正是奢侈生活的写照。此类风气在西晋时期尤为盛行，晋武帝晚年亦沉溺于奢侈之中。这一风气的形成，晋武帝难辞其咎。

《纰漏篇》主要描述了一些轻微的过失。例如，出身琅琊王氏的杰出武将——王敦，其文化修养并不深厚。他在迎娶公主并进入皇宫时，发现皇宫中的厕所与民间不同，旁边放置了一个装有干枣的箱子。王敦误以为这些干枣是供食用的，便将它们都吃掉了。实际上，这些干枣是用来塞鼻孔以遮掩异味的。

二、魏晋名士的社会基础

（一）世族的发展

要深入理解魏晋名士，有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首先，需审视其时的社会结构。在魏晋时期，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是所谓的世族。这里的“世”，既可写作“势”，意为拥有权势；也可写作“士”，表明他们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贵族，也被称为华族。我们欲深入理解魏晋时期诸多社会现象，包括学术与文化层面，世族背景实为关键。

世族不仅在政治上拥有显赫地位，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即他们既富有又拥有权力，且世代为官，体现着高贵的出身。此外，世族还代表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文化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即世族若要实现真正的长久不衰，其核心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世族的稳固基石。

世族的传承依托于深厚的文化底蕴。自汉代起，儒家学说的地位便已确立。人们普遍学习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每一部经典都有其专门的传承者，如《今文尚书》的传承便由伏生及其家族负责，《古文尚书》则为孔子家族。因此，世族因掌握学术资源而成为政治上的重要力量。因此，钱穆先生曾指出：“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但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例如，“王与马，共天下”，即琅琊王氏与东晋的开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由于琅琊王氏的支持，晋元帝司马睿得以在南京建立东晋。

世族之间通过联姻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然而，这些世族在权力和地位上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本质上，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往往体现在文化层面。

（二）“有文化”的特征

据相关史料记载，若说魏晋时期的某人有文化，那一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博学。此人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尤其精通经学领域的知识。所谓经史子集，他必须对经部和史部中的经典著作有深入研读。二是好《庄》《老》，能清谈。此人仅阅读经、史是不足够的，还应深入研读《庄子》《老子》《周易》，并且要培养出卓越的口才，能够如郭象般流畅地阐述自己的理论，以压倒性的论点征服他人。在魏晋时期，玄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清谈活动亦是当时名士们所热衷的，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然而，要想在清谈中表现卓越并非易事，必须对《庄子》《老子》《周易》有深刻理解，包括其中阐述的内容、历代注家的解读等。此人不仅要反应敏捷、口才出众，还要声音悦耳动听。三是擅写文章。此人要有文学才华，能够创作诗歌、赋文以及理论性著作。四是精于音乐、书法或绘画。五是精于其他技艺，如围棋、射御、医学、历算。琴棋书画之文化形态肇始于魏晋时期，彼时之士人多沉醉于围棋之竞技、古琴之音韵，书法与绘画亦成为其不可或缺之文化修养。

实际上，这些素养所彰显的，是一个人的才华。才华横溢，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更多依赖于后天的培养。才华的高低，往往能够反映世族的底蕴。因此，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往往以世族的形式出现。这也解释了为何魏晋时期文学与艺术如此繁荣，因为二者已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文化素养。作为世族子弟，若要成为有学识的人，必须掌握这些知识。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被视为文学自觉与艺术自觉的时期。

（三）世族间的审美竞争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生动展现了世族间审美竞争的特征。王羲之年轻时，其书法并未显得格外突出。颍川庾氏的庾翼、庾亮均为书法名家，庾翼与王羲之齐名。至中年及晚年，王羲之博采众长，其书法声誉日隆，最终超越众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庾氏家族的后辈亦纷纷效仿王羲之的书法。庾翼因此感到不平，以“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表达了对年轻一代偏爱外人书法的不满。他决心出山，与王羲之一较高下。然而，当亲眼见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时，庾翼心悦诚服，承认王羲之的书法确实技高一筹。

（四）世族是理解魏晋美学的基础

世族的根本，是魏晋时期乃至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包括汉代的察举制与征辟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其影响力直至晚唐时期才遭受破坏，并最终淡出历史舞台。科举制是在隋唐时期才开始兴起的。尽管唐朝实施了科举制，但相关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高级别官员仍出自世族家庭，如崔、卢、李、郑等。直至晚唐、五代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世族才逐渐消散。到了宋代，布衣出身的高级官员开始崭露头角，如范仲淹等杰出人物都是通过科举制获得了显赫的政治地位。

三、魏晋名士的独特性

（一）魏晋美男子

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众多美男子的涌现。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代或地域，俊男美女总是存在的。然而，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人们开始有了发现、欣赏和评价美男子的风气。这种现象与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有着紧密的联系。《世说新语》中的《言语篇》和《容止篇》详细记载了众多容貌俊美、风姿绰约的人物。

潘安，是一位具有美型特征且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常以“貌比潘安”或“有潘安之貌”来形容某人外貌出众。潘安本名潘岳，字安仁，其容貌俊美，广为人知。据传，潘安幼时外出游玩，乘坐小车时，众多女性“粉丝”见之，便纷纷围拢并投掷鲜花，以至于他归家时，车内满载着鲜花。

（二）魏晋名士有四类

1.玉人型名士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众多可以用玉来比喻的人物。例如，夏侯玄，这位因在柱旁著书而遭雷击、衣物被烧的人物，以其英俊的外貌著称，魏明帝的妻弟与他同坐时，旁人便以“蒹葭倚玉树”来形容，意指芦苇依傍着玉树。李丰则被描述为“颓唐如玉山之将崩”，潘岳与夏侯谌并称“连璧”，裴楷被誉为“玉人”，王济亦以俊美闻名。他的外甥卫玠，更是风姿绰约，王济初见卫玠便感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自感相形见绌。可见，卫玠因英俊而被人看死，是有道理的。

此批玉人型的名士，他们之所以被冠以帅哥之名，实有其特定的标准：一是身高，如嵇康身高七尺八寸，也就是约1.85米；二是体瘦，如卫玠瘦弱至体不胜衣；三是肤白，如曹操养子何晏，自幼生长于皇宫，肤色白皙至极，魏明帝甚至怀疑其是否涂了粉；四是明眸，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五是容丽，即一种“美丽”的感觉，如王献之的书法，曾一度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认可度超过王羲之，就是因为王献之“字画秀媚”，而王羲之的书法地位则是在后世逐渐确立的。

2.放达型名士

放达型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其中，山涛年岁最长，王戎最幼，两人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在七贤之中，嵇康与阮籍尤为著名。他们与“正始名士”生活在同一时代，正值魏晋交替之际，司马家族逐渐取代曹魏家族，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各世家子弟面临选择，是支持司马氏还是支持曹魏。七贤起初采取了一种避世的态度，隐居山林，但不久便分崩离析。例如，山涛最终加入了司马集团；嵇康坚定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持有敌对立场；阮籍则处于两者之间，既未坚决抵抗，亦未真心归顺。

七贤皆才华横溢，嵇康尤甚。嵇康乃一全才，精通古琴、书法，亦能绘画，且理论造诣深厚，堪称大学者。其著作颇丰，如《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均为魏晋时期清谈之重要议题。七贤亦开始探讨《庄子》，此书之所以备受瞩目，实因汉代鲜有人论及《庄子》，包括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亦未多加关注。七贤对《庄子》的关注，特别是向秀等人的《庄子注》广受认可，影响深远。他们不仅讨论《庄子》，更在生活方式上大开放达之风，主张“崇尚虚无，轻蔑礼法”，即摒弃传统儒家教条与繁文缛节，故有“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之说。

嵇康曾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当时被视为极具颠覆性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司马氏这样一个重视孝道并尊崇周公、孔子的儒学家族而言。“非汤武而薄周孔”，即是对周公和孔子的直接质疑，因此他的立场显得极为激进。七贤中年长的山涛后来投靠了司马氏，由于与司马氏的远亲关系，加之非常的政治智慧，他判断出司马氏将取代曹魏，因此选择站在司马氏一边，并最终官至三公。山涛在官职晋升后，推荐嵇康接替自己担任吏部郎官，但嵇康对此感到愤怒，遂撰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与钟会之间也存在长期的矛盾，最初钟会曾撰写《才性四本论》一文，希望得到学术权威的指导，却担心嵇康不予理睬，便将论文扔进嵇康家中后匆匆离去，不敢当面求教。后来，钟会地位显赫，带领随从前往嵇康处，恰逢嵇康正在打铁，钟会看了半天便要离去。嵇康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实际上，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深了。嵇康后来也因此而死，“临刑东市，神气不变”，临终弹奏《广陵散》并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竹林七贤的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未担任要职或官职较低，但由于嵇康、阮籍等人的显赫名声，他们的放达举止被许多贵族子弟广泛效仿。比如，西晋时期就出现了一批七贤的追随者，认为放达的行径很好学，只需豪饮并脱去衣衫即可。对此，戴逵曾言，“竹林之放，有疾而为颦者也”，意指竹林七贤虽看似放浪形骸，饮酒服药，不拘礼法，实则内心饱受煎熬。以嵇康为例，他在临刑之际，为年仅六七岁的儿子留下遗书，字里行间充满殷切的教诲，详尽地指导孩子如何面对官场，如何行事。他亦提及山涛，相信有其在，孩子不会孤苦无依。山涛后来的确对嵇康之子嵇绍照顾有加，而嵇绍亦成为西晋的忠臣，最终为救晋惠帝而死。戴逵也指出，西晋之人模仿竹林七贤的行为，实为“无德而折巾”，不过是东施效颦。

3.自然型名士

五胡乱华，东晋迁都至南京。迁都后，江浙地区成为其重要据点。江南地区风景如画，东晋王朝在此地存续了长达一个世纪，期间相对稳定，民众生活亦较为安逸。尽管如此，部分人士依旧保持着放达的生活态度。例如，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其行为颇为放达，所谓“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他特别钟情于竹子，曾借宿于他人家中，见院中无竹，便命人速种。他人质疑仅借住两日，何必急于种竹？他则回应称，“何可一日无此君”，意即他一日不可无竹。又有一次，在冬夜飘雪之际，他忽然思念戴逵，遂命仆人连夜摇船前往。至戴逵家门时，天已破晓，他却未敲门而返，仆人不解其意。他解释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表明已心满意足，无须实际会面。

我们能够注意到，无论是《容止篇》还是《赏誉篇》，在描述这些人时，相较于以往将他们誉为玉人或赞赏其放达之风，更倾向于用“神仙中人”或“天际真人”来形容。这无疑表明，这些人在生命境界上已经超越了尘世。基于这些人的观念，中国文化中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可谓由来已久。至少自东晋始，人们自觉地认为自然界的美丽值得赞赏，并通过欣赏山水之美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他们对于人物的欣赏，与对自然美的欣赏，实际上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东晋时期所推崇的名士，展现出一种风度翩翩、清高脱俗、真诚直率、温文尔雅的个性特质。他们既保持了个性的通达，又不失节制与适度，与竹林七贤的放纵不羁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既通达又节制的特质，使得他们的人格中蕴含着从容与优雅，同时带有玄学的超然色彩和艺术精神。可以说，中国的艺术精神与东晋名士的关联最为紧密，东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亦是相当繁荣的。

4.英雄

东汉时有一部名为《人物志》的著作，其作者为刘劭。该书专注于人才选拔领域，并对人的不同才能进行了分类。书中特别设立了一个类别，名为“英雄”。在古汉语中，“英”原指“草木之精华”，即生长得尤为出众的草；“雄”则指在野兽中显得格外出色、突出的个体。因此，“英”与“雄”分别代表了文才与武略的卓越。据此，在汉以前的历代人物中，能被誉为英雄的，当属刘邦与项羽。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正值英雄辈出之际，众人皆以英雄自居。据《世说新语》所载，有所谓的“月旦评”，即许劭兄弟常在每月初一发表的对当代人物或诗文字画等的品评、褒贬。很多人因期望得到他们的评价前来，而一旦获得评语，其声望便随之提升。曹操，众所周知，其出身并不显赫，其父曹嵩乃是宦官的养子，地位并不尊崇。曹操曾携重礼拜访许劭，恳求一评。许劭起初不愿理会，曹操便以性命相威胁，声称若不获评价，便将加害于他。最后，许劭评之——“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曹操听后满意而去。

（三）重“神”观念

上述几类魏晋名士，共同体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即对精神气质的重视。所谓的玉人型名士，实际上强调的是形神兼重，而不仅是外貌俊美、身材高挑、肤色白皙。因为在当时，仅是外表美丽并不会得到推崇。例如，王导之子王敬豫虽外貌出众，但王导却曾轻拍其肩，惋惜其才华不足。再如，杜乂与卫玠并论时，人们往往会对二人进行比较，杜乂被评价为“肤清”，而卫玠却被誉为“奕奕神令”。

李泽厚先生曾指出，魏晋时期人们所推崇的，“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因此，形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中的核心议题，体现了中国文化重精神而轻形式的特点。养生、书法、绘画等都强调以神为先，如“太上养神”，“神清意平，百节皆宁”。

言意关系亦是魏晋时期玄学探讨之议题。魏晋时期之清谈，常论及言能否尽意，且普遍认为“意”更为重要。得意忘言，见月忘指，我们所讨论的意境、气韵生动，皆是重视事物之本质，即重视其精神层面。然而，精神层面有时难以捉摸，故而我们主张言不尽意，通过设立象征以表达意旨，借助一些具有相似性的意象。因此，形容某人“轩轩如朝霞举”、“如沐春风”，皆是运用意象之表述，旨在言简意赅、言尽意长，引人深思。

（四）玄学

玄学是魏晋名士所倡导的，其在中国历史上备受瞩目。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究其原因，就与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玄学为魏晋士人提供了一颗“玄心”。此“玄心”乃玄远之心，富有超越性。超越了某些社会性的规范和限制，便使得人的精神更加自由、升华。实际上，这种“玄心”在内在精神上与美学、艺术相契合，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也由此得以蓬勃发展。

第二，玄学成为魏晋南北朝士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立身行事独特突出，迥异于前。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始于魏晋时期，其核心思想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个体价值以及自由选择。玄学成为士人价值观的一部分后，他们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注重个性的展现和个人情感的流露。

第三，玄学对魏晋士人之立身行事的影响，除放达任诞，还有清贵简约。这一人格，更具美学精神。魏晋名士们崇尚虚无，并展现出放纵不羁、随心所欲的生活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玄学人生观的影响。

来源：宣讲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