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刘建国，今年53岁，黄土岭村小学唯一的老师。1995年从师范毕业那天，我背着一个帆布包，穿着发白的衬衫，走了四个小时山路才到这个只有一间破瓦房的村小。

如今的乡村教师，谁不想去大城市发展？可偏偏还有人在穷山沟里坚守了28年。这不是故事，这是我的人生选择。

我是刘建国，今年53岁，黄土岭村小学唯一的老师。1995年从师范毕业那天，我背着一个帆布包，穿着发白的衬衫，走了四个小时山路才到这个只有一间破瓦房的村小。

那是个秋天的下午，破旧的教室里连个像样的黑板都没有，墙上斑驳的水印勾勒出一幅难看的地图。十几个泥猴一样的孩子挤在木头长凳上，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来的年轻人。

记得第一天上课，一个叫张有根的男孩光着脚丫站起来，奶声奶气地问：“老师，你会留下来吗？”这话问得我心里一颤。后来才知道，在我之前的三个老师，没有一个撑过一个学期。

穷山沟里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冬天的教室漏风，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我就让他们围着一个煤炉子上课。春天的山路泥泞，有个叫李小花的女孩摔断了腿，我就每天背着她上学放学。

1996年春节前，全村第一个考上初中的张有根，他爸提着一只土鸡来家里。那只鸡在他怀里咯咯直叫，就像张有根考上初中那天兴奋的样子。我婉拒了，张有根爸红着脸说：“刘老师，这是自家养的，你别嫌弃。”

我把他让进屋，倒了杯热茶，说：“有根能考上初中，是他自己用功。您与其送鸡给我，不如把钱存着，给有根买新书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2008年，当年的穷小子张有根从医学院毕业，他爸张老四拿着一个鼓鼓的信封来找我。那时我正在给一年级新生讲课，五十岁的张老四在教室后面站了整整一节课。

下课后，他硬要把信封塞给我：“刘老师，这些年我在外打工，总算攒了点钱。要不是你当年帮有根补课，他哪能考上医学院？这钱你必须收下。”

我把信封推回去：“老张，你忘了我当年说的话了？与其给我钱，不如给有根添几件白大褂。”

2015年，李小花考上重点高中，她爸拎着两箱水果来学校。那个被我背着上学的小姑娘，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看着她爸佝偻的背影，我想起当年他家揭不开锅，我偷偷卖掉自己唯一值钱的手表，给小花交了学费的事。

村里人说我傲气，不近人情。妻子也曾含泪收拾行李：“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那时我指着教室里的课桌说：“每一张课桌下面，都藏着一个孩子的未来。”

日子在平淡中带着希望。直到去年冬天，我查出了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三个月，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还是和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去学校烧炉子。

可这事还是在村里传开了。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推开家门，看见院子里站满了人。张有根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化验单；李小花抱着一摞书，眼睛红红的；张老四举着那个当年我没收的信封，声音哽咽。

那天，全村几百口人在我家院子里排起了长队。他们手里有的提着自家腌的咸菜，有的攥着皱巴巴的钱，还有人带来了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穷山沟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二十八年来，我给过的每一分钱，教过的每一个字，帮助过的每一个孩子，都在这一天聚集在我的院子里。

更让我意外的是，张有根看了我的化验单后说：“老师，您的癌细胞在萎缩。这种情况我只在医学期刊上见过。”

躺在病床上，我终于有时间翻开从1995年就开始写的日记本。那些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每一个学生的点点滴滴：张有根第一次举手回答问题的害羞模样，李小花康复后蹦蹦跳跳去上学的背影，还有那些已经模糊的名字和面孔。

有人问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乡村教师的坚守值不值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一沓沓会计本一样工工整整的日记里，藏在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中，藏在那一个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眼里。

这些日记本，将是我留给黄土岭村最珍贵的礼物。

因为我知道，教育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循环。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希望。

来源：缤纷青山EfQygB