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寒冬的窑洞里，油灯将毛泽东挥毫的身影投射在黄土墙上。当笔尖在宣纸落下“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时，这位深谙中国农村的领导人，却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世界。这份为延安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题词

1939年寒冬的窑洞里，油灯将毛泽东挥毫的身影投射在黄土墙上。当笔尖在宣纸落下“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时，这位深谙中国农村的领导人，却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世界。这份为延安世界语协会题写的墨迹，不仅定格了特殊年代的语言探索，更揭示着中国革命者超越时空的文明视野。

世界语自1887年诞生以来，便承载着打破语言藩篱的理想。20世纪初，当这门人造语言随西学东渐之风传入中国时，正逢新文化运动激荡思想界。蔡元培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程，鲁迅、巴金等文豪积极译介，胡愈之更在上海建立世界语学会。这种跨越地域的交流渴望，在抗战烽火中呈现出新的样态——1938年抵达延安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用世界语写下《西行漫记》续篇；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在窑洞里与学员们研讨语法；诗人萧三将《国际歌》译为世界语版本，歌声随着电报波传向海外。

在物资匮乏的边区，世界语学习却蔚然成风。抗大、鲁艺的课堂上，留着八字胡的教员用粉笔写下“Saluton”（你好），背着步枪的学员跟着重复发音。油印的《延安世界语者》刊物，每期都记录着苏德战况、太平洋局势。当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偶然发现，这些“土八路”竟能用世界语讨论惠特曼诗歌时，惊讶地称之为“黄土高原上的国际沙龙”。

毛泽东的题词恰似为这种文化现象作出注解。他特意选用“载道”这个传统文论概念，将世界语比作“舟楫”，强调其承载革命理想的实质功能。这种思维延续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智慧，却又突破器物层面，直指文明对话的精神内核。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他提及“用世界语架设反法西斯广播”，实践中更支持建立延安世界语电台，向四十多个国家发送战报。

这种语言实践暗合着更深层的文化自觉。当边区政府用世界语出版《中国报导》时，既向国际社会传递敌后抗战实况，又以拼音文字转译《论持久战》等著作。诗人艾青在世界语诗作里写道：“我用异国的字母，拼写黄河的怒吼”，道出了文化主体性与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1940年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代表们热议如何用世界语重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叙事，这种讨论比当代文化输出理论早了半个多世纪。

历史往往在回望中显现其预见性。当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里保存着泛黄的延安世界语文献，当云南驿站的马帮账簿上发现世界语注音时，我们方能理解那代人在闭塞环境中坚持语言实验的深意。他们用二十八字母搭建的，不仅是战时国际统战的信息通道，更是文明互鉴的精神之桥。正如现代语言学家陈原所言：“在窑洞的油灯下，中国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国际语表达体系。”

七十年后，西安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里仍保存着边区版的《世界语语法》。书页间夹着的干枯山丹丹花，与泛黄纸页上的钢笔批注相映成趣。那些战火中的语言实验者或许未曾想到，他们用世界语书写的抗战宣言，早已超越工具理性，成为文明对话的永恒密码。这种在黄土沟壑中培育的国际化视野，恰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来源：视角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